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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如水“上善若水”的現代詮釋
作者是 葛榮晉所長   

 

 

做人如水“上善若水”的現代詮釋

 

 

 

 

 

中國人民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

葛榮晉所長

 

 

 

 


    在《道德經》一書中,“聖人”是出現頻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共計28次。可見,在老子心目中,“聖人”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老子在《道德經》第八章集中地闡述了“上善若水”理想人格的道德內涵,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八章)俄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托爾斯泰(1828---1910)1884年3月10日在他的日記中,十分稱讚“上善若水”的人格,指出“做人應該像老子所說的如水一般”。

 

(1)、在價值觀上:“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所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說水善於滋潤萬物,普遍地施利於萬物,卻從不為自己爭利益。這是一種只講奉獻、不講索取的崇高精神。它雖“不爭”己利,但在客觀上也能從天地萬物那裏獲取豐厚的回報。由於水以善行恩惠於廣袤土地上的花草樹木,造就了天地萬物共生共榮的優美自然環境,使天空能夠及時地降雨,彙聚到河流、湖泊之中,從而彌補了因空氣蒸發和土地滲透而流失的水分,才使得江河之水不會變成沙漠和戈壁上的“內陸河”,甚至乾涸、枯竭。老子從“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悟到在人生價值上,利他即是利己,奉獻即是索取,施捨即是獲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捨不得。這就是老子所說的“聖人不積(無積藏),既以為人己愈有(既然以“德”助人,己愈富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既然以其“道”施予人,己愈豐足)”(《老子》八十一章)的辯證道理。

 

 

    戰國中山國君有一次宴請都城裏的軍士,在座的唯獨大夫司馬子期沒有分到羊肉湯。他一怒之下跑到楚國,勸說楚王攻打中山國。中山國被攻破後,中山君只好逃走。看見有兩個手拿武器的人跟在他後邊保護他。中山君問:“這是為什麼?”兩人答曰:“我們的父親有一次快餓死了,你把一壺水泡飯給他吃,救活了他。所以,我們父親臨終時,囑咐我們:中山君若遭事變,你們一定要盡死力報效他。”中山君仰天而感慨地說:“給予,不在多少,而在於正當別人困厄急需之際;怨怒,不在深淺,而在於恰好損傷了別人的心靈。我因為一杯羊肉湯而逃亡國外,也因為一碗剩飯而得到兩個救我的人。”這一歷史故事,辯證地說明了“予”與“得”的關係。

 

 

    商道如水。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也必有所失。捨得捨得,有所舍才有所得。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三十六章)的道理。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回報社會就像水恩惠於萬物,消費群體和個人就像森林和草地。企業家為消費者創造利益和價值,消費者自然會通過認同而購買,彙聚錢財反哺于商家,如同草木使點滴雨水反哺於河流一樣,使企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如果商家只從消費者那裏賺錢而不回饋社會,把自己變成“內陸河”,遲早會在市場上消失。這就是“舍”與“得”的辯證法。

 

 

    香港首富李嘉誠在數十年的商海中,始終認為內心的財富比外在的財富更重要。外在的財富可聚亦可散,只有“鄙利己,奉博愛”的內心財富才是真財富。所以,他把1980年創辦的“李嘉誠基金會”戲稱為“第三個兒子。”他說:“我就算是把財產留給兩個兒子,他們也只是多了一點兒。我著力培育‘第三個兒子’,是想讓更多的人得到多一點。”李嘉誠告誡李氏家族成員或基金會的任何其他成員,都不能在基金會獲取任何利益。自基金會成立以耒,李嘉誠己捐出及承諾捐出的款項己超過數十億港元,用以扶貧、醫療和教育。李嘉誠的事業,說到底是兩件事:一是如何“利從義出”的“賺錢”生意,二是如何回饋社會的“不斷花錢。”

 

 

    美國鋼鐵大王卡耐基認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所以,他幾乎捐出了所有的財富,共計3.5億美元,為社會創辦了3500家圖書館、各種學校和教育機構等。

 

 

(2)、在心境上:“心善淵”

 

