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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及其影响》引言
作者是 陈少明教授   

 

 

《﹤齐物论﹥及其影响》引言 

 

 

 

 

 

 

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少明教授

來源:四川大學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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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文。作者选择《齐物论》这一经典文本,借助于对它的研究,探讨若干中国哲学范畴形成的内在逻辑,包括文本的思想结构以及这种思想结构在其后被解释的过程中所展示的线索。

 

 

  中国哲学史的内容虽然一般被认为很古老,但“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则非常年轻,它是本世纪才建立、发展起来的。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这个学科的开拓者,如胡适、冯友兰等学者,参照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范畴,对中国传统中相类似的思想资料进行选择、整理,从而决定了它后来发展的基本格局。它的意义在于,在比较形而上的层次上,建立了比较、会通中西文化的专门学科。这是一种不叫比较的比较研究。1但是,它与佛学传入中国初期那种比较不同。那时的中国学者是用老庄或玄学的观点理解佛学,佛学是被解释的对象;当代学者是用西学解释中学。开始的时候,由于那些留洋的学者原本有较好的古典文化修养,在诠释传统时仍注意对象的完整性。后来则是两种训练均不足的一代,用自以为了解的西学去解释变得陌生了的古典。当两种思路不吻合时,被肢解的必然是古典。结果就是我们的当代哲学无法从传统吸取有益的资源。也许这是古典传统为取得其现代形态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个世纪之交,试图摆脱这种状况的倾向开始出现。它有两种不同的进路:一种是回到文献研究上来,包括训读与考据工作,避免那种抽象而又不切当的现代概念的滥用;一种是以文本为中心,重新回味经典的内在含义。两者都是重塑中国哲学史面貌的基本工作。本文的选题无疑是基于汇入新的研究趋势的愿望,但工作的重心放在后者。

 

 

  以庄子《齐物论》为研究对象,基于下面的理由:第一,它具有丰富而纯粹的哲学内涵。全文几千字,洋洋洒洒,除“有儒墨之是非”一句外,均不指涉具体的历史内容,这意味着它试图讨论最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是非、有无及物我(或心物)等结对的范畴上。这不但与儒家经典如《孟子》,在表达其不乏哲学意涵的理想时,与时势问题纠缠不清不同,也与《庄子》外杂篇许多激烈的政治批判不一样。第二,其思考及表达有极高的抽象分析能力。虽然《老子》三千言也没有具体的历史情节,但它用诗体语言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简约而易生歧义。故憨山说“老言古简,深隐难明。”《易传》的表达也是多论断而少分析。《齐物论》虽也有丰富的意象,但与之相伴的,是直观的生活体验的描述,以及通过推论程序而进行的思想证明。其中最睿智的当是在齐是非中对“知”的性质的讨论。从形式上讲,它更“哲学”些。第三,它在哲学史上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中,比《齐物论》更有影响的作品自然不少,例如儒家经典。但它们的意义主要不在哲学上。另一方面,虽然有些作品,如《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或《指物论》,也是纯粹而有较高论辩水平的哲学篇章,但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却不能与《齐物论》相比。第四,《齐物论》是同《庄子》一书一起产生影响的,历史上特别重视其价值的学者不少,而把它作为独立的篇章作研究的人则不多。近人章太炎的《齐物论释》是难得的范例。牟宗三先生也对它表现了特别的兴趣,可惜其讲辞未能全按原本问世。2这种“不少”、“不多”恰好都是构成这一选题的有利条件。“不少”表明把它作为独立的篇章来讨论既有意义且有凭藉,“不多”则意味着这一题材大有开掘的余地。即使功夫笨拙一些,也不至于完全空手而归。

 

 

