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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竹林玄学(2)
作者是 王晓毅教授   

 

《周易》与竹林玄学(2)

 

 

 

 

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晓毅教授

来源: 哲学中国


 

 

 


嵇康没有撰写关于《周易》的专题论文,而汉代易学的宇宙气化论对嵇康哲学体系的建构有直接影响,其中《周易乾凿度》关于“太素”分化为“二仪”的思想学说在嵇康的哲学中有明显表现。他在谈到宇宙发生时这样写道:“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11)“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12)天地万物生成后,有形的大千世界千差万别,而其构造材料,均是无形的元一、阴阳、五行、八卦之气。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如阴阳的升降、动静,五行的相生相克,必然影响事物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卦气的存在,沟通了天人关系,为占卜活动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嵇康运用了元气学说与象数易学理论,作为其命运学说的依据,集中体现在他与阮德如关于“宅无吉凶”的论战文章中。《嵇康集》中收录了这次论战的四篇文章:阮侃《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阮侃《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阮侃,字德如,是卫尉卿阮共的小儿子,西晋时期官至河内太守。青少年时代的阮德如是嵇康最好的名士朋友之一,虽未列入“竹林七贤”,但也是竹林玄学的思想家之一。(13)嵇康喜欢与思想水平相当的知音展开思想交锋,他与阮德如关于住宅与命运的论战,就是其中之一。嵇康与阮侃关于住宅是否有吉凶福祸的辩论,是玄学思潮内部关于命运问题的一次思想交锋。阮侃以理性哲学家形象出现,嵇康则表现出较强的神秘主义倾向。两者虽然在“风水”问题上观点不同,但是易学倾向却是一致的——相信象数与占卜,然而,却互相指责对方不懂“象数之理”。(14)


阮德如在所著《宅无吉凶摄生论》与《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否定了风水决定人们寿夭贵贱的学说。他认为,欲求健康长寿,应当先搞清疾病产生的原因,防患于未然,否则将永远达不到目的。人们不从生命本身的调养入手,反而从毫不相关的住宅、墓地之风水去探求,无异于缘木求鱼。为此他侧重发挥了《周易•系辞》的理性主义的思想因素,作为自己立论的哲学基础,例如,《周易•系辞》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乐天知命,故不忧。”阮侃将这一思想作为顺应生命自然,反对方术的依据:“是以知命不忧,原始反终,遂知死生之说。”(15)又如,他引用了《系辞》的语录,主张君子应胸怀坦荡,效法《周易》的乾坤之道,选择简易的生活方式。“从达者观之,则‘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天地易简,而惧以细苛,是更所以为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故古之君子修身择术,‘成性存存’,自尽焉而已矣。”(16)


阮德如虽然极力主张“宅无吉凶”,却相信通过相宅术,能够预测旧宅吉凶。他指出:新旧住宅与命运的关系,类似占卜的原理:烧灼龟甲观裂纹、揲算蓍草观卦象,可以测知吉凶,但是龟甲蓍草仅仅表达了未来命运的征兆,不能制造吉凶。人为地画出某个吉利的卦象,日后不可能因此顺利;按吉宅规则修建新宅,日后不可能因此得福。
“元、亨、利、贞”,卜之吉繇;繇隆准龙颜,公侯之相者,以其数所遇而形自然,不可为也。使准颜可假则无相,繇吉可为则无卜矣……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为吉凶也。故其称曰:“无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不曰:“遂为来物”矣。然亦卜之尽理,所以成相命者也。(17)


“元、亨、利、贞”为乾卦卦辞;“无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来自《周易•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显然,阮侃并不否认宇宙神秘力量的存在及其预测方法。他认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先天注定的“相命”——胚胎时禀受宇宙精气所形成的“骨相”。而《周易》在宇宙力量与人类之间架起了桥梁,则具有预测命运的功能。居住者的“相命”会使其住宅呈现出吉凶气象,可以通过《周易》或其它占卜方法获得相关信息。吉凶在人不在宅,这是人们观察旧宅能预测吉凶,而以吉宅模式建房不能得福的原因所在。为证明这一论点,他发挥了《周易•系辞》中的象数理论,为其学说中的神秘主义因素提供支持,在《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孝经》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贡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仲由问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兹所谓‘明有礼乐,幽有鬼神’;‘人谋鬼谋’,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无心设《难墨》之说。”(18)


