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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近年莊學著作劄記》讀近年莊學著作劄記(上)
作者是 譚家健教授   

北京大學 譚家健教授《讀近年莊學著作劄記》讀近年莊學著作劄記(上)


在先秦諸子研究中,莊子一 直受到重視,焦點主要集中在哲學方面。近十來年,對《莊子》文學價值也多有探索,先後出版了一批專著,是莊學研究的新收穫。
阮忠《莊子創作論》(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著重總結《莊子》散文創作經驗。
全書五章。
第一章、莊子篇,介紹司馬遷筆下的莊子,《莊子》中的莊子和歷史進程中的莊子。以下各章從文學角度出發而又結合哲學與美學,進行比較深入具體的分析解剖。
第二章、格調篇,首先論述莊子創作生成的社會文化背景,緊扣“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作為特定的文化依託。繼而論述莊子別具一格的創作方法與創作精神,即重言、寓言、卮言互參,超世俗和世俗化的結合。接著分析其奇幻蘊理的創作風格,重點是寓真於誕,寓實于玄,然後揭示其審美的核心:道。審美情趣為樸素自然,審美意識的特點在於重主體,輕客體,所追求的審美境界是“無己——物化”。這一節美學意味極濃。
第三章、章法篇,首述篇章之法,分為游龍式、故事式、議論式三種。又次論結構之法,分群體寓言、個體寓言兩類。再次論造句之法,分散句、對句、平行句、遞進句等不同類型。又次論遣詞用字之法,注重其否定句與極端句之運用,善於化平淡為奇崛,以及行文用韻情況。
第四章、人物篇,認為《莊子》中的人物徘徊在虛實之間,著重分析老子形象,較原始老子已經變形。繼而分析孔子三性:有時代表儒家,有時醉心道家,有時從儒向道轉化,但總體上持批判態度。接著分析莊子筆下的君王群像和畸形人物的悲劇喜劇。
第五章、言意篇,解剖七個寓言:輪扁斫輪,濠梁之辯,庖丁解牛等。不停留於表面解說,而力求發掘其深層含義。往往聯繫全篇和全書,從總體上把握其思想意義。深入細緻,理論性強,常發他人之所未發。但某些論析稍嫌深奧,給人刻意求新之感。有的寓言本來不太難懂,分析之後反而令人難名其妙。
宋效永《莊子與中國文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主要研究莊子思想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全書六章,首先揭出莊子思想的核心是“逍遙遊”,而後圍繞這一點從漢代敍述到清末。作者指出,漢代重老不重莊,但莊子對漢代賦家如賈誼、揚雄、張衡、馮衍的作品都有明顯的烙印。
魏晉南北朝時,莊學鼎盛,玄風大暢,由老莊並稱變為莊在老前,魏晉士人生活上仰慕並實踐莊子,創作上吸收並模仿《莊子》,嵇康及竹林七賢是其代表。阮籍之“精神逍遙”是“外不化內不化”。陶淵明之“適性逍遙”,是“外化而內不化”。謝靈運及南朝士人則在山水中逍遙遊。境界不盡相同,但都源於莊子。
隋唐以後,在哲學方面全盤繼承莊子者極少,莊子思想主要經由玄學而進入禪學與理學。李白筆下的大鵬即李白自己,其形象來源於莊子。李白的人格結合了阮籍的悲憤與陶淵明的恬淡。白居易提出“中隱”理論(白氏說:“大隱隱朝市,小隱入上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嶺,似出複似處,非忙亦非閑”)是莊子思想在新的時代和社會條件下的運用,奠定了以後士大夫之出處格局。蘇軾是“適性逍遙”的最高峰,比陶、白更顯得丰采神奕,風流倜儻,其觀察人生、社會與自然,顯得更為成熟。楊萬里與李白、隱淵明同調而想像力不如。宋元以後,“精神逍遙”衰退了,“適性逍遙”延續著。明代袁宏道把適性變成幽韻自賞,文人士大夫心地縮小了。清代的龔自珍代表逍遙的思想在繼續發展,但力量已經微弱。