  《〈齐物论〉及其影响》这一标题,显示这项工作由研究文本与其历史效果两部分组成。文本研究除必要的文献问题澄清外,重点在对其思想内涵的解释上。有两种现成的方法可循。一种是沿用固定的或选择某些流行的哲学观念,然后从原文中挑出某些相似的概念或段落,然后指出它属于什么主义,例如说相对主义或者怀疑主义。这种手法,容易歧解原典。它充其量是表达了解释者的哲学立场而已,对吸取古典智慧没有多大价值。另一种是仿古代注家做法,围绕着原文,按行文的次序逐句逐段进行解读、点评。其特点是照顾原作的思路,同时让读者有通过直接对照原文,判断解释的可接受性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解释最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解释者采取的解释语言,也有各自的学术或价值背景,如郭象、王夫之或章太炎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就大相径庭。同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齐物论》虽有论辩意识,但它并非现代意义的论说文体,按行文字面含义逐步解释,未必能够最有效的呈现其思想内涵的逻辑结构。事实上,古人也碰到这一问题,因此在释文时也常有跳离原文发表议论的现象。结果往往是由于解释者的思路表达不完整,而妨碍读者通过它去理解原作。

 

 

  本文更重视古代注家那种追求维护原作思路的意识,但不拘泥于原文的顺序,而是致力于揭示可能的逻辑结构。即尝试在保持其基本观点的原则下,把不同方面的论点,在作者未阐明其关系的地方,按逻辑上最合理的程序将其联接起来,同时将其逻辑上蕴涵但未明示的意义也演绎出来。从而使其具有更高的可理解性,并获得同现代相关的哲学论题联系的机会。这不能阻止解释者的哲学背景在解释中起作用。但如果完全无关的话,解释就没有意义。然而,它可以防止解释者滥用解释的权利。这种解释或许可称对文本“逻辑的重建”,其关键在于要合逻辑。

 

 

  至于文本影响的历史,则是它的思想被直接、间接引伸或发挥的历史。而最直接的引伸莫过于通过注释来进行。指出那些著作标榜了庄子或那些学者注释过《庄子》并不重要。真正有意思的工作应该是在被刻意隐瞒同经典有关系的地方,把它揭发出来。而对那些阐释或发挥经典的思想或著述,则应着重考察它们的不一致之处,包括创造、误读甚至是有意的曲解。此外,不仅辩护是扩大经典影响的途径,对经典的批判也是建立在一定的解释的前提上,它客观上也起传播其思想的作用。注意这种影响的多样性,才能更有效的掌握历史上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发挥作用的各种思想机制。这样,解释史(或影响史)才是思想史(包括哲学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关于方法论的这些表述不一定十分新鲜,但它是这篇论文力图贯彻的原则。为了阅读方便,这里先叙述本书的基本线索3:

  1,首章是一篇导论式的文字,它从重新检讨《庄子》的文献公案入手,接受了从王夫之到张恒寿、刘笑敢等人对内篇主要为庄子所作的论证;同时,又为前人关于《齐物论》代表庄子思想的观点,提供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齐物论》的哲学价值作初步阐明,从而落实了作为一篇中国哲学经典的基本估价。

 

 

  2,在前人对《齐物论》主题作齐“物论”与“齐物”论两种解读的基础上,作者提出齐物我的另一重含义。合起来构成齐“物论”、齐万物与齐物我三义:齐物论是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一种哲学批判,其重点不在是非的标准,而是对争是非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齐万物则要求人的世界观的转变,放弃任何自我中心的态度,看待万有的自然性与自足性,把是非转化成有无问题,具有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过度的意味。齐物我是前二者的深入,它所涉及的心物关系不是认识论而是生存论问题,本体论上化有为无,就是表现在生存论上的丧我与无为,它是导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信念基础。齐物三义是庄子哲学的基本纲领。

 

 

  3,以《齐物论》为中心,借庄子同老子,公孙龙及孟子的分别比较,不但可以了解《齐物论》思想的“思想”背景,同时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观察“百家争鸣”时代的某种斗争态势。它的疑知的倾向承接《道德经》的论点,但突出了主体如何沟通这一更深刻的难题,并以“齐物我”把外部价值冲突消解在内在心理平衡之中;针对公孙龙的善辩,其巧妙在于利用对方的言路,而把名与实的分析导向对主观心灵的强调,从而导向泯是非立场;同孟子的对立,通过共乐与独乐、共善与独善的对照,揭示双方在人性上是着眼于共性还是个性的区别,同时也呈现庄、孟两家对人、物关系在分合问题上所指向的两种天人观。

