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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定東陵陵寢的選址過程及後期完善--梁雪教授

清代定東陵陵寢的選址過程及後期完善

 

 

 

日期:2009-09

天津大學建築設計及理論研究所 所長 梁雪教授

摘錄《第二屆國際道家學術大會論文集

 

 

 

摘要:

依據近年來的相關研究成果特別是大量的原始皇家檔案研究,論文結合檔案復原了清代定東陵的選址過程,實地勘察記錄,和優化選擇過程,可以發現古代風水師和相關人員如何利用形勢宗風水理論來選擇和完善皇家陵寢的事實,同時可以瞭解在風水理論影響下的實際工程效果。

 

關鍵字:風水,形勢宗,相地選址,定東陵,山向。

 

清代陵寢建築中,建築制度最完備,規模最宏偉的後陵當屬最晚營建的、位於河北省遵化縣的普祥峪定東陵菩陀峪定東陵。普祥峪定東陵為咸豐帝孝貞顯皇后鈕祜祿氏的陵寢,菩陀峪定東陵為咸豐帝孝欽顯皇后葉赫那拉氏的陵寢,也就是後世民間所說的清末慈安、慈禧兩宮太后陵寢。

兩個陵寢位於清東陵中咸豐帝的平安峪定陵東側,東西毗鄰,從現在可以查閱的史料中得知:兩個陵寢于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開始相地選址,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同時擇時開工,光緒五年(1879年)六月定東陵陵寢工程同時完工。這裡,相地選址用時十一年,建造時間六年,耗資巨大。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太后又以修繕為名,降旨將菩陀峪定東陵的大殿,東西配殿,寶城和方城明樓等地面建築拆除重修,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竣工,維修時間長達十三年(圖1)。

對於清代皇室而言,陵寢建設的好壞是關係朝運盛衰、國祚是否綿長的大事,故而其選址標準,選址程式都相當縝密和完善。這裡,各個後陵的選址程式基本與相應帝陵的選址程式相似,需要選派專業風水師或精通風水的官員,會同負責陵寢規劃設計的樣子匠(建築師),以及算手(經濟師),在欽派親王或內閣重臣的帶領下,同赴擬建後陵的陵區,看山勢來脈,尋找落脈結穴的最佳位置,然後模影繪圖,上報給皇家選擇。在這個相地選址過程中,更多地使用了形式宗風水的「望勢」,「尋龍」和「定穴」的方法。

本文根據近年學術界對清代樣式雷圖檔的整理和相關研究成果,依次整理和分析了下列內容:一,清東陵的陵區風水和定陵、定東陵,二,定東陵選址的實地勘察過程,三,對陵區地形地貌的後期完善。四,結語。

 

 

一、清東陵的陵區風水和定陵、定東陵

 

我國古代的風水理論,大致可分為兩個主要流派;

 

一派是形勢宗,以江西一帶的風水師為主,主要關注于陽宅或陰宅(地面建築或陵墓)所依託的山水形勢。

 

另一派是理氣宗,以福建一帶的風水師為主,側重於占星之法和對羅盤的使用與解讀。明清時期,形勢宗風水師因為給皇家蔔建陵寢而興盛,並一度成為社會上的「主流風水流派」。

 

從現有文獻和資料看,供職於朝廷的風水官員主要是按照形勢宗的「形法」理論(圖2),同時結合羅盤的使用來為皇室選擇陵寢地點的。

 

 

(一)清東陵的陵區風水

 

清東陵為清世祖(順治)于順治十三年(1656年)親自卜定,順治十八年始建孝陵于陵區內昌瑞山主峰下。終清之世,清東陵陵區共建有帝陵五座,後陵四座,妃園寢五座,及道光陵廢址,妃園寢廢址各一處,共入葬皇帝五人,帝后十七人。清東陵週邊,尚有親王、公主園寢七座。清東陵陵區包括前圍(墓葬區)及後龍(風水禁地),面積為二千五百餘平方公里,是古今中外占地最大的陵區。