    老子所謂“心善淵”,是說深山老林中的淵水總是隨遇而安,居於不爭之地,故能水準如靜。聖人應如水一樣,面對現實生活的任何壓力、誘惑和危機,都能保持平靜心態,從容應對。這種心靜如淵的心態是,是每個人都應具備的一種高貴品格。

 

 

    在競爭激烈的今天,隨時都面臨著各種挑戰和壓力,能否在危機面前透出“獨釣寒江雪”的冷靜與從容,是一種嚴峻考驗。清華同方總裁陸致成在他的辦公室裏有四幅字:一是“無為”,要努力做事但不強求,一切順其自然;二是“振鐸”,本意是敲鐘,做人做事始終要警鐘長嗚,要有“問題管理”,要有危機感;三是“高山海川”,要求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心胸寬一點,事做大一點;四是“杏花梳影裏,吟留到明天”,要求在壓力和挑戰面前,需要從容淡定。既要只爭朝夕,又要急事緩辦,不要心急如焚,就像晚上在杏花村裏吟詩一樣悠閒。這四幅字,既有心靜如水的淡定意境,又有如何達這一人生意境的修行之道。

 

 

     企業家的思維狀態,有動態也有靜態。在緊張的工作中,企業家總是不停地觀察事物,思考問題,思維處於瞬息萬變的動態之中。過度的動態思維,往往導致各種心理障礙,如謹小慎微、畏縮不前的恐懼心理,急於求成的急躁情緒,玩弄小聰明的“浮明”之智,這些都是不利於企業管理的。要克服這些心理障礙,將動態心境轉變成靜態心境是十分必要的。所謂靜態心境,並不是絕對的靜止,而是一種特殊的思維狀態,即在理智之外和毫無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去感悟現實。西方人把它叫做“沉思”,中國人把它叫做“禪悟”。企業家在緊張的腦力勞動後,不妨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坐在蒲團或凳子上,按照佛教的“禪思”或莊子的“坐忘”或宋明理學家的“靜坐”,每天修煉一段時間,使浮動之心漸漸靜下來,並在寧靜中悟道。人在寧靜心態中,往往會油然而生出許多絕妙的想法,在寧靜中感知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各種現象,通過無形沉思增長智慧和力量。俗話說“靜能生智”,道理就在於此。西方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每天早晨都要在肅靜的教堂裏長跪三個小時。當助手勸他少跪一會兒去做事時,他說:“正是由於還有那麼多的事等著我去做,我就需要再跪一會兒。”馬丁•路德的“靜跪”是為即將開始的工作積蓄智慧和體力。西方有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每天都要進入一間寂靜、黑暗的密室中靜坐一小時。其間,他什麼都不去想,將滾滾紅塵拋之九霄雲外,進入“無我”的心靈境界,在寧靜中回歸到無智無欲的自然本性,以修復憔悴的心身,激發無窮的潛能。這就是老子一再強調的“靜為躁君”(《老子》二十六章)的道理。

 

 

     現代企業家面對的是一個為“錢、權、名、色”所誘惑的世界。愈是為物所惑的時候,愈是需要保持心態寧靜的時候,努力做到“錢、權、名、色”面前“不動心”。

 

     在現代商戰和管理中,要求企業家在遇到險情或身陷逆境時要沉著冷靜,臨危不懼,處變不驚。在企業經營中,面對風雲突變的市場,風險之事在所難免;一旦陷入險境,一個成熟的企業家要善於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冷靜的理性來化解險情。如果不具有這種大將風度,而為情感所左右,必將鑄成大錯,危及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被香港和海外華人譽為“亞洲影業皇帝”的邵逸夫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電影業競爭十分激烈,競爭對手抓住邵氏的一個失誤,挖走了他手下的一大批明星,致使他每年電影拍攝數量降至6部。邵逸夫先生沒有被這一挫折所嚇倒,而是以冷靜的態度採取了“堤內損失堤外補”的辦法,即將投資重點由電影業轉向錄影帶業務,並且開展多元化經營(如地產業等),使他仍然保持著香港影視界“巨頭”的地位。

 

 

