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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庄子研究到文明反思
作者是 劉笑敢教授   

 

 

从庄子研究到文明反思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劉笑敢教授
资料来源:时代周报 122期

 

 

 

 

 

 

  2010年深秋,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研究室,刘笑敢先生笑谈自己的治学心得,时带独特的哲学思考。时值其20余年前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再版,刘先生不免感慨。刘笑敢在天津读完中小学,1968年插队落户内蒙古,1973年入读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1978年,刘笑敢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年。当时年逾七十的张岱年正迎来第二个学术春天,却已经没有精力再写比较详细的论证文章了,有人开玩笑说张岱年的晚年文章是“大纲体”。刘笑敢回应说:“张先生28岁完成《中国哲学大纲》,多次出版计划都因战乱或社会动荡搁浅,一直到70多岁,此书才正式出版。因为社会、政治动荡,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安心地在书房里研究学问一二十年。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悲剧缩影。”


  刘笑敢自称对文学性较强的东西感兴趣,觉得庄子的思想吸引人,写博士论文时决定研究庄子哲学。1985年,刘笑敢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出版后,影响远及海外学术界。1988年,刘笑敢赴美国访学,其间结识孟旦(DonaldJ.Munro)、余英时、杜维明、林毓生、张灏、傅伟勋、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唐德刚等学者。他说:“我受他们的启迪,但我很少直接引用他们的东西,我重视的是一种方法的启示,一种精神的启迪。”1993年,刘笑敢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2001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出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由于长期在高校任教,刘笑敢对当今大学追求量化目标的“病毒”深有反思。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香港


避免将现实关怀与纯学术研究混为一谈


时代周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张岱年先生对你有什么样的学术影响?

 


刘笑敢: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做人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机会正式学习,一有了机会,大家都憋足了劲,想好好学,自觉性很高。我们写完一章或一篇文章,都会先给他看,他来批阅。当时有一些时髦的东西比如系统论、控制论,有个老师就说:“笑敢,你用系统论、控制论来研究庄子试试。”我跟张先生谈,张先生一口否决,说那条路不能走。但张先生又很开放,指导学生的方法就像一个导演。导演是不教演员怎么演戏的,张艺谋不会教巩俐怎么演秋菊或者怎么演菊豆,他让巩俐自己演,根据剧本自己发挥,不好了再来。


  时代周报:二十几年后重新看自己写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有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刘笑敢:当然有啦。比如说讨论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这就是时代的烙印。关锋说:你看《逍遥游》,游乎四海之外,无极之野,极大地夸张了主观精神的功能,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吗?!但主观唯心主义在西方的本意是怀疑人的认识能力,限制人的认识能力。人没有能力感觉和认识经验以外的世界,比如说我认识你是通过眼睛看,耳朵听。但是在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闻,用手能摸得到的以外还有什么?有两种回答,一种是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是知道有、但无法认识那个彼岸世界。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或者是不可知论。这和庄子思想显然不同。当时冯友兰也讲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我感到很奇怪,我就去问冯先生,他说:“照你这样讲,庄子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也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中国没有主观唯心主义。”我从主观唯心主义概念的来源出发,认识到当时讲的主观唯心主义不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也不是我们自创的术语,而是望文生义的误解的产物。


  时代周报:晚清以来,中国在引进西方观念时常常有望文生义的误会。


  刘笑敢: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缺少专心、专门、专精的学术研究,都是拿来就用,不问就里。比如,我们现在都说封建主义如何,要反秦始皇以来的封建。反封建的口号是陈独秀从日本搬回来的。日本是真的反封建,明治维新以前,权力分散在各地将军幕府那里,是分封制或封建制,天皇要把权力收回来,所以要反封建。陈独秀照搬日本做法,也到中国来反封建。但他针对的所谓中国的封建跟欧洲、日本以及西周所讲的封邦建国,都是相反的。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有很多诸侯城邦,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主要是皇权,是集权制不是封建制。我们常常在很多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上闹笑话,不求甚解。这一点我很不满意。你可以改造古代的、西方的概念,但不能不求甚解地大发议论。


  时代周报:当年研究庄子的时候,有没有投注你对现实世界的关怀?


  刘笑敢: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国家、对民族含有一种关切,但是这种关切不能变为影射史学。对古代思想的理解虽然没有一个客观的唯一的必然结论,但是还要尽可能客观地研究它,这是做学术、做研究的基本路向。你要借庄子思想建立自己对21世纪华人社会,或者对人类社会有意义的一种理论,当然可以;但是这和狭义的学术研究不是一回事,不要混起来。如果想为21世纪的华人社会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精神指向,为什么非得局限在庄子里面呢?我讲过一个“道家与现代人生”的课,一个学生就建议我写一本书,讲道家的生态学理论。但如果我关心的是生态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道家里面?我近几年就强调要提高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标准的自觉性,避免将现实关怀与纯学术研究混为一谈,两头不就。

 

  于丹的讲法,就像在大树底下老奶奶给小孩讲故事


  时代周报:你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怎么看陈鼓应先生的老庄研究?


