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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周易"
作者是 樓宇烈 院長   
     
 

談 <周易>

 

 

第一屆國學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代表人
北京大學宗教研究院名譽院長  楼宇烈教授

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哲学网

 

 

 

       《周易》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的源頭之一,經過歷代的發展,人們對《周易》有著各種各樣的詮釋。特別是當《周易》跟預測聯繫在一起,與風水、醫學聯繫在一起,到了近代《周易》又與科學聯繫在一起,因此,《周易》在人們心目中就成了一本萬寶全書,好像什麼東西都可以從《周易》裡找到它的來源。實際上,《周易》到了宋代已不僅僅局限于蔔筮,特別是後來許多對周易詮釋的那些作品出來以後,《周易》已經遠遠超出了蔔筮這樣一個狹窄的範圍,所以我們應該對《周易》從多個方面來理解。 


     

       中國文化的表達方式常常是通過對經典的注釋、演繹來表達它的思想的。通過這樣“述而不作”的一代代傳承下來,就形成了最基本的中國文化的原典。這些原典包括三玄、四書、五經。 
 

 

《周易》溯源 
 

       中國的文化特別是中國這種以人文為特色的文化形成在夏、商、周三代,其實其最終的形成是從西周開始。西周開始逐步形成了一些最根本的經典,這些經典形成了我們整個傳統文化的源頭。

 

       中國文化有一個特點,即孔子在《論語》中講的“述而不作”,我們中國文化的表達方式常常是通過對經典的注釋、演繹來表達它的思想的。通過這樣“述而不作”的一代代傳承下來,就形成了最基本的中國文化的原典,這些原典包括三玄、四書、五經。

 

       其中最早形成的是五經《詩經》、《尚書》、《禮經》、《周易》、《春秋》;魏晉時期隨著玄學的興起形成了三玄《老子》、《莊子》、《周易》;宋代儒學復興形成了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在這十二部經典中,《周易》在“三玄”與“五經”中是重複的,而《大學》、《中庸》是《禮記》中的兩篇,可以歸到一起,這樣就只剩下九本書了。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從漢代以來一直到新文化運動前,所有著作引經據典都離不開這九部書,他們都是以這九部經典為源頭來發揮自己的思想。 


       所以,《周易》是中國文化特別是人文文化源頭的一個重要的原典,經過歷代的發展,人們對《周易》有著各種各樣的詮釋。特別是當《周易》跟預測聯繫在一起,與風水、醫學聯繫在一起,到了近代《周易》又與科學聯繫在一起,因此《周易》在人們心目中就成了一本萬全寶書,好像什麼東西都可以從《周易》裡找到它的來源。

 

       特別因為《周易》向數學發展,它跟預測或算命聯繫在一起,給人們的影響就更大了。一直到現在,很多算命的、測字的也都打著易學的旗號。 

 

       其實,《周易》本來就是算命的書,到了宋代很多支脈發展起來了,人們對《周易》就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宋代理學家朱熹在其《周易本義》中曾經說《周易》是一本“蔔筮之書”。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應該說這是《周易》本來的意思,但《周易》到了宋代已不僅僅局限于卜筮上面。特別是後來許多對周易詮釋的那些作品出來以後,《周易》已經遠遠超出了卜筮這樣一個狹窄的範圍,所以我們應該從多個方面來理解《周易》。 
 

       “變易”描述天地陰陽剛柔變化形成萬物、“不易”指天地萬事萬物形成後有其確定的性質與含義、“簡易”指天地萬物的本性是自然而然的。 
 

 

 

易之三義

 
       “周易”的“易”字,一般以為“易”有三義。首先是“變易”。這應該是“易”的最核心的意義,如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在《周易正義》中就曾指出:“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易”的第二層意思是“不易”,它是“變易”的反面,“變易”是描述天地陰陽剛柔變化形成萬物,“不易”則是指天地萬事萬物形成後有其確定的性質與含義,這就構成了各事物間穩定的關係或規定。

 

        比如說男女、上下的關係就是相對穩定的,當然具體內容則是可以變的。所以,《周易》裡邊講“”,整個宇宙是變化不定的,但形成萬物以後具體事物都是有定位的。這就是“不易”,是說事物都有它的定位。“易”的第三層意義是“易簡”或“簡易”,“簡易”是天地的品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為什麼說“簡易”呢?“簡易”思想與道家思想有相當的關聯。按道家的說法,天地生萬物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天地與萬物的關係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周易》認為天地最大的品質是生生不息,如“繫辭”講“生生之為易”,天地生萬物不是干擾、干涉萬物的活動,而是非常自然的,這種品德就叫“簡易”,也就是天地自然的意思。“自然”這個概念,在中國傳統意義上主要是指“自然而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天地萬物的本性是自然而然的。以上這些思想都是在後來人們在對《周易》的解釋中發揮出來的三層意思。

