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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龙场《易》论的思想主旨
作者是 朱晓鹏教授   

王阳明龙场《易》论的思想主旨

 

朱晓鹏

  一

  人们都知道,王阳明通过其著名的“龙场悟道”而开始了其心学体系的理论建构。那么,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怎么发生的呢?其所悟的又是什么“道”?
  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比较熟知的说法是《王阳明年谱》里所记述的,即王阳明远谪龙场后,“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王阳明全集》,第1228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其实,《王阳明年谱》里对王阳明“龙场悟道”的这种描述,并不甚准确,因为它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它把王阳明对“生死之念”的破解与王阳明的悟道剥离了开来,当作两件事,并明白地把王阳明龙场所悟之“道”确定为是“格物致知之旨”;二是把龙场悟道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忽中夜大悟”的顿悟,而不是一个有着不同阶段的思想发展的连续过程。
  而实际上,据王阳明自述:“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1254)又据黄绾《阳明先生行状》中云:“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为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复何计?’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只求诸静一之中。”(1408-1409)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所谓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在某一深夜猛然顿悟的结果,而是一个通过长期渐进的思想积累(“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而达到“忽中夜大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在内容上首先甚至主要涉及的是对“生死之念”的突破。的确,对于因伸张正义而获罪下诏狱,后被远谪生存条件恶劣之地,又仍然可能面临宦官刘瑾派人追杀,时时处于百死千难的危困之局中的王阳明来说,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对生死的忧虑自然难以释怀。也可以说,此时王阳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安顿一己之身心,即其人生的进退、生死问题。所以黄绾记述“公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人在居危处困之时,往往会想到进退问题,而生死是人生最大的进退问题,于此时最难抉择又最不能不作抉择,即使圣人也不能免除,所以才有王阳明所谓“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追问。显然,后来也正是因为这种人生的进退之道、“生死之念”问题得到完全破解,真正超越了生死的挂念,将自己的身心安顿下来了,把世间的一切都放下了,王阳明才真正得以“悟道”。可见,王阳明“龙场悟道”首先是悟进退之道、“生死之念”,然后才能透升上去达到对天理、性命的彻悟。正因为有这种心与理、人道与天命的贯通,王学才又是所谓“尽性至命之学”。对此,王阳明后来曾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108)王阳明曾多次强调自己所悟“良知”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1279),他的弟子也追忆其师“谪居龙场,衡困拂扰,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1357),这些记述当非虚言。
  那么,“龙场悟道”这一重大思想转变和突破是怎么实现的呢?我认为王阳明对《易》理的研究体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据王阳明自述,他到龙场后首先是读《易》、“玩易”,居“玩易窝”。(897)就是说,王阳明正是借助于读《易》解《易》,深刻地领会了人生的进退之道,破解了“生死之念”,才最终为透悟本体之道奠定了基础,或者说其本身就构成了“龙场悟道”的重要内容。王阳明的这一重要思想历程,我们可以从他在到龙场前后与《易》的几次重要接触中看出来。
  现存所见王阳明直接与《易》发生关系的一些最早文献,正是王阳明结束其青年时期以后从初入仕途到龙场的几年间。通过分析、解读这些材料,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他似乎都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去涉猎《易》理,因而会特别关注《易》的进退之道,把易学当作处于危困局面时究疑决策的有效工具,并进而领悟天道、人生的生死存亡之本、消长变化之道。