清東陵的主陵為世祖的孝陵,陵寢的風水山向為:南對金星山,北靠昌瑞山主峰。史料中有如下對周圍自然景物的描述:

「陵園吉地,並萃昌瑞一山,其間群峰朝拱,眾水環流,清淑之氣,有獨鐘焉」,「前有金星山,後有分水嶺,左有鯰魚關、馬蘭峪,右有寬佃峪、黃花宗,勢雄脈遠」[1]

 

「金星山特起一峰,豐而不肥,形如覆鐘,端拱正南,有晉笏朝天之勢」,北向昌瑞山主峰「玉階金闕,垣合紫薇」,「峰宛鳳翥而龍蟠,川星而鬥滾」,其餘山水:「前後左右,群山朝揖,眾水分流,紛鬱麗九光之霞,鬱蔥萃萬年之秀」[2]

陵區內方圓數十平方公里的山川景物,皆由金星山和昌瑞山一線相連的山向所扼控,並與由這條山向所統領的山川形勢相配合。

在皇家陵寢選址和規劃中,一條重要原則是:「陵制與山水相稱」,「總以地臻全美為重,不在宮殿壯麗以侈觀瞻」[3]。地面建築的配置要求為:「遵照典禮之規制,配合山川之勝勢」[4],也就是要按照風水地形的總體環境構成,乘勢隨形的加以組織。

 

 

(二)定陵和定東陵

 

清代後陵的選址要求為:後陵必須建置在所屬帝陵的左右,建築形制與規模必須小於帝陵,相應的風水選擇要與所屬帝陵的風水形式統籌考慮,關鍵性原則包括:[5]

 

1、  後陵所選基址所托的「後龍」或「寶山」,

要與所屬帝陵的「後龍」山峰所在的山脈(龍脈)相合。

 

2、  後陵建築群的朝山,

以及權衡「後龍」和「朝山」關係而確定的山向,應該與帝陵的山向保持一致。

 

3、後陵基址的「水法」(內堂水)

即基址格局內的地面徑流,應與帝陵的水體匯合,「外堂水」即陵寢周圍水系也要和帝陵同出一脈,等等。

 

從實際操作上,後陵的選址要符合宗法禮制的需要,要同帝陵建築保持相宜的聯繫,並通過與周圍山川景物的呼應構成明顯的主從,朝揖、拱衛等秩序,強化一種禮制的象徵作用。

咸豐帝的定陵修建按「東西陵昭穆制度」[6]選址在清東陵昌瑞山西隅的平安峪,經過風水師和大臣們的選址,定陵山向確定為壬山丙向,前方朝山以天臺山為朝山。這種佈置向西偏離了其它各陵(以孝陵金星山為朝山)而形成的眾星拱月式格局,其根據是定陵前方遠景上諸山的大小虛實,以「左崇而右實,右勝而左殷」[7]的原則仔細推敲而成。從建成後的實際效果看,陵前的對景諸山在整體感受上達到了均衡和相對獨立,前面朝山在左右砂山和後龍山的襯托之下,遂以山川朝拱之勢,表達出帝陵的尊嚴氣象(圖3)。

在定東陵的選擇時,堪與人員曾先後勘查過定陵附近的成子峪,普陀山、松樹溝、羊腸峪等多處的風水地勢,其中的成子峪地勢雖然有「龍旺穴真」的極佳客觀條件,但因「不與定陵一脈,且在大河以西,將來神路極難會合」而被捨棄[8]

在定東陵的山向選擇和處理時,不僅要與定陵的山向相一致,而且要注意到兩位皇(太)後的實際地位和微妙關係。當風水師和官員相度完定陵周圍的自然環境後,初步確定了普陀山,平頂山穴基為兩位太后的萬年吉地,

 

初取陵寢山向分別為:

壬山丙向子午分金和壬山丙向兼子午分金。

 