     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於20世紀50年代創業的塑膠公司,每月可生產100噸,而臺灣的月需求量只有20噸,大量產品積壓,股東紛紛要求退股,臺灣塑膠公司陷入了困境。王永慶沉著冷靜,通過理性的科學分析,認為出路就在臺灣島上。他果斷地決定在臺灣“再建一個塑膠加工廠”。正是這種“我就是市場”(即把塑膠賣給自己的加工廠,然後出售塑膠成品)的經營決策,使他的台塑企業走向輝煌。

 

 

     美國波音公司一架波音737飛機在檀香山上空突然爆炸,一名空姐當即被拋出機外,其餘89名乘客和其他機組人員無一傷亡。面對這次嚴重的空難事件,波音公司主管毫不驚慌,馬上派出高級技術人員趕赴現場進行調查,冷靜地分析事故原因。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們認為飛機過於陳舊、金屬疲勞是造成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於是他們借助電臺、電視臺、報紙、雜誌等新聞媒介大造輿論,對空難事件大肆宣傳,認為一架已飛行了20年,起降九萬多次的陳舊飛機還能保證乘客無一傷亡,這就證明波音公司的飛機品質是可靠的。這樣,不但沒有損害波音飛機的安全形象,反而使公司因“禍”而得“福”,訂貨量成倍增加。

 

 

    由上可見,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從容處之的以理制情、以靜制動的冷靜心境,對於化解危機、保放企業成功是何等的重要!

 

 

 

(3)、在心態上:“動善時”

 

 

     所謂“動善時”,河上公釋曰:“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聖人也應像水那樣,善於發現時機,抓住時機,做到動靜有時,以最終達到自己的目的。

 

人生處境分為逆境和順境,如何激勵自己從失敗走向成功,又如何防止自己從成功滑向失敗,在這裏,人的心態如何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

 

     身陷逆境之時,要牢記“失敗是成功之母”的道理,相信逆境可以磨礪人,可以激勵人,可以成就人。要學習水的“萬折必東”的精神,即水在流行中,不管河道如何曲折,不論千溝萬壑,環境如何惡劣,都要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奔赴東海。當有人向施振榮問到“不斷地面對失敗,有沒有絕望的時刻”這一問題時,他坦然回答說:“不會。我有一個目標,一個方向,這條路走不通,我可以放棄,換條路,總歸會走通。”日本八佰伴集團前總裁和田一夫雖經過三次重大失敗,但他敢於面對失敗,認為“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一個領導者應該具備的素質,那就成為一個真正的‘窮光蛋’了。”八佰伴倒閉後,他經過整整一年的自我反省,重新創業,僅用一年零九個月就帶領新公司上市,實現了自己的誓言:“火鳳凰必將重生,在燃燒自己後,會再創新天地,大不了從零開始。我是一隻不死鳥。”

 

 

    身處順境之時,要牢記老子的“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的告誡,做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切不可以“暴發戶”心態,處處弦耀財富。宜家公司老闆坎普拉德指出:“成功是成功的最大敵人。”李嘉成認為“經營企業,‘知止’兩個字最重要。”因為“全世界很多企業之所以失敗,最少一半都是因為貪婪。”美國大型零售企業凱馬特的失敗,就是一個不“知止”的典型案例。

 

 

    在逆境或順境中,能否找到商機、抓住商機,最可怕的不是客觀環境和競爭對手,而是自己能否具有積極的“心態。”只有首先戰勝自己,才能最終戰勝他人。

 

(4)、在立身上:“居善地”

 

    在老子看耒,“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正因為江海“善下之”,處在百穀眾流的下游,故能成為“百谷王”。老子從江海“善下之”悟出人在立身上應做到“居善地”,即善於“處眾人之所惡道”的卑下之地。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世俗之人總是攀高附貴,爭名奪利,盤居高位,稱霸於世。聖人如水,不同於世俗之人,從不與他人爭高下,甘居眾人所憎惡的卑下之地,具有崇高的謙卑美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老子》六十六章)聖人以江海為法,他欲在上領導人民,“必以言下之”,不是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指手劃腳,而是謙下相待,虛心向民請教;他欲引導人民前進,“必以身後之”,不是利益面前一馬當先,脫離民眾,而總是把自己利益放在民眾之後。正因為如此,“處上”而民不感到重負,“處前”而民不感到妨害。所以,普天之下民眾,樂於推戴他而從不厭棄他啊!