  正德元年,王阳明因以谏忤旨而下诏狱。他自述道:“正德初,某以武选郎抵逆瑾,逮锦衣狱,而省吾亦以大理评触时讳在系,相与讲易于桎梏之间者弥月,盖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884)为什么在如此的逆境中,王阳明还能与狱友相与讲易不怠,以至乐而忘囚呢?他在狱中写的《读易》诗云:“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数。……《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具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非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675)《易·遁》九四爻辞曰:“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周易正义》,第48)其意为君子当退则退而获吉祥,小人则难以做到。《易·蛊》上九爻辞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则也”(同上,第35),此即退隐以高尚其志之意。显然,“玩易”给逆境中的王阳明指示了一条通过退隐以心安自全,以至可以乐以忘忧的途径,因此深得他的心许。
  《王阳明年谱》等又载其赴谪龙场前先至钱塘,想回家省亲,因避刘瑾祸害逃至闽界,在武夷山拟“远遁”时,遇寺中旧识铁柱宫道士劝阻,并为之占筮,得《明夷》卦,遂决定赴谪。(1227-1228)这说明王阳明在这种人生重大的进退之时是信奉了易道卜筮才毅然赴谪的。检查《易》之《明夷》卦的意蕴,就不难理解他的这种选择。《明夷》卦之卦辞、彖辞谓:
  明夷:利艰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周易正义》,第49)
  此卦义为由于世道黑暗,昏君在上,贤能之士会受损害,就像“明入地中”,太阳沉入地下,光明受到损伤一样。但是,君子若能于艰辛之中坚守正道,却又不轻举妄动,“内文明而外柔顺”,便仍有望逢凶化吉。显然,此卦给王阳明的启发是:一方面,处于“明夷”这个正义被残害的黑暗时代,要晦藏明智而不予显露,唯有退避以先求自保;但另一方面,退避不是简单的隐遁,而是要像箕子一样,在暴虐黑暗中仍能刚正不阿,不伤其正义之心。因此,身处“明入夷中”的君子,要坚持在艰难中维护正道(“正其志”),在“自晦”中保存光明的希望,以待时局的发展,转危为安,变黑暗为光明。“明夷”卦的如上意蕴无疑为处于困境中的王阳明指出了一条解除心结、恒定心志、毅然赴谪的进退之道,使其在逆境中看到了希望,也确立起超越于个体的得失荣辱的困扰,而必须奋然担当的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正因此,王阳明不仅最终作出了放弃隐遁这样一个标志着人生重大转向的决定,而且决意以知难而进的积极姿态和不以险夷为念的超然气度重返凡俗世界:“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684)这种明确的思想转向,在他随后赴龙场前归越省亲时为徐爱等弟子作的《别三子序》中就有典型的表达:虽然自己确有曾点之志,“归隐之图”,但面对“圣学几于息矣”的局面,自己又不能不“思起而兴之”。(226-227)此时王阳明虽“蒙大难”而仍“内难而能正其志”,不能不说是易道给了他智慧和力量。
  王阳明刚到龙场时,因没有现成的房屋可住,只得居一石洞中,并在其中思索易理,因此名之为“玩易窝”。他自述:“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876)王阳明作的《玩易窝记》云:“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联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897)由上可见,王阳明到龙场后首先是通过思索易理进一步安顿了自己的身心,整合了自己原有的儒、道、释的思想资源,最终实现了思想的重大突破。换言之,在王阳明的生命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所谓“龙场悟道”,其根源处即在于“所以终吾身”的易学。《易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文王拘而演《周易》”,王阳明居夷穷厄而读《易》,并由读《易》而领悟到拟诸自然万象、弥纶天地之道的“三才之道”,以及由此推测人事吉凶顺逆的天人一体之学,反过来引领其由天道贯通于人道,破解人生的生死进退之惑,并进而透悟一切存在之本体、万物消长变化之理终不外于心,易道即心之阴阳动静之自然流行的心学至奥。所以李贽说:“先生之书为足继夫子之后,盖逆知其从读《易》来也。”(1603)真乃一语点出了王阳明学问之大本大源。今研究者亦认为:“阳明之学问气象,可谓悟于《易》亦终于《易》,其一生传道说法,单以心学、理学范畴解析,常有难晓处,若以易道观之,则浑然一体,圆融无碍。”(温海明)此可谓得王阳明学术渊源之语。
  总之,从王阳明龙场前后与《易》的这些接触情况来看,其所谓“玩易”即对《易》的解读领悟,对其在面临危困之境时作出正确的抉择起到了极重要作用。而《易》在王阳明的几次人生关头所起的具体作用,正是指导其充分认识变化消长之理、人生进退之道。而这种思想在阳明龙场《五经臆说》及《玩易窝记》所论易学中表现最详,下面对之作具体阐述。