 

       我感覺到“簡易”不僅僅是天地的品德,可能還包含著對《周易》的爻象和卦象形成是一個不斷簡易的過程這一秘密的解釋。爻像是怎麼來的呢?其實給這兩個爻象畫符號並加上“陰陽”這個名稱已經是後來的事情。我們看到在六十四卦所有爻辭裡只出現一個“陰”字,即“鳴鶴在陰”。所以,《周易》中具有“陰陽”概念是在“繫辭”中才形成的。而“繫辭”則是在戰國中期開始才逐步形成的,所以“陰陽”概念的出現是比較晚的事情。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帛書《老子》,也有《周易》六十四卦經、傳的一部分。1977年在安徽阜陽又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也有《周易》的一些殘篇,後來在上海也出現了陶器上的一些符號。隨著這些東西的出現及其它大量的甲骨、陶器等資料的出現,人們開始把“陰陽”這兩個符號跟數位聯繫在一起。從中人們可以找到比較明顯的從數位到這兩個符號發展的脈絡軌跡。其實這種數位的符號,在這以前很早就發現了,但人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大家辨別不出來。

 

       一些甲骨文專家如郭沫若就稱之為“奇字”,或者是一種部族的族徽、標誌。後來又陸續發現了很多類似的東西,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在陝西周原地區發現一批甲骨上刻有符號,而且還有斷語,這樣一下人們開始把這些與《周易》聯繫起來。人們就發現這些符號原來是一些數位,是占卜用的,這就涉及到中國古代,遇到國家大事,在重大行動之前,如打仗需要卜問此次行動的吉凶。測問的辦法就是卜法,叫做占卜,最盛行的時候是商代。 

 

       甲骨文上有很多的記載:占卜是用龜殼或獸骨烤出裂紋,稱之為“”,其卜法是由專人根據這些征“兆”來加以判斷、說明,並記載在甲骨上。所以所謂卜法就是看“兆”。到了殷商的末年,尤其是到了周代,占吉凶的辦法有了變化,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方法,叫“筮法”。就是用蓍草(周人認為是天生的有神靈的草棍棍),其占卜辦法是對數的計算,這就是“繫辭”所記載的“參伍其變”。

 

       什麼叫占?“繫辭”的說法是:“極數知來之謂占。”就是根據錯綜複雜的數位變化來推測未來如何,這就叫“占”。這樣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到,《周易》的筮法是對數位的一種崇拜。這樣一來,以上疑問就明白了,只是當時大量的占筮沒有留下斷語而已。

 

       但是,計算這些數字有個問題:1至9個數字在一起不好分,於是這些數字就逐漸地開始淘汰、簡化。由於大量的數值寫起來很麻煩,而且數位的組合也是無窮無盡的。就這樣,淘汰到最後實際上只留下了幾個數字:1、5、6、8、9。這樣一來,數值的含義變得越來越淡薄,就成了奇、偶數了,最後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1、6代表數性。

 

       比如,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六爻,但“乾”卦還有用九、“坤”卦有用六就是痕跡,我感覺到這個痕跡,恰恰說明我們現在稱之為陰陽爻的符號是從6、1這兩個數字演變來的,而1之所以稱為9,是一個始與終變換問題。可見這是一個數值慢慢沒有了,奇偶數性也減弱了,變成抽象性的符號的過程。

 

       安徽阜陽、馬王堆帛書等出土的帛書符號說明了當時陰陽爻是怎樣畫的:∧、┙┖,符號的波折被一步步地拉開,最後拉直了,成為現在看到的。總之,這是一個抽象規範化的過程,可見爻象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簡化數位為抽象符號的過程。所以,我們要清楚《周易》是一種筮法,是對數字的一種崇拜(即古人認為其中有一種神秘的能量,能預測未來吉凶)。

 

       講到卦象,一般講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而卦辭則是對整個一卦的斷言,掌管記錄的長史一年一總結,將預測得較准的卦爻辭記錄下來,不准的則被淘汰,這樣就慢慢形成了現在的卦爻辭。 
 

 