 

 

     在立身上,要求人堅持“謙卑守弱”的原則。老子根據“居善地”思想,要求人按照“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老子》三十九章)的原則,以“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的態度對待他人,切不可霸氣十足,高高在上,瞧不起他人。從表面上看,謙退居下的有德之人,“不敢為天下先”,這是“若退”;從本質上看,“退”是為了“進”,“退”是“進”的一種手段。謙退居下者,往往能達到“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三十四章)的目的。

 

 

     “不敢為天下先”這一立身處世原則,為中國歷代名人學士所推崇。宋代愛國詩人陸游在《放翁家訓》中,指出:“雖高官,亦當力請居其下。”明代楊繼盛告誡兒子說:“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無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無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床席,寧讓人,勿使人讓。”(《父叔山諭應尾應箕兩兒》)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也把老子的謙下思想奉為自己的處世準則,他說:“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遊戲,肯讓人先”。現代民間流行的“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等諺語,也是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思想的反映。今天,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在人民內部不是也大力提倡“謙下”、“讓人”和“吃苦在先,享樂在後”的美德嗎?

 

 

     老子把“不敢為天下先”的原則,貫徹於用人之道,提出了“善用人者為之下”,即主張以謙下禮讓的態度待人。“禮賢下士”是中國人的優良品德。周公為了輔佐周成王,他禮賢愛士,廣羅人才。當他的兒子前往魯國就位時,他意味深長地告訴兒子說:“論身世、權力和地位,有誰能比得上我呢?但為了接納天下之士,我在洗澡時,曾多次顧不上沐浴,手裏握著濕頭髮去迎接賢士;在吃飯時,也多次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裏的飯,恭恭敬敬地與他們說話。就這祥,還怕對待賢士不夠虔誠和尊敬。你到封地魯國後,千萬不要以官高勢大瞧不起人,而是要從心底裏重賢納士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周公一飯三吐哺”的故事。曹操在《短歌行》詩中贊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漢高祖為人倨傲無禮,雖幾次派人請商山四皓, 而四皓終不肯出山。在漢高祖死後,太子劉盈卑辭厚禮親自去請,四皓終於出山相助。劉備三顧茅廬,請出孔明,言聽計從,終成三國鼎立之勢。這些事例,充分證明“善用人者為之下”是一條用人之道的人生智慧。

 

 

    老子依據水“善下之”的立身之道,要求人得意之時,應做到“光而不耀”。所謂“光而不耀”,即戰國文子所雲:“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同“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所以,“夫爵益(愈加)高者意益下(心愈謙下),官益大者心益小(小心謹慎),祿益厚者施益博(廣濟博施),修此三者怨不作。”(《文子.符言》)居下守賤不僅是管理者修養身心的方法,而且也是免除禍患、自我保護的法寶。這是人生的大智慧。

 

 

    根據道家的“光而不耀”原則,要求人應具有“四不”的高貴品格。從正面說,即主張:“自見(自我表現,自我吹噓)者不明(聰明),自是(自以為是)者不彰(彰顯),自伐(自我炫耀)者無功(功勞),自矜(自我炫耀)者不長(長久)。”(《老子》二十四章) 從反面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 故長。”(《老子》二十二章)老子一再告誡人們,指出:“果(成功)而勿矜(自高自大),果而勿伐(炫耀),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出於不得已),果而勿強(逞強)。”(《老子》三十章)《莊子.山木》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陽子到宋國,投宿於一家旅舍。旅舍主人有兩個妻妾,一個長得美麗,一個長得醜陋。但是,醜陋的受到尊寵,美的的反被冷落。陽子問其故,旅舍童子回答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於是,陽子告誡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安往而不愛哉!”這則故事說明,具有“四不”品格的人,因為自己不自我表現、不自以為是、不自我誇耀、不自我矜持,所以,受到大家的擁護和稱讚。東漢開國元勳馮異,跟隨劉秀南征北戰,戰功卓著,但是他為人謙退不伐,每當諸將論功封賞之時,他總是獨自一人站在大樹之下,一言不發,被人尊為“大樹將軍”,傳為美談。

