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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寻
作者是 周立升教授   

 

 

庄子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寻
山东大学哲学系 周立升教授
摘錄: 第一屆國際道家學術大會

 

        庄子对老子思想的发展,就其哲学而论,在于庄子将老子的自然本体转换为生命本体。老子哲学重在阐释“道法自然”,而庄子则偏于探究“性命之情”。老、庄都追寻那流化万象的道之所在,但二者的旨趣有异。老子论道重其客观性,体现为自然之必然,或曰必然的自然。而庄子的道论则是本体化的生命精神。他虽亦讲自然的必然,但毕竟发现了必然的另一面——自由和自由的人生境界。

         庄子通过对形上本体的探寻,以推求人之所以存在的根据,最终把道作为个体人生的安顿之地。当然,庄子并非将道视为人的现实的栖居之所,而是人所渴求达到的心灵自由状态和精神超越境界。这种心态和境界并非纯属虚构,因为它有现实的基础,即它是对当时人们的根本处境和存在状态的一种醒悟和反思,表现出对人类所遭际的酷烈命运之根源及其摆脱途径的寻求,亦表现出对人类理想之存在状态的企盼。

         在庄子看来,社会的昏暗,使人丧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丢失了生命价值,导致了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庄子》<骈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试看:“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骈拇》)这些人,尽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其价值追求也不一样,但“其于伤性以身为殉则一也”。呈现出重物轻生的价值取向。尘世既然普遍地重物轻生,惟“功名”、“利禄”是求,那么人的生命精神必然沦落,而人一旦“以物易性”,就会成为物的奴隶,“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徐无鬼》);亦成为他人的奴隶,“役人之役”(《大宗师》);甚至成为自我的奴隶,“其形化,其心与之然”(《齐物论》)。这样的人,实在是丧失了“真宰”,抛弃了真正的人生,成了世间无丝毫自由的既被缚又自缚的奴隶。

        世人除被“物欲”所累之外,往往又被“成心”所累。“成心”荡于胸,则必然“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善恶、美丑、是非、曲直,均随其“成心”而定。“成心”筑起了道道樊篱,即分离和阻隔了统一的世界,也囚执和分裂了完整的自我。《齐物论》说得好:“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他们时而“喜怒哀乐”,时而“虑叹变”,心灵闭塞,“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

        在价值领域,世俗之人不懂得价值悖论,认识不到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反而“师其成心”,将种种虚妄的主观价值判断强加于人。特别是那些握有权柄和倡言仁义礼乐者,他们把维护等级秩序和宗法制度的价值原则加以范式化,以虚伪的普遍性形式推向社会并裁剪一切。于是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社会的纷争。庄子借老聃的口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在宥》)庄子针对人性异化的现实,明确提出了“任其性命之情”的人生价值观。在他看来,人的精神价值是人生价值中第一位的。他曾说,人活着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已是可悲;如果人死了,其精神也随之死亡,这对于人的价值的实现来说,岂不是更大的悲哀吗?庄子正是将追求生命精神的永恒价值作为价值取向的基点。因此,他说:“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所谓“任其性命之情”,即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率性生活。只有“任其性命之情”,才能“自适其适”而不“适人之适”,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

        就生命精神或人生境界而言,庄子反对人的生命精神被物化,所谓“不离苞苴竽牍,敝精神乎蹇浅(《列御寇》),强调不断提升生命境界;也反对将生命精神滞留,“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同上),强调把生命境界提升到“寥天一”(《齐物论》)的高度之后,还须回到人间世求得其落实,“以与世俗处”(《天下》)。

        但庄子所追寻的并非具体时空中的具体存在,而是只有精神才能超越的道的境界。“所谓归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之乡。”(《列御寇》)“无何有之乡”即道的境界。这样,体道、悟道便成了人生的理想境界。
对于道,庄子不像老子那样注重其实然而是强调道的境界义蕴,特别是由心灵所体现的体道后的精神境界。从这一层面审视,庄子的道带有浓厚的生命哲学的意味。所以体道完全是从主体生命开发出来的,其目的是实现人的生命精神与宇宙生命精神的合流,所谓“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

