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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子》到《道德经》
作者是 熊铁基教授   

 

 

从《老子》到《道德经》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熊鐵基教授

來源: 熊鐵基的博客


 

 
      你可知道,被称为中国文化元典的《易经》、《老子》、《墨子》等先秦典籍在历史上曾被不断地改造,到了汉代才基本定型?其原因又是什么?请看——
从《老子》到《道德经》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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