 

 

 

(5)、在交往上:“言善信”

 

     所謂“言善信”,是說水是言而有信之物。江河汎期耒往有時,海水潮起潮落應時而至,這叫“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耒”(《老子》七十三章)。所以,古人將它稱為“信水。”聖人說話也應如水那樣,做到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誠實守信。老子在《道德經》一書中,多次談到“信”的問題。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二十三章);“輕諾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善。”(《老子》四十九章)

 

     東西文化雖在許多方面有差異,但在“誠信”上有著驚人的一致,“誠信”這一人的美德具有普世性和永恆性。誠實是最好的政策,也是一種最有效的無形資源。因此,不論是個人還是企業,信譽都是安身立命之本。

 

 

    2006年初,在美國一所中學發生了一場爭論。27歲的女教師在生物課作業中,發現28名學生有網上抄襲行為,判定為剽竊,生物課判為零分,學生面臨留級危險。在學生家長的強烈反對下,校方要求女教師提高得分,女教師憤然辭職。這不但引起校內近半數教師提出抗議,表示如校方滿足家長要術,他們也將辭職,而且在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支持女教師。甚至有些公司向學校索取剽竊學生的名單,確保公司永遠不會錄用這些學生。他們認為,把學生教育成一名誠實的人,遠比生物課得分和留級要重要得多。從這場爭論中,說明多數美國人是多麼看重“誠信”二字啊!

 

 

    但是,在中國的學生中,有些學生不但考試作弊,而且論文抄襲。更為可怕的是他們不以為恥,反而為榮。在徳國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名非常聰明的學生,發現德國售票系統的漏洞,多次逃票,三次被抓,均被德國記錄在案。當他畢業後,去跨國公司求職,均被拒絕。這是為什麼呢?請看最後一次面試失敗後雙方的一次對話:

 

“你們不錄取我,是不是種族歧視的原因?”

 

“先生,我們不是種族歧視,相反我們很重視你。公司一直在開拓亞洲市場,你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人。”

 

“那為什麼不錄取栽?”

 

“我們查了你的信用記錄,你共有三次逃票記錄。”

 

“我不否認,但誰會相信你們就因為這件小事,而放棄了一個你們急需的人才?”

 

“小事?我們不認為這是一件小事。”

 

“那也罪不至死吧?”

 

“你的逃票記錄證明了兩點:第一,你不遵守規則,卻善於發現規則中的漏洞,並惡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賴。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進行的,如果你負責某地區的市場開發,公司將賦於你很多職權,為了節省成本,公司無法設置複雜的監察制度,所以我們無法雇用你。而我相信在整個德國甚至整個歐盟,你可能找不到雇用你的公司,因為沒有人會冒這個險。”

 

 

從上述事件證明,歐美人士常說的“一個人可以失去財富、失去職業、失去機會,但萬萬不可失去信譽”這句至理名言是何等的重要啊!

 

 

 

(6)、在待人上:“大智若愚”

 

     古人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因此,在待人上,老子提倡“大智若愚”(或“大智如愚”)。所謂“大智若愚”,即《史記•老子列傳》中的“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的意思。這句話是說,得道之人從外表上由於不逞能顯智,好像傻子一樣,但從本質上他卻深藏智謀不露,是世上最聰明最智巧的人,切不可為聖人外在之愚而忘記了他的內在大謀。老子從俗人和聖人比較中,揭示了俗人和聖人在智上的差別性,指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如嬰兒無知無欲,純粹樸素);俗人皆昭昭(各炫聰明,各逞其能),我獨若昏(好像昏昧不明);俗人皆察察(對各種事物皆能明察窺視),我獨若悶(悶然渾噩)。”(《老子》二十章)

 

 

深諳“大智若愚”精義的曹參是西漢時的一位名相,在相府“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他發現臣下有“細過”,不是以“俗人皆察察”、“俗人皆昭昭”的態度揪著不放,而是按照“寬而勿察”的原則,寬恕臣下的“細過”,為發揮臣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營造了一個寬鬆自由的人文環境。

 

 