此書首次清理出莊子思想影響中國文學發展的大致脈絡,把握其核心,劃分其階段,比較不同作家的不同表現,論斷基本上合情合理,有些分析概括相當深刻精闢。全書長達33萬字,是下了功夫的力作。但是這個題目很大,其所討論的對象主要是歷代文學創作尤其是重要作家,沒有涉及文學理論批評。論創作又多以詩詞賦為例,而不曾注意到散文、小說、戲劇。所以,全書給人印象是,已經有了重點發掘,而尚未形成比較全面、系統的描繪。
孫以昭、常森《莊子散論》(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包括14篇文章,其中9篇論文學,5篇分別論哲學、美學和養生學。其中《莊子的散文藝術》歸納出三點:一、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二、各篇互見互補,思想貫穿;三、結構多變,章法各異;四、語言縱橫跌宕,富於邏輯力量。《莊子的形象藝術》分為七類:一、道家理想人物,二、孔子及其弟子,三、古帝王和賢臣,四、勞動者,五、醜惡者,六、動植物,七、無生命物質的形象。《莊子的語言藝術》的要點是:一、韻散交錯,飄逸奇肆,二、長短糅雜,縱橫跌宕,三、虛實相生,氣勢逼人,四、辭趣華深,正言若反,五、邏輯嚴密,辯機迭出,六、富於個性,儀態萬方。《莊子的結構藝術》指出其文章結構方式主要有三種:論證式、歸納式、連鎖式。其特點,一是闡發主題,形式多變,二是虛構情節,奇妙絕倫,三是斷續相生,前後照應,四是濃淡相間,揮灑自如。《莊子內篇與外雜篇風格之比較》,認為後者不如前者,其區別在於:一、創造與保守,二、趨向玄想與關注現實,三、追求理趣與講究情趣,四、語言功力的強與弱。還認為內篇純粹而外雜篇駁雜,內篇思辯性遠勝於外雜。
《莊子屈原不同論》,第一、二人以不同的姿勢立身于遠古傳統之前,莊子把神的某些屬性世俗化為人生的現實追求,把神的自由世俗化為在某種心境中的絕對自由;屈原在理性上否定了神明的現實性,在感情上卻希望有一個公正無私助善抑惡的上帝存在,可他的這種願望最終被自己的理情精神撞得粉碎。第二、屈莊有相似而不相同的藝術精神,兩種浪漫的形成具有不同的思想文化契機,二人藝術思維的運行具有不同的動力機制:屈主“情”莊主“意”。二人觀照自然的重點各異,屈常以自然事物的感性特徵比附為道德人格的象徵,莊則主張必須拋棄種種所謂道德品行,而以自然為宗師。第三、人格精神截然不同,屈追求有用之用,莊追求無用之用;莊提倡人的天性自由地發展,屈執著於磨礪自己的自然本性的養成美德;屈具有崇高的殉道精神,而莊看來那不過是對生命的戕害;莊子人格冷中有熱,屈原人格熱中有冷。此文是全書最富創見一篇。《莊子史遷“互見法”比較論》和《莊子李贄“以自然為美”的異同》主要採用比較方法,多有創獲。此書實事實是,簡明扼要,條理清楚,文字暢達,不故作高深而能鞭辟入理,引人入勝,讀起來不覺得費力。但就全書而言,尚屬於論文集性質,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
白本松、王連鎖《逍遙之祖——莊子與中國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共八章。第一章介紹莊子其其書,第二章《莊子》思想概述,分述其人生哲學、社會思想、自然哲學、文學特色,第三章《莊子》與中國傳統思想:分述莊子與荀卿之儒,與西漢經學,與魏晉玄學,與唐代儒學,重點是宋明理學。認為理學表面上排斥而實際上吸收莊子許多思想觀念,在論證宇宙本原和宇宙生成過程時吸收了“氣”的概念。關於“理”的普遍性來源於莊子的“道”。莊子與理學家都主張擯除人欲,但莊子目的是反歸自然,理學家則要求依順仁義。第四章《莊子》與傳統文士的人格心理,認為《莊子》安時處順,無心無情,清靜寡欲,順任自然的人生態度是歷代文人士大夫在仕途失意、人生坎坷時用以自慰和排解內心痛苦的心理調節劑;《莊子》中崇尚放浪形骸,不拘禮俗,曠達生死,遁跡山林的生活方式是文人士大夫在社會黑暗政治腐敗時,憤世疾俗、獨其善身的行為歸宿;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物我合一,逍遙自由的人生境界,又成為歷代文人追求個性解放,精神自由的最高準則。