  刘笑敢:我的路数跟他接近,但不完全一样。前两年在北大开杜维明组织的中印学者对话研讨会,我讲到老子的自然有总体的关怀,不是个体的自然,他不赞成。他说王弼讲自然就是个体自然。王弼是这样讲的,但是在王弼之前没有人这样讲,老子那个时代也并没有自然本性这种概念。就像有人通过朱熹的《四书集注》看《论语》,其实看到的是朱熹讲的《论语》,我研究老子,就尽可能先不看王弼的注,直接去看《老子》,所以我看到的《老子》跟牟宗三等人通过王弼所看到的《老子》很不一样。


  时代周报:近年讲《庄子》,最有名的要算于丹了,你有没有看过她的东西?


  刘笑敢:翻过。她说她讲的是自己的心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用过“诠释”的说法。在我看来,“诠释”是比较严肃的字眼—但是她讲心得,那就没话说啦。于丹很聪明。她不做研究。于丹对普及《庄子》是有贡献的。


  不过,这里面会有一种误导。于丹是北师大教授,在中央台讲庄子,会让人误会这就是专家所讲的庄子。这种误会不一定是于丹本人的过错,也许普通听众对学术研究和普及性演讲的区别没有概念。


  于丹的讲法就像传统社会里,在大树底下,老爷爷老奶奶给小孩子讲故事一样,是一种文化传承,是必要的,对小孩有好处。但是,小孩在村里听来的故事有几句是可靠的?没有,随便讲,大家听得高兴:哦,有个《三国志》,哦,有个《红楼梦》,哦,有个《庄子》。文化传承是复杂的,不能要求民间的文化传承都达到学术研究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华人社会现代学术制度尚未健全,什么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什么是普通的学术推广,什么是通俗文化,似乎没有分工。办社会科学杂志,都想扩大发行量,都想有更多的读者,迁就读者数量,迁就现实需要—这样一来,学术水准就很难把握了。在美国,纯学术就是纯学术,全世界有5个内行认为你好,你就是好的。
中国哲学代表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


  时代周报:到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访学,对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新的影响?


  刘笑敢:影响很多,一言难尽。其中之一是美国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中国哲学研究之困难的理解。我在哈佛主要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系在一起,我去的时候,韩南是社长,后来杜维明当社长,跟我联系比较多。我跟哈佛的学者交流,向他们请教,怎么研究中国哲学:要有新意,又不能胡说八道。有人故意标新立异,借一个其他的理论,往上一套,新的东西就出来了;或者根据现实感受重新解释古代经典,好像很简单,很实用,但不够严肃,根据不足,论证不足。


  受东亚系的影响,我更重视文本,重视历史,重视学术的严谨。杜维明跟宗教系比较密切,我受他的影响,也感到中国的“孔孟老庄”又像哲学又不像哲学,又像宗教又不是宗教。所以我后来讲“反向格意”的困难之处:把“孔孟老庄”定义为宗教,很多人不赞成,把它定义为哲学,又有很多人不赞成。可是在美国,哲学系讲“孔孟老庄”,宗教系也讲,东亚系也讲,历史系也可能讲,甚至政治系都有可能讲。可是只有一个“孔孟老庄”啊!我更希望看到“孔孟老庄”真实的全貌。也许我做不到,但这个愿望是正常的,不能放弃。


  时代周报:现在西方学术界是怎么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


  刘笑敢:西方很复杂,有东亚系的研究,有宗教系的研究,有历史系的研究,也有哲学系的研究。随便举例,密西根大学有一位DoanldJ.Munro,中文名叫孟旦,一方面是英文姓名的谐音,一方面取自孟子和周公旦。他提出一个观点是我们中国人都没有注意的。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天生平等的观念。人生下来是平等的,人的自然本性是平等的,所以人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仙,可是后来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后来的道德行为、后来的努力不一样了,所以他说中国人有先天平等的观念即描述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价值意义上的平等,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仔细想一下,孟旦是对的,孟旦做得很扎实。可能现在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太古老,实际上这种做法现在很难学习了。