    楚莊王在宮中設宴,與大臣徹夜交歡。正當酒酣耳熱之時,臘燭突然被大鳳吹滅。有人趁暗拉扯了王妃的衣服,王妃急中生智,將那人帽子的纓帶扯斷,並悄悄地告訴了楚王。楚王無意追究這一“細過”,立即下令:今夜君臣痛飲,如果不能把自己的帽帶拉斷,就不能算是喝得痛訣。於是,在場的官員紛紛在暗中把帽帶拉斷,這件“細過”也就不了了之。過了幾年之後,在一次吳國攻打楚國時,楚王遇到生命危險。此時,有一位將領5次沖入敵營救護楚王。楚王召他耒問,那人跪曰:我就是當年酒醉失禮的人,念你不殺之恩,今天才有機會報達。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斬殺了在河北稱王的王朗後,從王朗文書中發現了王朗與當地一些官員之間相勾結的幾千封信件。劉秀一封也沒有看,就會同眾僚當眾把所有的信都燒了。他說:“讓那些睡不著覺的人安枕無憂吧!”劉秀“一燒了之”的做法,好像是非不清,昏昧不明,實際上是一種凝集力量,爭取人心的高超藝術。

 

 

    宋太宗在皇宮花園設宴,大臣孫守正陪之,由於孫氏喝得酩酊大醉,竟在太宗面前與人爭功,大吵大鬧,有失禮節。陪宴群臣請宋太宗當場處罰,未答應。第二天,孫守正上殿向太宗請罪,太宗笑著說:“當時,我也喝醉了,情況記不清也”。孫守正如釋重負,安心地供職去了。

 

 

    宋太祖宰相趙普,按照“大智若愚”的思想,主張對官吏的錯誤採取寬恕態度,甚至主張不予處理。每當收到士大夫之間相互告發和揭短的文書,他連一眼都不看就扔進了早己準備好的兩個大甕中,裝滿了就燒掉。這種做法在表面上好像是不負責任,實際上它有利於防止官吏之間的鉤心鬥角,保證大宋江山的安定和穩固,是大有好處的。

 

 

     一般說來,明確和果斷對於事業的成功,無疑是必要的。但是,有些時候,按照“大智若愚”的原則,含糊其辭,不置可否,比明確與果斷可能更有價值。當領導批評部下時,含蓄與委婉比直截了當地粗暴地教訓人效果更好。因為它容易使錯者接受批評,有利於緩和緊張關係,減少不必要的防禦心理;在激烈的衝突的僵局中,有意的含糊其辭,不明確表態,可能是一種潤滑劑。反之,明確表態,果斷處理,只能火上加油,可能引起爆炸性對抗;有些矛盾和衝突,馬上果斷處理,快刀斬亂麻,未必奏效。相反地,稍等片刻的“冷處理”或者不處理,效果可能更好。高超的人生藝術,就是要在明確與糊塗、果斷與含糊之間找到一種平衡。

 

 

所    謂“大智若愚”,是指“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並非一切皆糊塗。宋太宗經過考察,認為呂端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有意讓呂端代替呂蒙正任宰相。有人對太宗說:“呂端為人糊塗。”太宗回答:“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毛澤東同志在點評二十四史時,對北宋名相呂端的“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管理藝術也十分讚賞。呂端在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做官,在日常生活和個人名利上,心胸豁達,從不計較。別人傷害他從不放在心上。淡泊錢財,朋友有難,慷慨解囊。官海沉浮數十年,從不為升官而驚喜,也不為降職而喪氣。所以趙普高度評論說:“呂端真是宰相之才啊!”這就是“小事糊塗”呂端的寫照。但是,每當軍國大事,呂端從不糊塗,立場堅定,是非分明,行為果斷。呂端任宰相後,依然保持謙遜態度。凡事皆以大局為重。呂端任左諫議大夫,官位本在寇准之上,而他卻主動要求把寇准擺在自己前面。先于寇准任宰相後,恐寇准心裏不平,請求才華橫溢的寇准同他在政事堂輪流值班。保安軍抓住了叛將李繼遷的母親,宋太宗和寇准商議將他斬於保安軍北門外。呂端知道後,認為這不是妙計,馬上找到太宗,他以劉邦為例,指出凡做大事者都不會介意親人安危,只能更加激怒叛將李繼遷,於國家十分不利。宋太宗依照呂端之計,刀下留情,善待李母,以李母系住李繼遷之心,使其投降。這一妙計,果然奏效。宋太宗重病在床,宦官王繼恩串通李皇后,密謀另立太子。呂端知道後,即把王繼恩扣押在房子裏,馬上進宮拜見李皇后。李皇后對呂端說:“皇上己經宴駕,你準備讓誰繼承皇位?”呂端嚴肅地回答:“先帝早己立太子,為今天做好準備。現在先帝逝世,屍骨未寒,難道要違背先帝之意另有圖謀嗎?”在皇位繼承上,呂端是非明確,態度果斷,毫不讓步;並隨即帶太子登基即位,這就是北宋的宋真宗,從而避免了一場權力之爭。

