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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学和老学史
作者是 熊铁基教授   

 

 

 

关于老学和老学史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熊铁基 教授    

资料来源:《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湖北辞书出版社2002    

 

 

 

 

 

  我们出版《中国老学史》之后,一个原本呼之欲出的“老学”,进一步明确了,从黄老之学与老庄之学中,从道家、道教学术思想中独立出来,有它可以独立的理由和意义。但是,时下“X学”、“X学”、“XX学”颇多,甚至有点滥,在此作些阐述,似有一点必要。

 

 

  “学”的原本意义不少,学习、模仿是学,讲述、讨论也是学,甚至知觉、觉悟也是学,还有学校之学等等。作为学问、学识之学也是很早就有的,《易·乾》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墨子·修身》中的“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此学即学问。《荀子·大略》中有了“学问”之词,学问进一步发展有学术之意,专门而有系统的学问就是学术,《庄子·天下》的“百家之学”,与“方术”、“道术”相对应而言,当开始了“学术”二字的意义。与“学术”紧紧相连的又是“学派”,《韩非子·显学》中说:“世之显学,儒、墨是也。”实即指儒、墨两个学派。学术的发展到了实际上的分科,这就有了学科。中国古代没有学科之名,但较早就有了学科之实,例如汉代把六艺、六经称为“六学”(见《汉书·儒林传》),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更有了与近代相近似的分科,例如史学、律学(见《晋书·石勒载记》),律学又称法学,《南齐书·孔稚珪传》在请置律学时有“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之语。极有中国特色的“谱学”或“姓谱学”也是南北朝兴盛起来的。《南史·贾希镜传》:“先是,谱学未有名家,希镜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可见其学之盛。从唐宋以后的记载中,更可以看到有算学、书学(见《唐书·选举志》)、医学(《旧唐书·太宗纪》)、画学(《宋史·选举志》),以及武学或者兵学(《宋史·艺文志》),还有艺学、字学、篆学以及梵学等等分科之名。不过,虽然有了许多分科,但这些学科的划分及其内容与现代的分类学科是不同的,此不必多说。

 

 

  作为学问、学术之学,在中国古代还有多种用法,除了儒学、经学、玄学、理学这些今日常见者之外,还有曾在历史上一度流行过的内学(《后汉书·方术列传》序)、祕学(《晋书·程训传》)、隐学(《晋书·隐逸传》)。《宋书·夷蛮传》记载有沙门慧琳“兼外内之学”,在所著《均善论》中,更有“白学先生”和“黑学道士”之词。还有淫学、伪学、俗学、新学等等,都是特有所指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种类型的学问,既是古老的,也在今天继续存在并发展:其一是以地区为中心的学问,如齐学、鲁学(见《汉书·儒林传》)、蜀学(《华阳国志》)等等。后代越来越多,如湖学、关学、洛学、闽学等等。近年徽学特别被提出,当是历史的延续。其二是以某一本书为中心的学问,如周官学、春秋学、三传学或者分别为左氏学、公羊学、谷梁学等等。其三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又分两种主要情况,一种是创始性的人物如战国诸子之学,另一种是研究各种元典的大师级学者及其传人,例如汉代的易学专家田何,三传之后,“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施雠以后,“施家有张、彭之学”,孟喜之后“有翟、孟、白之学”,孟喜再传,“易有京氏之学”(以上均见《汉书·儒林传》,京房易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又如汉代的贾、马、许、郑之学等等。以上三种类型的学问,有很多时候又是交叉着的,例如除了春秋学、三传学、左氏学这本身的交叉之外,与研究者的学问也交叉着,例如《南史·崔灵恩传》记载“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则杜预之义可称杜学,杜预主要是注解《左传》,他的学也就是左氏学,或者是后世左氏学的主要内容。地区之学与人有密切关系,这是很明显的,不必多说了。

 

  根据以上梳理,中国自古以来称x学或xx学,与近代学科的分类是显然不同的,但是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可以采用。如上所述,左氏学和杜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左氏学可以包括杜学,杜学不能代替左氏学。儒学和经学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现在儒学一辞仍可广泛使用,经学的使用范围就有一定限制了,儒学有时也被称为孔学,但孔学用得较少,现在一般不用它了。这约定俗成也许还有值得探究的道理。

 

 

  在以上叙述的基础上,再说到我们的主题—老学上来,也就容易多了。古代早已有黄老学、老庄学乃至孔老之学的说法,老学的独立提法现在尚未查找得到,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儒家和道家两大学派,儒家有儒学,沿用至今,且继续发展为新儒学之类。道家也曾有过道学这个名称,《隋书·经籍志》三云:“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但是后来这个词为宋代理学家所用了,如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元人作《宋史》,把理学大家周、程、张、朱等归为一类,列为《道学传》,道学成了理学的同义语。尽管有人对此有异议,但已为既成事实。再后来,道学又成了贬义词,形容过分的拘执和迁腐习气,如道学先生。如《红楼梦》六十四回中:“晴雯道:袭人吗?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如此看来,无论过去或者现在,如果用道学这个辞概括道家和道家思想,那就很不合适了。所以,历史上或者用黄老学,或者用老庄学来指称道家思想,道家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道教,虽然宋以后有佛老和释老之类的称法,似乎老可以代表道教,然而要说道教思想是黄老学或者说老庄学,显然又是不合适的。

 

 