卦象卦辭

 
       講到卦象,一般講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而我們看到所有數位卦大多數都是6個數字,少量的是3個數字,那是因為上下兩個數是一樣的、重複的。從中我們可以推測一個卦應該是6個數字,那麼它在什麼情況下才可以只剩下六十四卦?只有剩下兩個符號反復排演,才只能是六十四卦,這就是六十四卦的形成。

 

       從現在考古資料來看,是先有六十四卦,然後才有八卦,可見“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只是一個傳說。那麼六十四卦次序如何排列?今天我們看到的排序也是到了很晚才有的,而且排列方法也不同。

 

       從流傳下來的《易傳》看,至少有兩種意見:一個是“序卦傳”提供的方法,就是今天我們通常看到的,這種排列法似乎更強調卦與卦之間的內在關係、意義以及卦象上的關聯,如卦與卦之間一般是兩兩相對。另一個排列方法我們從“雜卦”中可以看到,它的排列原則是“二二相耦,非覆即變”。又如,馬王堆帛書周易中六十四卦的排列,基本上是按照八卦次序,先排出上卦次序,然後依次再配上下卦,共分八組,與現在我們看到的順序完全不一樣。 

 

       以上多種方法的卦序排列是先人根據卦的含義及卦象關係構思出來,這種構思是多種形式的結合而不是單一的。今人接受的排列順序可能在內涵上更有吸引力,如“乾”天“坤”地產生萬物,“屯”則代表萬物生長,“蒙”代表發育萬物,並能與啟蒙、幼稚教育聯繫起來,以發揮出“養蒙以正”等一番道理;六十四卦下經首卦“咸”卦,代表“和”,代表夫婦之道,所以它是有這些人文的道理貫穿其中。 

 

       六十四卦的卦辭是對整個一卦的斷言,爻辭則是對每一爻意義的斷言與解釋,如“乾”卦,卦辭是元亨利貞,爻辭是初九,潛龍勿用……用九,見群龍無首,吉。都與龍有關。但也有很多複雜的變化,其中數性還是起作用的,所以有很多變化。有的判斷根據本卦,有的則根據變化了的“之卦”,數的排列還是在起作用。 

 

       卦爻辭從何而來?我們根據《左傳》、《國語》這些文獻裡的記載,是由記錄卦象的人記錄在案,記錄的內容因不同情況下不同的理解而卦爻辭都是不一樣的。掌管記錄的長史一年一總結,將預測得較准的卦爻辭記錄下來,不准的則被淘汰,這樣就慢慢形成了現在的卦爻辭。所以從《周易》說來,卦象與卦爻辭都是當時占筮時記錄下來的情況,就其本身來講它就是一本卜筮之書。 

 

       但是,後來人們對這些東西從理論上加以發揮,就形成了所謂的“十翼”,即“繫辭上下”、“說卦”、“彖上下”、“文言”、“雜卦”、“大小象”、“序卦”。

 

       《周易》經過這些發揮就不僅僅是一部卜筮之書了。後來,這些發揮就逐步形成兩大派:一派著重講義理之學,一派著重講象數之學。所以我們看到在漢代象數學與天文、氣候、節令等大量地結合在一起,也跟人事、社會命運、個人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更多的是對過去的推斷與對未來的預測。而義理學則著重于《周易》思想啟示的哲理,所以講義理的一般不講象數。

 

       因此,把握《周易》的根本精神,通過卦象的變化思考天、地、人三才運行的規律,是《周易》的根本精神。“繫辭”講:窮則思變。窮跟通達相對。“窮”,窮困,主要指人的一種境遇,變了後就能通。所以通過《周易》,可以瞭解天地變化。慢慢地陰陽概念也吸收進來,“繫辭”裡講,“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不測之謂神”。在宋代,張載解釋“鬼神”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這就是說,“鬼神”是陰陽二氣本來具有的自然狀態。 


 

       所以我們對《周易》的理解與把握,更多的是從“變易”這個意義上把握。《周易》有一卦叫“恒”卦,“恒”是恒常,《周易》講“恒”不是不變,而恰恰是只有變才有恆常的這一道理。一個事物要延續下去就要適應不同時間段的環境,而只有有所變化才能適應,適應了才能延續下來,否則就滅亡,所以要想恒常就得不斷變化。後來宋明理學家也著重發揮了這一思想,如二程中的小程(程頤)就繼承、延續了王弼的思想,也是一掃象數之學,強調義理之學。

 