很顯然,兩個穴址有高下之分,而且難以平衡慈禧和慈安之間的微妙關係,最後,只好將山向調整為壬山丙向兼亥己分金。[9]

從現有史料看,陵寢選址的確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優化過程和不斷修正的幾個不同階段。

 

 

(三)參與選址的官員和風水司員

 

從現有檔案看,在定東陵的選址和整個營建過程中,同治朝的重臣、恭親王奕都參與其中並是工程的實際負責人。除了一些欽派大臣,參與其事的人員還有精通風水的朝臣和大臣們推薦的風水師。

最早出現在定東陵相度地勢的是兩宮太后于同治五年八月選派的官員[10]

「命大學士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都察院左都禦使全慶、理藩院左侍郎英元前往定陵附近一帶相度地勢」。

據樣式雷在同治五年九月的《堂諭檔普祥峪菩陀峪記事》中[11],就提到五人以上的專業風水師也參與了類似活動:

「四堂在內會商隨帶司員風水,並請訓日期,定於十三日,周中堂派金星榆、劉緒、風水兩位,張(元益),高(士龍);綿大人派德馨、松瑞、風水寬惠;全大人派慶福、德泰,風水寬惠;英大人派奎斌,風水李程萬二;隨同當差」。

在隨後的檔案中,可見一些風水師已被賦予官銜,如在同治六年的《朱批奏摺》記載:「奉上諭,著派恭親王會同周祖培、全慶、英元仍帶堪輿再行前往共同相度,詳細覆奏」。此次隨帶的風水司員包括[12]

「內務府員外郎寬惠、松瑞,禮部主事張元益,刑部主事高士龍,司員刑部郎中德馨,理藩院郎中套斌,戶部主事金星榆,正紅旗漢軍參領得泰。並添派協同相度之軍機章京江人鏡,司見宗人府副理事宗室文華,以及書算人等」。

在同治六年的《相度地勢詳細覆奏摺》中,又提到了幾位複看陵寢選址的風水師,其中有:江人鏡,寬惠,松瑞,張元益,高士龍。

 

 

二、定東陵選址的實地勘察過程

 

 

咸豐皇帝駕崩後,實際掌控朝政大權的慈禧、慈安太后,一面抓緊修建定陵及定陵妃園寢,一面開始張羅選址自己的萬年吉地。早在同治元年正月,恭親王奕訢就曾奉旨卓派雷思起(樣式雷第六代)於定陵附近丈量成子峪,普陀山和松樹溝三處地勢,並測繪昭西陵全樣[13]。後因時局動盪,忙於定陵等工程,至同治五年才開始定東陵萬年吉地的選址。

從現有檔案<普陀山吉地說>,<成子峪吉地說>可以判斷,參與工程選址的一些風水師(張元益,高土龍和寬惠等)正是按照形勢宗的方法和程式即」覓龍,察砂,觀水,點穴」來選擇陵址的。

目前可以知道,具體勘察選址工作包括

點穴志樁

線上抄平

繪圖具說

 

等三個階段,並在上報的奏摺中要附帶各種專業性圖紙[14],而正是這些保留下來的珍貴圖紙和檔案使我們可以瞭解到古代風水師在國家級大型工程中的作用與影響。

下面將選址過程概述如下:

 

(一)同治元年

相關人員第一次赴東陵定陵附近相度地勢,根據樣式房<堂諭檔普祥峪菩陀峪紀事>記載,先後查勘了成子峪,普陀山,松樹溝三處地勢,繪製了三處地勢畫樣,並測出了昭西陵全樣,並均已呈奏,奉旨留中。這次相地初步選定了平頂山,普陀山為建陵地點,兩個陵寢的山向為「壬山丙向兼子午分金」,與咸豐帝的定陵山向基本一致。

 