  儒学可以概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则很难有这种简明的表述,不管或用黄老学或用老庄学都不很确切。由于“黄”是后人附会上去的,黄老有很大的不确切性。老庄虽然顺理成章,沿用很久了,但老和庄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老庄学,实际应是老学和庄学分开来。这样区分,既渊源于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也结合了近代学科区分的原则。

 

 

 

  把老子作为一种学问研究,称为老学。对于近代学科分类来说,它不仅包含整个社会科学的许多分科,也涉及到自然科学(事实上它对近代自然科学都有影响),社会科学的许多分科(哲学、历史学等等许多)都在老学中有体现。这是中国特有的学问之一。宋明以后,出现的“学案”(后来又有相近之“学记”),可用来规范儒学、老学这类学问。“学案”开始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该书叙述了整个明代的学术发展,办法是“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名,总列诸儒之案”。(见该书凡例)按地区学派、按有授受关系的学者,一一条述,如清代莫晋作序所说:“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渊源,了如指掌。”黄宗羲的著作影响是很大的,后来他又作《宋元学案》,并且影响后世之作。但他也是在前人基础上前进一步所作成的,在他之前有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孙钟元的《理学宗传》(宗传之名说明学术渊源更为明显),是因为对这些著作人们不满意,黄本人也不满意,才先作《明儒学案》的。黄宗羲特别注重的是学问的宗旨,他在“凡例”中写道:“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得力之处,亦是学者人门之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之要领也。”这话很有启发意义,也很有普遍意义。研究老学,也应当是如此,首先从其宗旨入门。实际上历代以来,人们也都是从探讨老子“本义”、“原旨”等等开始的,只不过见仁见智不同罢了。

 

 

  老学这门关于老子的学问,其内容就应该包括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老子其人、其书、其宗旨、其道德、其思想乃至其嘉言等等;另方面是后人对老子的学习和研究,包括注解、考释、义理的发挥,以及社会、思想的影响等等。

 

 

  两千多年来,老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有关著作很多。在众多的著作中,注释占了很大比例,特别是在古代,人们对宗旨的理解、义理之发挥,大多是从注释中表现出来的。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后,老学的面貌就有很大改变,因为受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采取了新的方法,用新的眼光学习和研究老子,除了对老子作新的注解、考校以及集释等等之外,义理的探讨增加了许多新的视角。与此同时,以学案体的形式综述老学的著作也出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有郎擎霄、刘其宣、王恩洋等人的《老子学案》出版。近几十年用新的观点综述老子学问的著作更多,据初步统计,20世纪约有三百四、五十种,而近五十年占了2/3以上。事实表明,老学还在继续发展,且势头很盛。

 

 

  站在世纪之交,写一部老学发展史,回顾与总结一下,是有这种需要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几次关于老子的学术讨论会上,朱伯崑、钟肇鹏等先生一再呼吁,应该编写一部《中国老学史》,1993年底我在西安的第二次老子学术讨论会上,就老学的历史发展作了一个粗浅的发言,深感意义重大。后即与刘韶军、马良怀两位同志合作,在福建人民出版社特别是李瑞良先生的支持下,1995年出版了《中国老学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本称为“第一本”的老学史,实际上只写到魏源,有人认为应该称为《中国古代老学史》更为适合。现在我们弥补了这一不足,继续编了一本《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应视为一个整体,才是一部关于老学发展的全史或者简史。也和黄宗羲写的《明儒学案》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之“疏略”一样。我们还不敢也不应指前贤之什么“疏略”,不过是我们的设计而新编一部供深入研究这个课题的参考之书罢了。

 

 

  设计,主要是体例上的设计,我们《中国老学史》的设计,现在已有同志提出异议,就此我想作一些强调性的说明。有同志认为,讲老学发展史,不必要讲老子其人其书,只需讲以后的老学。我们认为这个虽然讨论得很多的问题,在一部系统的老学史中,仍有必要给一定的篇幅,份量的多少则视具体情况而定。老子其人其书,是后代老学发展之源,这个源弄得比较清楚,以后的发展才讲得清楚。老子其人其书,至少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已不太清楚,有多种说法,因而对其进行一番清理是必要的。我们写老学史时,虽已有了大体与今本相近的帛书《老子》,然郭店竹简本《老子》尚未公布,否则清理这个源头,还需花更多的笔墨(持异议的同志认为其人其书写多了)。

 

 

  设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要不要写时代背景。这恐怕是现在写学术史与过去编“学案”所根本不同之点。很多新的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等等都用不同的形式论述了时代,特别是时代的思想文化特点。当然如何论述时代以及论述得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而时代与学术文化思想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在写老学史时已经反复指出过,不过并未作理论性的探讨,理论探讨可以作很大的文章。从实际方面理解,直觉、具体,任何人只要想一想自己某些思想、观点的形成,不难发现时代的印迹。

 

 

 

 

  再次,一部老学史,不论多么大的部头,对于某一著作、某一学者都是不可能很全面深入展开论述的,但如黄宗羲所说,要能反映出某人某书的“宗旨”和“精神”,这就有必要对某书的内容“提要钩玄”,对某人的言行进行一些考察。这种工作自然是见仁见智。大多数的人和书都是已经有各种评论的,做鉴别、评判工作,也是一己之见,或有雷同那是免不了的。特别是一人之闻见极为有限,“竭泽而渔”只是一种理想,要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只要不故意抹杀前人工作,不私自窃取他人成果,尽力而为,能做到什么样就什么样,那就问心无愧。这样的工作,多少会有利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老学和老学史目前想说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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