       南宋朱熹也講義理,而其興趣更多的是在象數,有時與其弟子用象數亂推測。當然,象數學也有很大貢獻,但如離開《周易》“變易”這一核心,想尋找一個不變的永恆,就會背離其基本精神。所以學習《周易》的目的是來開發我們的智慧,而不是去附會很多東西。很多人把《周易》與現代科學結合,用心不能說不好,結果卻糟糕。如電腦二進位數字學,很多人說萊布尼茨的二進位數字學是受《周易》思想的啟發,事實上不是如此。他在看到《周易》之前就推出了二進位,傳教士傳去《周易》後他確實是感到很興奮,以為找到了知音。我們不能說陰陽二爻就包含了二進位思想,只是說萊布尼茨感到其思想得到了印證而已。

 

       正解《周易》,從中審視現今社會的弊端以及反省個人本身,于世於人,都將有不少收穫。 
 

 

吾解易辭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往往看到易學研究者認為《周易》包含著宇宙大爆炸、黑洞理論的圖式,這樣是想把《周易》的身價提高呢,還是把《周易》變成一本無所不包的“萬全寶書”呢?我們不能否認《周易》能夠啟發新理論,但這與《周易》本身有這些理論是兩回事。 

 

       從古到今發揮《周易》思想的著作不知有多少,這裡只是簡單提《周易》裡幾個對我們有啟示的幾個方面。 
 

       《周易》中講“物極必反”,即什麼事都不能過頭,如“乾”卦九五爻爻辭: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吉。九五爻是君主之象,最好。而上九爻爻辭:亢龍有悔。位置太高了,所以物極必反。但另外一方面,倒楣到頭了也會變得亨通,“否極泰來”,這與“物極必反”是相反的。當然不一定事事都是如此,但這裡表達了事物總是由量變到質變的,剛開始時微小的變化看不出來,但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質的變化,這種思想是值得注意的。

 

       又譬如《周易》中講到“陰陽互補”、“剛柔相濟”的思想,事物總有它對立的兩個方面,但兩者並不是相互排斥而卻是相輔相成的。相濟也好,互補也好,實際上說明了這兩個東西不能失去平衡。事物的最終發展需要打破平衡,但永遠打破平衡事物也不能發展,它只會在原地不斷地變化。其實這個道理也很簡單,簡單講每一事物都有陰、陽兩方面,這兩種勢力不平衡就要出問題,每一個人的病是陰陽失調,一個社會得病也是陰陽失調,所以這種思想也很值得我們注意。 
 

 

       《周易》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思想:“時”和“中”。《周易》中這個思想相當普遍,當然主要體現在《易傳》“彖辭”、“文言”中,其提出其實也是與卦象有關,如“中”就是“位”的問題,每卦六爻有初,二……上共六個位,其中二、五是中位,但它也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化的,相對上下變化的兩爻位而言中位總是相對的、有變化的。在“中位”中體現了一個“正”的思想,“彖辭”講“中以行正”。“中”又常常跟“時”結合在一起,如“蒙”卦“彖辭”講:“蒙,亨,以亨行時中”。所以時(即機遇、環境、某一種時機)與中常聯繫在一起,一個再好的位如不合時機,也不會得到吉的結果。

 

       《周易》中到處強調“與時偕行”,現在講“與時俱進”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常有這樣的經歷:有時我們想做好一件事,但效果往往很壞。比如說關心朋友、同事,可是他們不但不領情還有一肚子意見,這時我們不應該怪別人,而是要反思自己做的是不是恰當、是不是時候,好心不一定合時宜啊。所以做每件事都要考慮動機與效果,所以很多好的思想,如環境還不允許,就不可能實現,這就要掌握好時機。 


 

       《易傳》很多地方講“”字,“和”永遠是中國人追求的理想境界與理想社會,“乾”卦彖辭指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貞。”這是講事物都應得到它應該所具有的品性,那麼就會達到“太和”的理想狀態。如果我們遊覽故宮會看到有三個殿與“和”字有關:太和殿、中和殿與保和殿。“和”字還意味著寬容、包含與多元的並存,和而不同。

 

       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不是大家都要成為一樣的意思,而是每人各在其位、各如其份。“和”不是讓大家都一樣,而是包括差異、不同,在矛盾、衝突中來協調平衡,“和”不是抹殺矛盾,而是雙方互不放棄自己的觀點,“和”是互相理解。在中、外對話中,往往中國人喜歡簡要,西方人喜歡繁瑣,這是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果強要別人認同你,那是在為難別人。和諧不是要求我與對方的觀點都一樣,不是抹殺矛盾和分歧,而是在其中求得相互的理解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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