(二)同治五年

這年八月,相關人員第二次到東陵範圍內相度地勢,選定的定東陵陵寢山向依舊為前次所定的「壬山丙向兼子午分金」。這次隨行的建築師雷思起繪製了大量標有山向的地勢畫樣及丈尺畫樣,並在此基礎上作了初步的建築方案上奏皇家。因在這個方案設計中,除地宮、寶城和方城明樓兩兩並列設置外,將隆恩殿等共設一座為兩陵共用,所以無法得到兩位太后得認可而被否決[15]

 

(三)同治六年

同治六年二月,相關人員第三次赴東陵境內蔔地。

二十日到達馬蘭山谷,二十二日謁陵,經過覆勘,查得「定陵寶山由昌瑞山分支西來至此聳峙而止,以東即羊腸峪,順水峪,平頂山,普陀山四處,均與定陵山勢相連,實出一脈,再東即峪陵妃園寢,應毋庸議。」覆查結果,附近地形有三處被否定,被否定的地形為:松樹溝,成子峪,羊腸峪;否定的理由「或與定陵龍脈不符」,或因周圍的「山水無情」,或不具備後陵的施工條件[16]

這樣,在選址範圍內只剩下平安峪定陵,順水峪定陵妃園寢以東的平頂山,普陀山尚可取用。經風水司員再次覆勘兩處穴位位置,發現兩穴還有「高下之分」,由此提出一種改進辦法:「菩陀峪志椿偏東上移一丈有奇,平頂山志椿下移二丈有奇」二穴始平。

 

兩處陵寢的山向為:

「用壬丙兼亥己丁亥丁己分金,于來龍水法仍屬合局」。

 

此時:

「普陀山坐金星,平頂山坐土星,前有平安嶺作朝山,左右護砂互相環抱,兩穴內堂水均處丁未方與神道水會和,外堂水均出巽方,且與定陵壬丙山向系一脈」[17](圖4)。

 

在上陳檔案中對普陀山的風水評價為:「平安峪之東一裡許普陀山。(為)昌瑞山至鳳台山西峰再抽而起園頂大金星中,腰出天皇龍作水,木廬鞭到頭開口。

 

立壬山丙向,

其龍砂即借鳳臺山右峰所護之脈,

虎砂系平頂山所下之腳,兩面纏護嚴密,

前對天臺山東嶺。

內水由右行過明堂出辰巽方形如負扆,

有壟中峙是為上吉之穴」[18]

 

從留存下來的圖檔來看,這次蔔地的規模較大,所相度的普陀山、成子峪松樹溝三處選址,均留下了大量的地盤樣、色繪地勢丈尺畫樣、地勢尺寸略節,吉地說等畫樣和說帖,使我們可以看到一份很清晰的選址過程。

 

(四)同治六年:欽定吉壤

經過覆勘,基本擇定了平頂山和普陀山兩處為兩宮太后的萬年吉地,同治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四位欽派大臣會同堪輿官員上奏「相度地勢詳細」情形,並恭請皇太后、皇上親臨閱後定奪[19]

其後,慈禧、慈安兩位太后親赴東陵謁陵,並閱視平頂山、普陀山兩處地勢,隨即于同治十二年三月下諭旨:「平頂山改名普祥峪萬年吉地,菩陀山改名菩陀峪萬年吉地,欽此。」

自此,從同治元年正月到同治十二年三月歷時十二年,定東陵的選址工作才宣告完成,足見古代風水師在清代陵寢選址中「三年求地,十年定穴」的良苦用心。

 

(五)同治十二年四月:實地覆勘

兩處定東陵的工程處成立後,即由承修大臣帶領監督、監修、辦事官,以及樣式房匠人及算手等,會同風水官覆勘陵地風水,丈量灰線、抄平、詳定陵寢山向等[20]。在這次覆勘中,在山向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工程志樁得以最後確定。

四月十七日上工後,建築師雷思起發現兩個寢陵的選址志樁仍然不平,於是繪製「志樁中線丈尺圖樣」一張,計畫由魁齡帶領風水司員回京上奏[21]