  二

  王阳明于龙场“忽中夜大悟”后,“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1226)据《五经臆说序》自述,当时“日坐石穴……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夫说凡四十六卷,《经》各十”。(876)①可见说《易》本有十卷。然而《五经臆说》中后来保留下来的易论只有三卦,其余大约都已被王阳明自己付之秦火(976),因为王阳明作此五经说,只为证己之见,是为“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以娱情养性焉”。(876)此目的既已达到,就可以学道家“得鱼忘筌”之法,写完后不仅不想刻意留存,反而因“不愿以知解接人”,故付之秦火,仅留残稿十三条。
  《五经臆说》中所存《周易》三卦分别为《恒》、《遁》、《晋》。王阳明对这三卦的解说是专就其卦辞、彖辞与象辞而发论,并借天道以明人事,而不像他后来论易多就易理释其致良知之旨。
  我们都知道,《周易》古经本来就是包括儒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共同源头之一。它通过作为古代中国人长期的卜筮经验积累结晶而成的开放而互通为一有机整体之六十四卦符号系统,借助于爻的变动性与爻变而致卦变这一事实,揭示了宇宙自然中动静结合、变动不居、因缘变化的繁复无穷的世界图景,并以天人合一之学,以天道达致于人道,彰显天人万象一体无隔、生机盎然、流变无限的生命意义。《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王阳明说:
  夫易,三才之道备焉。古之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观象玩辞,三才之体立矣;观变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898)
  王阳明龙场读《易》,正是通过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以达体立而用行、天人感而遂通之境。如果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是创造了一个以易解世界的“三才之道”模式,那么王阳明读《易》玩易则是借易来启悟己心,在易道中化解自我存在的困惑,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在王阳明的解读视域中,龙场三卦实际上可以组成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意义整体,而且正可以借以说明和启示他当时所处的境遇,化解其危局。王阳明龙场读《易》所悟之道,既是天道,更是人道,是人心中的天道,因此他说:“由此而论,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同上)意即君子能通过玩易而洗心斋戒以进入洁净精微、感而遂通之境。易道的这一通天人、启人道的功用,也就是王阳明后来所说的:“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尚有涉,惟天不容伪耳。”(102)王阳明龙场易论中这种问诸天人以求决狐疑、开阔心境以恒定心志、明进退以视险若夷的积极乐观精神,在其《五经臆说》中所存的三卦中有具体体现,下面详加阐述。
  1.《五经臆说》所存第一卦为《恒》卦。王阳明对该卦的解读实际上首先表达了自己从形上学的高度对宇宙万物的存在本质的理解,并以此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合理性根源。《恒》卦揭示了“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的性质。《周易折中》引徐几的话说:“恒有二义,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也就是说,“恒”含有两方面的意蕴:一方面,自然界是变动不已的,“雷动风行,簸扬奋厉,翕张而交作,若天下之至变也。”(979)天地之所以能长存,万物之所以能昌盛,就在于其有消长变化、生生不已的特性,故“常之道,非滞而不通、止而不动之谓也。是乃始而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周流不已者出”(978)。另一方面,“所以为风为雷者,则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979)雷动风行、变化不已之中,必有不可变之“常”,而这又正是天地万物、四时能消长不变、生生不已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保有这一常久不已的局面,就要保守这个“常”,这就是守“贞”。王阳明说:“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无不贞也。”(978)
  《恒》卦所阐发的恒久之道,是《易经》哲学思想体系中极富有形上智慧的理论,而落实到人事上,全卦的大义就是“人贵有恒”。只要真正懂得恒久之道的精髓,即持中守正的不易之恒与终而复始的不已之恒,并在立身处世时真正持之以“恒”,那就会亨通、无害、利于守正、利有所往。《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正义》,第47)故王阳明说:“以常道而行,何往而不利!”(978)
  我们细读王阳明对《恒》卦的阐发,可以看出他对《恒》卦意蕴的把握正是重在透过雷动风行、消长万变的“天下之至变”,体认其“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的“天下之至恒”,领悟“不已”与“不易”之精义。对于王阳明来说,在龙场这一特定境遇中精研《恒》卦,使他认识到了就像自然万物具有消长变化、雷动风行的生生不已之道一样,人生的吉凶祸福、进退顺逆也是此消彼长、周流不已的,须以平常心处之;更重要的是,个体生命在雷风变动之际,贵在“体常尽变”、守恒不易,从而恒定心志、砥砺心境。王阳明说:“君子体夫雷风为恒之象,则虽酬酢万变,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体,是乃体常尽变。非天地之至恒,其孰能与于此。”(979)故此王阳明强调:“贞,君子之道也”。(907)他希望人们能够体贞守贞、“体常尽变”,以见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由观《恒》所得到的这种推天道雷风之恒以明人道之恒在“不易”与“不已”的体悟,不但接续了来龙场前在武夷卜问《明夷》卦所得的精义,而且对于王阳明在当时龙场的境遇里破解其进退之困、生死之念,进一步恒定守道心志,砥砺“体常尽变”、处变不惊、从容淡定的心境,是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王阳明在通过体悟易道破解了初到龙场时的进退之困、生死之念之后,很快就定下身心,重建了一个自己的生活世界,不仅“结庐而居”、自耕自食,而且读思其间、讲学不辍,深得孔颜之乐,表现了一种进退有度、儒道互补的精神状态和人格形态。