 

 

    歷史證明,在中國歷代王朝中,無論是明君還是賢相,凡能安邦治國者,皆推崇道家的“大智若愚”領導藝術。為人處事,齊家治國,玩弄小聰明者,只能陷入“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怪圈。只有遵循“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管理原則,不耍小聰明,才能成就大事。有一位成功管理者說過:“縱觀古今中外,凡能做成大事者,都是返樸歸真,大智若愚,小智小巧,做不了大事情。”“大智若愚”的人生藝術,是值得每個人尋味的。

 

(7)、在做事上:“事善能”

 

    據老子觀察,水無常形,水能根據客觀環境的差異性而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以適應不同的環境,如水在杯裏即為杯形,在盤中即為盤形,在葫蘆裏即為葫蘆形,等等。因此,聖人做事應像水那樣,在不同的客觀環境裏,應做到“隨園就方”,達到“方園之道”的人生境界。如果做事只有“方”而無“園”,必然會到處碰壁,一事無成;只有“園”而無“方”,成為園滑的牆頭草,也會一事無成。這就是老子所說的“聖人方而不割”(《老子》五十八章)的辯證法思想。聖人方正無私,故能隨俗方園,做到融通而不園滑,這是一種“大方無隅”的人生藝術。

 

 

    中國古代錢幣銅錢是內方外園,這是對中國人為人做事的“方園之道”的形像說明。人的一生無非是做兩件事,即做人與做事。中國人信奉“做事要方,做人要園”的人生哲學。“方”不是呆板,是以不變應萬變,“方”中有“園”;“園”不是奸滑,是以萬變應不變,“園”中有“方”。“方”是做人的的脊樑,“園”是做事的錦囊。這就是善於把“方”與“園”巧妙地結合起耒的“方園之道”。

 

 

    所謂“做事要方”,是說做事要遵循規則或規矩。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園。”要求做事既不違法,也不缺德,決不可越“法”與“德”雷池一步。如誠信是商道的基本法則,遵之,為商則必成功;違之,行欺詐,玩伎倆,失信於人,沒有不失敗的。但是,在一定限度內,執法也應“通人性”、“合人情”,做到方中有園,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據《漢書.吳佑傳》記載:“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官員追至膠東將其抓捕歸案。如何法辦呢?吳佑認為,從孝道角度,“子母見辱,人情所恥”,殺人是可以理解的,“刑若不忍”。但是“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必須按國法處以死刑。在“法”與“情”的兩難之中,吳佑在執行死刑上採取了一種為其“留後”的方法。吳佑問毋丘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於是將其妻帶至監獄,“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丘冬至盡行刑。”達到了“法”與“情”的園通境界。

 

 

     所謂“做人要園”,決非是園滑世故、八面討好、左右逢園的醜惡心態,而是一種寬容、善良、園通的人生境界。在做人上,既不咄礎逼人,也不盛氣淩人;既不隨波逐流,也不強加於人;既有原則性,也有靈活性。這是壓力最小、張力最大的真正人生大智慧。

 

 

     “水無常形”這一事實說明,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唯一永遠不變的是“變”。因此,聖人應如水那樣,根據客觀環境的變化,不斷地改變自己,與時俱進,做到“因勢隨形”,達到“知變則勝”的目的。如果在做事上不能“因勢隨形”,“守常必敗”是一種規律性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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