奏摺報請修改移動志樁分位:菩陀峪往北移七尺四寸,往東移八寸;普祥峪往南移一丈五尺二寸,往西移四尺七寸五分。

四月十九日,在京的兩位親王向皇室遞上奏摺,其中有如下建議[22]

「詢據堪輿司員等稟稱:彼時置樁只憑羅盤遙對安立,此次興工灰線,始知兩處分位猶未能平。丈量普祥峪置樁下移一丈五尺二寸,西移四尺七寸五分,菩陀峪置樁須上移七尺四寸,東移八寸,兩穴始平等語」。

後面寫到:「臣魁帶同堪輿司員張元益、高士龍於十九日啟程進京,以備垂詢」。

後來這個實際建議得到兩宮太后的批准[23](圖5)。

 

 

三、對地形地貌的後期完善

 

現場考察定東陵陵寢的外部人工環境,可以發現比較完美的後山、朝山和砂山等風水元素,實際上,這種人工環境與自然環境的配合,既有對現存自然環境的充分利用,也有建設過程中的人工修補痕跡,其中陵寢前部和左右砂山的營造就是這種後期完善的結果。

普祥峪、菩陀峪兩處陵寢地形未動工時,地形周圍被茂密林木所圍合,環境深幽;自破土動工後,因施工需要,工地周圍有礙樹木多被砍伐,致使吉地周圍的裕陵、定陵營房和裕陵妃園寢等建築日漸顯露,對陵寢的風水形勢有所影響。

由此,工地建築師(樣子匠)與工程住工官員商酌後,擬用工地中遺留下來的廢料,在兩處吉地的東、西、南三面添堆砂山,這樣,既可以減少工程的運輸量,又可以完善陵寢的風水格局。目前可以查到的史料就是欽派承修大臣上呈太后的奏摺[24]

……又吉地東旁系裕陵妃園寢,當未動工以前,林森重迭形勢甚為嚴邃,殆至興工以後,將有礙樹株按段伐除,則兩旁園寢圍牆皆顯露。現在吉地宮牆以次起建,與兩旁園寢圍牆近若咫尺,恐不足以重尊嚴,詳核形勢似需變通修建。

又各項圈廠成作物料所棄石渣、磚渣、節勝灰子處處堆積,將來亦應起除挪遠。…..不若就近堆培成山以衛外垣,于吉地全域既甚莊嚴肅靜,且複事半功倍。」

「其應堆土山擬于兩處吉地前面泊岸之南,除留禦路位,分東西壘山一道,自廚庫之南向西至裕陵小圈北牆外,堆作娥眉形。

正對宮門處壘為中高山峰,使北向寶山,南遮各圈牆房。

廚庫南牆外至東南角擬另壘南北小山一道,于山南頭作掩映路口。

西南角自匯水河幫,往南至裕陵小圈北牆外亦壘南北小山,並于南頭留作掩映路口。

又東西馬槽溝之外,前曾陳情續估添修南北泊岸一道,原估泊岸均雖為槽外幫在三尺內外,今擬裝泊岸向外多展一丈餘,留出地面亦壘作南北土山,計高在一丈以上,壘成起伏蜿蜒之形」。

對相應綠化的建議如[25]

「所有東西南三面土山之上,均栽以松樹,使青蔥茂蔚,內向朝拱,用壯觀瞻,現擬培壘土山系遵仿裕陵四面砂山規制,可否之處,謹繪圖恭呈御覽,伏侯聖裁。」(圖6

當這份建議得到皇家的認可後得以實施,由此形成一種相對完善的外部空間環境。

 

 

四、結語

 

在古代中國,堪輿作為城市建築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存在了數千年。大到城鎮、陵寢、村落的選址,小到建築內部、外部的佈置,無不可見風水學說的影響。但是在一些重大工程中,如何應用風水原理往往缺乏系統、完整的論據和史料。