第五章論《莊子》與傳統宗教。道教在根本道理、神仙信仰、得道成仙方術等方面,都有莊子的烙印。佛教尤其禪宗與莊學關係密切,“無念為宗”即與“心齋”、“坐忘”相通。第六章《莊子》與中國藝術精神,著重於三點;崇尚自然,重視精神美以及莊子的創作理論都對後世深有浸溉。第七章《莊子》與中國文學,分論莊子的批判精神、玄言詩、山水詩的發展。第八章《莊子》與中國傳統醫學,指出中醫的氣化氣運精氣學說,經絡學說、氣功醫學、養生學都與《莊子》關係密切。此書論述比較全面,重要方面多有涉及,語言顯近,許多地方把原文化為意述,適合一般讀者閱讀;但作為研究專著來看,理論深度似乎不大夠,往往有語焉而未詳之感。
上述各書,對《莊子》作了多方面的論析,有比較深入的探討,力圖說明《莊子》的成就和價值,許多見解新鮮並令人信從。但是往往只談積極可取的方面,很少甚至不談消極落後的方面,尤其在社會觀和人生哲學方面,極力為其中不良因素辯解而不予批評,明顯偏愛。講對後世影響,也只講正面的,不講負面的。主要觀點論證充分邏輯嚴密,也有個別缺乏說服力,甚至難免帶有主觀片面性。
劉生良《鵬翔無疆—(莊子)文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原系作者的博士論文。此書分析比較全面細緻,新見頗多,對莊子評價甚高,有些語言如同讚歌。第一章《莊子》基本問題考索。認為莊子故里在今河南商丘,對其他裏籍說進行辯駁。指出莊子主要繼承商宋文化,而非楚文化。《莊子》哲學思想,唯物之中有唯心,唯心之中有唯物。基本傾向究竟是唯物還是唯心?沒有明確回答。未能從對哲學根本問題的態度來考察。第二章《莊子》的文學類型。說莊子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之祖”,“中國現實主義創作的開創者”,“中國象徵文學第一大師”,忽視比莊子早的《詩經》和與莊子同時屈原的歷史地位,不符合中國文學史的實際。第三章《莊子》的文體形態。說它是“奇異的散文”,很正確;又說是“絕妙的詩”,“賦的濫觴”,“小說創作之祖”。所舉例證僅為少數篇章和片斷,未能從整部書的文體形態把握,有以偏代全,把個別誇大為一般之嫌。第四章《莊子》的文本結構,提出“召喚的結構層次”,“迴旋的結構體系”,“靈變的篇章結構”,“奇妙的結構藝術”,皆能言之成理。第五章《莊子》的辯對藝術。分論辯對文體,辯對方式,辯對藝術,相當細密。第六章《莊子》的話語特色:一汪洋恣肆,二奇詭雄豪,三空靈縹渺,四詼諧風趣,皆屬於語言或文章風格。第七章《莊子》的美學與文學思想,不是本書的重點。近年來,這方面的專著有劉紹瑾《莊子與中國美學》(1988)、張利群《莊子美學》(1992)、陶東風《莊子與中國美學》(1996)等。從注釋和所列參考文獻看,作者似乎沒有注意到這幾本書。
此書引述了不少古代評點、現代名家意見和八十年代的一些文章。但是,對於九十年代以來的新成果有所忽視,因而有些見解重複他人講過的話。作者也許有意避免平庸和呆板,並且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於是難免忽略歷史分寸感。對於古人古書,既不能像六七十年代大批判那麼苛求,也不應該偏愛拔高。正確的態度和方法是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對古代文化進行科學的歷史的分析判斷,還其本來面目。分清精華和糟粕,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還是必要的。一味讚美,過分頌揚不等於科學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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