 

 

  4,齐物三义不仅是庄子哲学的基本纲领,同时其含义也在《庄子》全书中被庄子后学所发挥、扩展。首先是齐“物论”,即泯是非问题。它的被提出有现实的不幸的社会历史根源,但作者在齐是非时,雄辩的理由掩饰其深切的政治动机,以一种超然的面目出现于哲学史上。庄子后学中的有一派,则把他隐而不露的一面揭发出来,形成一种激烈的政治抗议。这注定其影响一开始就不是完全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另一方面,其精微之理即纯哲学上的事业也有传人。例如言意关系的提出,它导源于《齐物论》对知、言、辩的限制,又为其后的哲学探究拓展新的论域。

 

 

  5,掌握齐万物的思想的发展,必须考察《庄子》一书中“道”的概念的变化。《齐物论》中齐万物的思想,导自齐是非的目标。而齐是非在逻辑上又是承接《逍遥游》“小大之辩”、“有用无用之辩”而来。视万物为一物(或纯物),是非之争就失去依据。这种“齐”,即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叫做“道”。内篇中的《大宗师》在显示“道”的普遍性时,却隐约有把“道”对象化的倾向。外杂篇便把这齐万物之“道”,发展为“以道观之”之“道”,以及作为“无所不在”的“物物者”两个层次。前者把“道”继续当作一种“看法”,即一种主观方式,后者则将其当作既内在于人与物,又可超越于人与物的客观力量或“东西”。这也是后来运用西式的本体论概念来解释“道”时产生歧义的根源。

 

 

  6,《齐物论》开篇的“吾丧我”是齐物我的形象化描述,它同《庄子》内篇其它地方的“无己”、“心斋”及“坐忘”大同小异,都可看作对某种精神修炼的摩状。其最美的境界当系“庄周梦蝶”所呈现的那种合天人的化景。齐物我或合天人不仅要去除我与物的外在对立,更重要的是消除心与身(或形)的内在对立。其关键就在于要忘情。不只是患得患失之情,还有贪生怕死之情,都得忘掉。外杂篇多处对以无情为至情的思想有具体的展示。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精神向往,其经验意义不在它肯定了什么,而在于否定什么。

 

 

  7,《庄子》作为“三玄”之一,在魏晋玄学中大行其道。阮藉和嵇康是两位在任自然的旗帜下发挥庄子思想的名士。分析发现,阮藉对庄子的理解,大致来自《齐物论》。然《齐物论》对他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排遣其对现实的不满,又给因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而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提供掩饰。嵇康学理上的表现在于,其“声无哀乐”的见解,以乐论的形式,对《齐物论》中齐是非的观点作独特的补充,同时,却又在讨论人格的公(诚)私(伪)之分时,把它同是非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显露自己无法掩饰的价值立场。阮、嵇无论是言还是行的矛盾,都与庄子齐是非的悖论有关。

 

 

  8,郭象是因注释《庄子》而在哲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重要哲学概念,如造物无主、物各自生、性分自足、有待无待、以及独化等,即其自然主义体系的基本范畴,几乎都是通过注《齐物论》而得到论述的。比较《齐物论》注与整部《庄子》注的关系可知,前者是他理解或掌握整个《庄子》思想的基点。在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中,郭象以自然维护名教,站在阮藉、嵇康相反的立场上,表明其对《庄子》的理解,导向齐是非悖论的另一面。

 

 

  9,《肇论》是佛学还是玄学,是个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对无知、无名、无是非,与动静、有无、物我两组问题的对比分析,可知僧肇的思想不只一般受老、庄言词的影响,而是无论从言词到思路,都烙有《齐物论》的鲜明印记。即使从其运用的“非有非无”这种思维方式而言,我们也不能肯定他没受到过郭象通过《齐物论》所阐释出来的“无是无非”,“既遣是非,又遣其遣”这种双非双遣的思想的影响。亦佛亦玄的《肇论》的出现,表明《齐物论》不仅笼罩着玄学,也开始深入后来的佛学。