通過本項研究可以發現清代後陵的選址原則和要求,從事堪輿的司員和選址的優化過程,可以瞭解當時風水理論的應用和實踐結果。對於我們今天認識和理解這門古老學科極有益處。

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在皇家陵寢的選址中,不僅有形勢宗的作用,也有對理氣宗羅盤的使用;大的方面用的是形勢宗,小的方面是理氣宗。

在相地選址中,主要考慮的風水元素有:後龍,朝山,水系,護砂,山向等,而實際的陵區建設又是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後陵(定東陵)的相地選址中,

既要照顧後陵與帝陵山向的一致,

同時又要

注意後陵本身的明堂大小、施工難度、陵區內水系組織等,

換句話說,在相地中既要考慮風水元素,又要考慮這是一項將要操作的實際工程。

 

歷史上,堪輿學說作為數術中的一種得到統治階層的高度認同,風水師與皇家的互動,使風水師的建議可以逐步落實到工程實施上,並對陵區環境產生實際性影響。

隨著清末以後,西方文化被國人的普遍接受和認可,那些不能完全用科學知識和邏輯解釋的傳統學科面臨著極大的生存危機,如堪輿學、中醫理論等。實際上,歷史上的一些重大歷史工程中無不有著風水師和傳統工匠的巨大作用。

本項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歷史檔案中挖掘這些起過歷史作用的從業人員,可以使今天的我們看到,除了至今可見的一些風水理論書籍,還有著一些在風水理論指導和影響之下的大型國家工程實踐;可以使今天的我們看到:這種理論是如何在實際工程中發揮出左右和優化選址決策的重要作用的。

 

 

五、參考文獻

 

1、王蕾,清代定東陵建築工程全案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天津,

天津大學,20056月。

2、馮建逵<清代陵寢的選址與風水>,載王其亨主編《風水理論

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25月,p138-142.

3、王其亨<清代陵寢風水:陵寢建築設計原理及藝術成就鉤沉

>,載王其亨主編《風水理論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

20025月,p143-178.

4、梁雪,《美國城市中的風水》,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47月。

 


[1] 《遵化通志》卷十三。

[2] 《直隶遵化州志》卷一,李腾蛟撰,乾隆五十九年刊。

[3] 档案:内务府来文,陵寝事务,道光二年七月《绵课等奏恭建万年吉地折》。

[4] 档案:工科题本。乾隆七年六月初七《相度胜水峪万年吉地折》。

[5] 王蕾,代定东陵建筑工程全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天津大学,20056月。

[6] 王其亨《光绪生前择定金龙峪万年吉地的史实》,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第一期。

[7] 档案,《上谕档》咸丰二年十月谕。并见北京图书馆藏样式雷画样的有关定陵山向图。

[8] 档案《宫中杂件》补第23 《风水官张元益等相度双山峪,成子峪,松树沟,宝椅山,侯家山说帖》。

[9] 赵德洵《孝钦后陵寝史料》所录同治五年《张元益等说帖》,同治六年《江人镜等说帖》。

[10] 实录,穆案实录》卷一百八十三,第四十九册,P286

[11] 样式雷图档366-60211

[12] 内务府全宗《朱批奏折》3404-56,礼仪,61

[13] 样式雷图档366-00211 《堂谕档普祥峪菩陀峪记事》:同年元年正月,「奏。奉旨留中。给成子峪、普陀山、松树沟三处地势画样并总图,以及昭西陵全样。」

[14] 同注(5)。

[15] 同注(5)。

[16] 样式雷图档368-239包,《样式房随工日记》;《宫中杂件》补第23包。

[17] 《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备要》卷一。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18] 国家图书馆藏,《菩陀山吉地说》。

[19] 内务府全宗《朱批奏折》340、文件号4-56,礼仪,61;相度普祥峪,菩陀峪万年吉地。

[20] 《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备要》卷一《奏疏》。

[21] 同注(13)。

[22] 同注(20)。

[23] 《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备要》卷一《上谕》。

[24] 《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备要》卷三《奏疏》。

[25] 《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备要》卷三《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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