  2.《五经臆说》所存第二卦为《遁》卦,其卦辞、彖辞、大象辞分别为:
  遁:亨,小利贞。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周易正义》,第48)
  王阳明对此卦的疏解最值得注意。《遁》卦最主要的意思是要“退”。“遁”,即逃避、退隐。那么为什么要“退”呢?王阳明说:“夫子释之以为遁之所为亨者,以其时阴渐长,阳渐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遁,则身虽退而道亨,是道以遁而亨也。”(979)因为每当风雷激荡、道不显明之时,“其时阴渐长,阳渐消”,唯有退遁才可道亨。象辞说:“天下有山,遁”。天下无道,阉宦弄权,唯高山峻岭、自然山水之中才为可遁之处。所以此时不但要退而保其身,而且还要能通过退遁“自全其道”,“道以遁而亨”。这种“退”的积极作用,被以《周易》的作者等为代表的古代中国人发现后,逐渐演绎成为一套系统的“退”的哲学,凝结了深刻的辩证智慧,进而被以后的许多诸子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所吸收和发扬光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道家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为大力倡导退遁思想的学派,它从本体论高度对道所具有的“退”以及相关的“柔”、“静”、“雌”、“无为”、“不争”等否定性特质所作的论证,它主张的自然无为、谦下不争、知足知止的处世原则,功成身退、贵柔守弱的价值取向,“进道若退”、以退为进的行动策略,都昭示了一种深刻系统的“退”的哲学智慧。《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第九章)道家不仅主张退遁之道,而且高度肯定了它们作为道的至高德性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但正因为它们是一种至高的德性,所以也就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只有具有深厚涵养和宽阔胸怀的君子才可能真正知而行之。《遁》卦所谓“君子好遁”即为此意。《遁》卦象辞说:“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周易正义》疏曰:“君子能超然不顾,所以得吉。小人有所系恋,即不能遁,故曰小人得否也。”(《周易正义》,第48)君子能懂得舍弃,知行知止,超然物外,所以能当止则止、当退则退,并在退遁中全其身、亨其道,自然得吉。小人往往患得患失,贪欲不止,面临暗藏的危机也难以及早抽身放手,自然容易招祸。王阳明深研易理,且“出入佛老三十年”,对易、道、释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退”的哲学深有体悟,得其三昧,从而使他能一次次地从容应对像“贬谪龙场”、“宸濠忠泰之变”等人生巨变,“以道进退”,“守道而退”。实际上,王阳明从青年时代起,直到其中晚期,几乎都在不断地一次次表达其归隐的意愿,并且曾经多次从单纯的归隐追求转向真实的归隐生活。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有较为浓郁的出世归隐之愿;归隐不仅已经成为其一生中经常的最重要的生活实践之一,而且已被当作其一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已形成一种可谓其终生具有的“隐逸情结”。而谪居龙场使他获得了一段真正的遁世生活,尽管这种遁世生活带有某种强制和无奈。结合王阳明在龙场的境遇,此时正是阴长阳消、不得不退之时,确实宜于在退遁中全其身、亨其道。王阳明在龙场通过解易,以易理解悟人生,不仅深切地体认到了“退”的必要性,能“知进知止”,而且坚持了“以道进退”,使自己在“退遁”中亦能保持“道亨”,即以退为“自全其道”的策略。
  当然,真正的君子并不满足于退以全其身,而是进一步追求“身虽退而道亨”。因此君子于退遁中也要“与时消息,尽力匡扶,以行其道”。这是王阳明在阐发《遁》卦易理时所大加发挥的一层新义,也是其思想特质的典型表现。王阳明说:
  君子虽已知其可遁之时,然势尚可为,则又未忍决然舍去,而必干遁,且欲与时消息,尽力匡扶,以行其道。则虽当遁之时,而亦有可亨之道也。虽有可亨之道,然终从阴长之时,小人之朋日渐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则小人将无所容,而大肆其恶,是将以救敝而反速之乱矣。故君子又当委曲周旋,修败补罅,积小防微,以阴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乱。(979)
  在王阳明看来,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抱负的君子即使身处退遁之中,也时时不忘应负的责任和怀抱的志向,不惜“委曲周旋,修败补罅,积小防微,以阴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乱”。退遁于山水自然之中,不仅仅是为了一己的自全保身和适意自得,更不是消极的悲观厌世,而是为了“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以另一种方式“行义以达其道”。像王阳明在龙场谪居和嘉靖元年以后归越的六年隐居生活,就以自己的方式尽力匡扶正义、以行其道,如授徒讲学、教化民众、调解政务、开悟心学等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王阳明谪居龙场的生活实际上是一段实实在在的“遁世生活”,它既体现了王阳明对圣学的执着追求,又充满了道家式的洒脱意趣,达到了一种儒道圆融的人生境界,故此王阳明将其称为“吏隐”:“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702)