  中国哲学严格来说不是一门学科,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尚未成熟。就像“国学”是一种领域,还不是一门学科一样。除了学术含义,中国哲学还代表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20世纪初,中国的大学开始有文科系,有人主张不要哲学系。后来蔡元培说必须要有哲学,这个哲学是从西方哲学搬过来的,胡适、冯友兰都是借助西方的哲学眼光来看中国的“孔孟老庄”,借助西方的哲学概念、理论框架来重新整理中国的儒释道,这就叫中国哲学了。可是,这个做法是不是最好的做法?还有没有其他做法?不同做法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学科主流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以探究中国古代为主,还是以建构21世纪新的哲学理论为主?这没人讨论。什么观点都有人讲,但是缺少认真的、直接的讨论。现在的学术界,各讲各的话,反正能发表论文,能在年终统计的时候有多少篇论文统计出来就行了,至于这些论文有几个人看、看了之后有没有影响,就没有人管了。所以,我的比喻是:现在写学术论文就是在放气球,写一篇论文就是放一个气球上天。有几个人看见?在哪破了?没有人关心。


教育“病毒”与量化管理


时代周报:在21世纪,中国还有可能产生哲学家吗?


  刘笑敢:不容易。不光是产生哲学家不容易,产生什么家都不容易了。太浮躁,太急功近利。谁还能潜心研究学术?学术研究是要潜心、专心、安心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做下去的,可能有些路子不出成果,可能有些路子会出意外的成果。现在的评审和经费拨款的制度,等于说还没有做就要保证效果,而且要的是快速效果。


  出什么家都难,教育家也没有了。大学校长都变成行政官员了,都要服从教育部的安排,他还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吗?他的理念能坚持、能贯彻吗?现在亚洲似乎跟国际形势跟得很紧。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有自己深厚的传统,但我们学的不是他们的传统,我们学的是最时髦的管理方法,可是这些方法不是他们的主要优点。无止境地追求量化指标、经费数量、学生数量、博士数量、论文数量、得奖数量,越来越表面化、功利化,我把这叫做一种病毒。这种病毒是从西方来的,但是西方人自身抵抗力强,很多大学有二三百、三四百年的历史,比国家的历史还久,政府不干涉,捐款人不干涉,能够发展保留各自的特色和传统,所以西方大学有抵抗力,生病较慢、较轻。我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大陆都待过,也去过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访问、兼职,我觉得亚洲地区的大学发展都属于政府行为,都急于在十年二十年里赶上世界一流大学,提高名次,重视表面数据,深层的东西看不到也不想学,也学不了。现在学术腐败那么多,当然有学者个人的道德问题,可人是在大环境中生存的,大的环境可以培养越来越多有道德的人,大环境也可以腐蚀人的道德。


  教育变成工业化、产业化,这不是教人而是贩卖知识,追求有形和无形的收益。哈佛大学哈佛学院的HarryR.Lewis当了8年院长,退下来以后写了一本《ExcellenceWithoutaSoul》,没有灵魂的杰出或者没有灵魂的优越、卓越。他说他在哈佛三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教授一起讨论怎么帮助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成长为二十三四岁的成年人。大学变成了储藏、传播、创造知识的地方,不再是培养人的地方。他说重要的是大学忘了什么是教育,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edu”变成了“.com”。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亚洲地区感染“病毒”最快、最严重。


  当然,我不是说量化管理一无是处。黄仁宇就特别强调“数目字管理”,说中国传统社会落后就是因为不懂资本主义的“数目字管理”。但是,凡事都有限度、有范围,过分就是灾难。江水、河水、湖水都很好,洪水泛滥就不好了。


  时代周报:研究了几十年老庄,你认为老庄思想在今天还有启示意义吗?


  刘笑敢:有。随便举例,老子讲“辅万物之自然”,这个“辅”字大有学问,既不是强迫命令、干涉控制,也不是宠溺庇护、越俎代庖,更不是放任自流、不负责任,是为万物提供自然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万物”的说法也颇有讲究。万物是群体中的个体,个体构成的群体,“万物”不分对错亲疏。马英九当“总统”,他是“蓝营”为主选上的,那他应该是代表“蓝营”的“总统”还是代表全体台湾人民的“总统”?辅万物之自然就是不分谁选你谁不选你,都应该辅,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还有意地把“万物”重新解释成一切生存个体。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公司、一个社区、一个城市,都是生存个体,一切生存个体构成了万物。如果万物是一切生存个体,圣人辅万物之自然就是现代最理想的领导方式,即辅个人、辅家庭、辅学校、辅公司、辅社区,不强制、不包办、不任意。这似乎很难实现,但我们可以从小处做起,从一个家庭、一个班级、一个小学校做起,直到一个大公司、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如果多数人都理解和接受这种理想,那么在特定范围内实现老子的理想是可能的,至少是值得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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