针对阮德如的论文,嵇康著《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和《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予以反驳。他发挥了《周易》关于命运的神秘主义理论和象数思想,作为其立论的基础。他指出,
况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数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论,神而明之,遂知来物,故能独观于万化之前,收功于大顺之后,百姓谓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岂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数者,犹尚滞之;天地广远,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众也。(19)


嵇康认为,冥冥中左右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谁也说不清楚,连圣人都不谈神怪之事,只是在操作层面暗暗使用,何况一般人呢!阮侃断然否定住宅存在吉凶,结论过于武断。因此,他以《周易•系辞》中的“显诸仁,藏诸用”的学说,对阮文进行诘难:“是以古人显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众所共,非故隐之;彼非所明也。吾无意于庶几,而足下师心陋见,断然不疑,系决如此,足以独断。思省来论,旨多不通,谨因来言,以生此难。”(20)


嵇康指出:神秘的方术并非人人精通,因此一些术士运用阴阳五行研究住宅吉凶出现失误并不奇怪,因为连政治法律制度这样显现的事物都会出现疏漏,探讨冥冥中深奥难明之理,失误是难免的。他以《系辞》中关于易道由得道之人展现的思想为依据指出:“世无自理之道,法无独善之术,‘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礼乐政刑,经常外事,犹有所疏,况乎幽微者耶!”仅仅枚举农夫养蚕、播种因迷信而失误的几个事例,就否定阴阳五行与人类吉凶祸福的联系,无异于因噎废食。嵇康声明,他本人无意也无法通过自己的文章说清深奥的命运机理,只对阮侃论文中许多违反常识的或自相矛盾的论点提出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相宅术”、“相命”与“占卜”三者的关系。


论曰:宅犹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为吉凶也。应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无豫,待物而应,将来之兆也。相宅不问居者之贤愚,唯观已然。有传者,已成之形也。犹覩龙颜而知当贵,见纵理而知饿死。然各有由,不为暗中也。今见其同于得吉凶,因谓相宅与卜不异,此犹见琴而谓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纵如论宅与卜同,但能知而不能为,则吉凶已成,虽知何益?卜与不卜,了无所在;而古人将有为,必曰问之龟筮吉,以定所由差,此岂徒也哉?此复吾之所疑也。武王营周,则曰考卜惟王,宅是镐京。周公迁邑,乃卜涧,终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谁定可从。(21)


嵇康上文大意为:阮德如认为相宅术与占卜术相同,可以预知吉凶而不能制造吉凶。其实,两者相似而实质不同。占卜术的原理为:当事物的吉凶还未产生,无形象可查时,通过龟甲蓍草收集未来吉凶的无形的信息,作出预测。观测住宅(相宅)术的原理为:通过住宅本身形象,观察其中已经蕴藏着的吉凶形迹。犹如相面术:见龙颜之相,知其必尊贵;见竖纹入口,知其必然饿死。相宅与相面都有形迹可循,与占卜术冥冥中与无形的未来信息暗合不同。如果因相宅术与占卜术均能预测吉凶而将两者视为一物,犹如见到琴而称之为箜篌那样无知。(22)假设像《论》所说的那样,相宅术与占卜术只能预测命运而不能改变它,那么预测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代圣贤有所作为之时,总是通过龟卜揲蓍作出选择,岂不是徒劳无益?例如,周武王定居镐京,周公迁都洛阳,都通过占卜作出决断。可见古代圣王均认为占测有助于决策,而《论》却认为徒劳,不知谁是谁非。