  中国古代的文人学者有不少具有隐逸倾向,往往表示出对官场和仕途的厌弃,而“最羡渔翁闲事业,一竿明月一蓑烟”(756)的隐逸生活。但他们的真正归隐往往不是主动作出的选择,而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隐。这种危难困厄之中的退隐,最令人担忧、可怕的往往不是退隐本身,而是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负效应,如对手的乘胜追杀、落井下石,世人的趋炎附势、冷落嘲笑等等,这些都会导致士人们所谓退隐山水田园实际上只是“心向往之而鲜能至”。像王阳明的友人李梦阳、徐昌国等人,虽然在诗文中表示退归山水自然是人生的最大乐趣,但在仕途失意、退处山水后往往不能真的做到心境悠然,体会孔颜之乐,而只能靠饮酒或沉迷于养生来舒解心头的苦闷,更无从谈到在退遁中仍不忘匡扶正义、力行其道,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可见,像王阳明这样能在退遁之时见有可亨之道即予尽力匡扶,才是君子之退遁。而这也正体现了王阳明不同于一般的儒道人物之处,或者说正表现了其融合儒道的人格结构和价值取向。
  正因为如此,在王阳明看来,君子之进退总是“与时消息”的结果,根据时势情景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种“隐”可称之为“时隐”。孔子就主张这种“时隐”。(参见刘纪曜,第296)孔子称赞蘧伯玉说的“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正是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时隐”的生动体现。孟子因此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即善于审时度势的圣人。(《孟子·万章下》)《周易》之理最重变易,以为天地之道尽显于生运无穷之中,时移势异,讲退有别。所以王阳明认为,能懂得这种进退之道的即是“时中之圣”:
  夫当遁之时,道在于遁,则遁其身以亨其道。道犹可亨,则亨其遁以行于时。非时中之圣与时消息者,不能与于此也。故曰:“遁之时义大矣哉!”(979)
  君子之退遁乃“时中之圣与时消息”,以至能“遁其身以亨其道”,此谓“遁之时义大矣哉!”
  3.《五经臆说》中所存的第三卦为《晋》卦。《晋》的卦辞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晋》之彖辞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其象辞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周易正义》,第49)周易《晋》卦实际上主要是讲“仕进”之道的,故曰“晋,进也”。“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即“明臣之美道也,柔进而上行,君上所与也,故得厚赐而被宠也”,以至“一日三接”也。(同上)但王阳明对《晋》卦的理解有自己的侧重点,首先是他十分强调“柔进”,即因明出地上,诸象不显,尚须“柔进”,不可急进冒进。王阳明说:
  初阴居下,当进之始,上与四应,有晋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进,不暇与初为援,故又有见摧之象。当此之时,苟能以正自守,则可以获吉。盖当进身之始,德业未著,忠诚未显,上之人岂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于求知,则将有失身枉道之耻,怀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来必矣。故当宽裕雍容,安处于正,则德久而自孚,诚积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980)
  一个人在进身之始,“德业未著,忠诚未显,上之人岂能遽相孚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于急进冒进,“则将有失身枉道之耻,怀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来必矣”。为了避免“悔咎之来”,“当此之时,苟能以正自守,则可以获吉”。在传统政治的格局中,个体士人的仕进之路主要操控在少数统治者手里,而这些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往往喜怒无常、随心所欲、翻云覆雨,“晋如摧如”,任何要求仕进甚至想有一番作为的士人,虽有晋如之雄志,也必须深怀戒慎之心,柔进上行。在王阳明看来,当此之时,若能保持一种超然静定的态度,“宽裕雍容,安处以正”,则不仅可以无咎,还可期望“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由此也引出王阳明解《晋》卦的第二个关注点,即“自昭明德”。王阳明阐释《晋》卦象辞时说: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体本无不明,故谓之大明。有时而不明者,入于地,则不明矣。心之德本无不明,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之出地,日之自出,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同上)
  君子无论身处退遁还是当进之始,均须有雍容安处、以正自守的心境,因为“当宽裕雍容,安处以正,则德久而自孚,诚积而自感”,自昭而明德,所以君子之进异于人进之处,正是“自昭明德”。孔子所谓“隐居以求其志”,《晋》卦象辞谓“独行正也”(《周易正义》,第49),也是表达此意。王阳明于龙场不坠君子身处荒野、心在庙堂、以达“致君行道”之志,终得以阐明“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的基本结论,不但使其体认了由“明入地中”之困厄之局如何达到“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的道亨之境,成为“时中之圣”,而且凸显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主体性意识,实为其心学的创建又奠下了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同时,王阳明的龙场《易》学也提供了一个易学的心学向度的诠释样本,开启了王门以心解易、以易证心的“心易”之学。