 

 

  10,《庄子》流行于魏晋,但不止于魏晋。宋明是新儒学鼎盛,但同时也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时代。林希逸(宋)与释德清(明)从儒、释两端对《庄子》的诠释,展示了庄学新的思想潜力。两者对《逍遥游》、《齐物论》的解读,形成许多有意思的对比。与玄学或道教的解释比,这是另类的庄学。这另类的庄学启发我们,通过对庄学、心学与禅学同质性的观察,领会中国古典哲学的心学特质;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应当寻求对经典解释同卫道立场关系的复杂性的进一步理解。

 

 

  11,清季章太炎的《齐物论释》,是《庄子》思想基调在近世最强的回音。章氏治子承自乾嘉,也超越乾嘉。虽然以佛释庄的做法不是由太炎首先发明,但他在佛学中独挑唯识为方法论工具,则反映出其以辨名析理的方式暗中回应西方哲学的苦心孤诣。重要的问题不是章氏是否确解庄周原意,而是他进行这种解读的背景、立场、方法及结果。而最耐人寻味者,则莫过于为何这部作者自诩为“一字千金”的著作,在现代思想学术史上影响并不深刻。

 

 

  12,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价值体系中,传统学术的位置几乎都经历了被颠倒的命运。庄学也不例外。不论讲自由主义的胡适,还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侯外庐、关锋、任继愈,以及改造了世界观的冯友兰,对《庄子》的评价都站在与传统对立的立场。分析表明,物质、进步、理性、斗争等现代西式观念,是重构传统学术的现代思想背景中的诸要素,它渗透到对《庄子》的考据、诠释及评价诸环节中。这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确立与发展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但也意味着现代意识形态没有给人的教养的课题留下任何空间。

 

 

  13,任何经典的解释史,不仅取决于作品的主题及解释者所处的情势,同时还受制于它的文本类型。《齐物论》的言述方式——寓言、重言与卮言并用,造成了它哲学与诗相融汇的效果,同时也为解释的多样性提供契机。郭象、王夫之、章太炎等注家对相同章节的不同诠释,给我们留下可与现代解释理论中隐喻、文本等论说相参较的经验。以此为据,作者文末又重提解释的意义等传统问题。

 

 

  14,最后一题不是述庄而是论庄,它不以遵循文本言述结构为原则,而以对论题提供新的思想视点为目标。齐物三义中物论、万物及物我三个环节,被转化为他人、世界与自我三个现象学式的论题。从庄子的立场出发,正视他人,就不能把人看成类,而是要当作每一个独立的没法相互代替的主体;面对世界,便既要破除由人类自我中心导致的想象,又要学会尊重有情世界的每一员,不论是人是鱼还是鸟;而关于自我,则要善于从梦的经验中领悟人格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正如没有对《齐物论》的文本知识作详尽的注解一样,本文也未能对其注疏史上的文献提供齐备的评说,因为这受制于作者的学力、时间,还有更重要的是具体选题的兴趣。不过我相信,这已经有些拖泥带水的述说,足以表明这一文本在中国思想史(或称哲学史)上独立的经典意义了。同时我希望,对它的思想结构及解释史的这种那怕是很粗略的分析,也能在许多流行的说法之外,展示其在哲学或解释学上的新的意味。

 

 

  经典永远对解释开放潜在的思想力量,但条件是,解释者必须努力进行思考的训练。

 

  (本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注释:

  1参阅拙作:《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范例论析》,《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论比较哲学——从现代中国学术的经验看》,《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2坊间有《庄子齐物论义理演析》,作者标为“牟宗三讲述,陶国璋整构”。香港,中华书局,1998年。

  3 本书部分章节预先在一些学术刊物或研讨会上发表过,每章后面都有注明,但收入本书时个别地方作修改或文字调整,下面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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