嵇康则认为,茫茫宇宙间存在许多深奥事物,人类目前所能解释的只是其中极少部分,命运的形成便是其一。对此,不能简单对待。由显入微、由此及彼地研究其内在规律,不为虚妄。强调先天“相命”的决定作用,否定人们后天努力对改变命运的意义,也是错误的。嵇康发挥了《文言》与《系辞》中关于道德行为能够改变命运的说法,反驳了阮侃的观点:“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则古人何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履信思顺,自天佑之’。必积善而后福应,信著而后佑来,犹罪之招罚,功之致赏也。”(23)“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然之分也。”(24)经验表明,命运的形成可能与诸多因素有关,是“相命”“住宅”“占卜”与“信顺”(正确的生存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犹如农夫技艺、时雨、良田,结合在一起才会获得好收成。“良田虽美,而稼不独茂;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相须之理诚然,则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征祥,则弃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则绝阴阳之吉凶;持知力,则忘天道之所存;此何异识时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谷乎!”(25)总之,嵇康认为在“性命”问题这一深奥的学术领域,存在大量未知之“理”,既不能迷信前人成说,也不能局限自己有限的知识,而是应当从普遍经验出发,深入辨析。在这里,嵇康表现出义理易学的理论倾向。
在以往的嵇康研究中,上述与阮侃的争论文章是久被忽视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对全面了解嵇康的哲学思想有不可低估的价值,而且对深化魏晋玄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认为,从思想方法上看,魏晋玄学以本体思维取代了汉儒的象数思维。所谓本体思维,是指将事物分为本(本质)与末(现象)两个基本层次,用“本末”“体用”观点分析事物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整个思想过程注重经验、逻辑,被称之为“辩名析理”。在命运问题上,玄学表现出清醒的理性主义特征,即认为命运是自然而然生成,不可改变、无法深究。学术界关于玄学思维方法与命运观的认识,虽然有不少合理之处,但是流于简单化。从嵇康与阮侃关于住宅吉凶论战的个案看,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首先,嵇康、阮侃的思想方法并非玄学的本末体用思维,而是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他们都力图以深通“象数之理”的思想家形象出现,指责对方“惑象数之理”,所以他们对传统的相命论、占卜方法,都予以肯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然不是易学家,但其易学思想,明显受《周易》的“象数”影响。其中嵇康最为典型。他说:
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干有刚柔,统以阴阳,错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时日是其所由。(26)


从上文看,嵇康所说的占卜方法是“纳甲筮法”。所谓“纳甲筮法”,是西汉象数易学大家京房创造出来的,其理论特点是,提出了“八宫卦”说——依据《乾》《坤》二卦生《震》《巽》《坎》《离》《艮》《兑》六子的说法,将上述八经卦的重卦分为“八宫”,将周易六十四卦按八宫排列,并将天干、地支、五行、六亲、六神以及世、应、身爻等纳入卦中,通过五行生克的演算以推断吉凶。其中干支与五行的纳入是其主要特色。由此对照嵇康对《周易》占卜方法的理解,可以窥见其易学信仰的学派归属。戴明杨在其《嵇康集校注》中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此篇上文‘乾坤有六子’,似言纳甲之法。”(27)


如果扩大研究视野,全面观察魏晋玄学思潮则不难发现,采取本体论思维方法,完全否定鬼神存在的只是某种流派的少数哲学家。象数思维方式作为传统文化,其历史的合理成分自然积淀在广大士人精神世界深层,鬼神意识也作为宗教情感,于相当范围内存在。在正始时期,象数易学影响也并没有因王弼易学的诞生而消失,而是作为这一时期士大夫的普遍知识存在。王弼义理易学虽诞生于曹魏正始时期,但其真正取代象数易学,是两晋之际完成的。从以上对阮籍、嵇康、阮侃的分析看,在曹魏后期的竹林玄学那里,汉代象数易学影响依然强大,与王弼新学保持一致的,只有向秀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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