  三

  总之,龙场三卦甚能体现王阳明当时在龙场的真实处境,故其“臆说”不仅对此真实的生活世界作了阐释,而且为其在贬谪龙场如此困厄的险境中退遁于荒野,以寻孔颜之乐,安处以正,体常尽变,自昭明德,以行其道,最终贯通天人,进退自如,以成“时中之圣”,提供了精神的导引。此正合《易传》所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易传·文言》)王阳明明此易理,不但从此像一个得道者一样真正知进知退,一次次指导自己顺利地度过了仕途人生中的“百死千难”——王阳明在多年后的“宸濠忠泰之变”时就写诗肯定了自己“玩易”所得对度过此“百死千难”的重要作用:“我昔明《易》道,故知未来事。时人不我识,遂传耽一技”(778);而且使他在进退之中都能“以正自守”、“以道进退”,充分表现了一个旷世大儒对良知的坚守和对一己的生命价值的最大开发。可见,王阳明通过在龙场解读古易,以易理来解悟人生,的确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对人生进退的理解和把握水平,为其“龙场悟道”及其相应的巨大思想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形上学基础和丰富的思想内涵。王阳明对自己的这种巨大思想转变曾作过形象的自述:
  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897)
  王阳明通过演绎易理,洞察天道自然之奥秘,并推天道以明人事,进而引向对人生的解悟,达到了“体常尽变”、“视险若夷”、“身遁道亨”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上的提升和贯通,一方面无疑会引起其自我精神上的巨大蜕变,无异于一场身心的新生,真正从理论上充实和完成了“龙场悟道”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它也为王阳明在龙场及今后的人生旅途中努力安顿自我、开发一己的生命价值、完成立足于己心之良知的心学体系的构建和文武事功的实践、乐以忘忧而不知老之将至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也进一步铸就了王阳明中后期亦仕亦隐、亦道亦儒、亦高远亦丰实的人格结构和人生理想。正像王阳明自己在《玩易窝记》中对易之功用所作的高度赞叹一样:“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钱德洪在辑录王阳明的《五经臆说十三条》时说:“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是矣。”(976)钱德洪所言王阳明“于一处融彻”的就是龙场所悟易道,而其于整个王阳明心学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一斑。
  
注释:
  ①钱德洪辑录王阳明的《五经臆说十三条》,说其著《臆说》“阅十有九月”(976),不知何据。似应以王阳明自述为准。
  
【参考文献】
  [1]高予远,2007年:《王阳明“龙场三卦”臆说》,载《哲学研究》第4期。
  [2]古籍:《老子》,《论语》,《孟子》。
  [3]刘纪曜,1991年:《仕与隐——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两极》,载《理想与现实》(中国文化新论丛书),三联书店。
  [4]《王阳明全集》,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5]温海明,1998年:《王阳明易学略论》,载《周易研究》第3期。
  [6]《周易正义》,1980年,载《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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