        不过,庄子所追寻的精神境界,绝不是宗教所标立的彼岸世界。宗教把人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截然对立起来,以为人类的终极关怀就在于如何超越这短暂的、污浊的人世,到达那永恒的、绝对的天国或极乐世界。而庄子所预设的理想境界,虽然也具有超越性,但他所追求的并非人死后所进入的“天国”或“净土”,其终极旨归仍然是人的现实存在,是以超越之境在人间世的落实为标的,最后达致体用不二,圆融无碍的至境,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塑造理想人格。
在《大宗师》里,庄子把悟道和得道后的境界称为“撄宁”,一种宁静自如、悠游自在的境界。“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所谓撄而后成,亦即必须经过一番修持磨练方能获得。庄子描绘女偊得道的过程说:“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这个外天下 外物 外生 朝彻 见独 无古今 不死不生”的修守过程,也就是庄子的精神超越之路。

        庄子讲精神超越,最终均落实在“游”上。所谓游,乃指主体精神的自由活动,因此“游”是自由的象征,也是庄子用以通达道的境界、超拔生命精神的一个重要方式。《肖遥游》说:“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应帝王》说:“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又说:“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庄子所游之处,皆为无穷、无朕、无有或圹垠之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对超越的道之境界的指称。道是无限的、永恒的绝对,是“无有”、“无穷”、“无朕”,故“无何有之乡”亦即大道之乡。在超越的道之境界中,个体是无限自由的,然而这绝对自由的个体并非指其形体,而是指其心,指其精神。因此,庄子多以“游心”来论说个体的自由。《人间世》说:“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德充符》说:“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庄子》外、杂篇也多次提到“游心”,如“游心于物之初”(《田子方》),“游心于无穷”(《则阳》)等。游心即是超越现实的藩篱,打破封闭的视界,高扬主体精神,在理想的境界中无拘无束地遨游,在恬淡惬意的大宇宙、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活。游心乃是人生理想的归宿。庄子的游心除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生命内涵之外,还拓展了个体自由的界域。庄子追求的那种“死生无变乎已”,“哀乐不入于胸次”,“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天道》),对人生采取“乐天”达观的态度,使个体的生命在与宇宙精神合流的过程中,获得无限的提升和欢悦。

        总之,在庄子那里,“游心”的最大特点就是绝对的自由,而它所展示的意境又是那样的浩大无边,是超越了一切有限之后的无限,是挣脱了一切戒律的重压和外物的束缚之后的自由。虽然“‘游心”是心灵的安闲自适,是精神的自由,但这种心灵的安闲自适确有庄子体验在其中,因此可以说“游心”已成为庄子所追求的个体自由的象征。

        为体现精神自由的境界,庄子塑造了不同形态的理想人格,这些人格的共同特点便是得“道”。但由于体道的层次有深浅的不同,因此在理想人格身上便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尽管庄子对其理想人格的差异并未有严格的界定,但还是将其区分为圣人、至人、真人、神人的不同模式。庄子塑造的圣人、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都是他心目中的自由人,均活动于庄子所铺陈的自由天地里。在人生旅途中,庄子痛楚地感受到处处充满了异已的不可抗拒的必然,因此他挚烈地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

        庄子以其特有的方式探寻着在必然面前追求自由的可能和途径,力图将必然和自由统一起来。但是,由于庄子没有、也不可能对必然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诠释,因而常常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各种不得不然的趋势归之于必然,常常把命运与必然混为一谈,甚至把命等同于必然。《达生》说:“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命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其然是无因或说不清的。譬如:死生乃命定,就像天有昼夜一般。“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所谓“人之有所不得”即人所无可奈何者。在庄子看来,万物之情理是人力不能干预的,也是无法干预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照庄子的逻辑,凡事之变,皆为命之行,即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必然性。因此,自然界的万象流化,尘世间的世态炎凉,都成了庄子笔下具有必然意义的命。从这一视角观之,庄子的所谓“待”,的确具有与自由对立的必然的意蕴。就物而言,某物受外力的牵制、限制甚至支配称为“待”;就人而言,“待”则指人的某种愿望或要求必需凭借一定的客观条件方能实现,而这些条件又往往成为对人们“自由”的限制或束缚。因此庄子追求一种“恶乎待哉”的绝对自由——逍遥游。

        但是,对所谓必然之命,庄子并非主张人为的去改变、去抗争,而是以“安命无为”去顺应、去随从。在庄子看来,天人本为一体,只有“形全精复”才能“与天为一”(《达生》)。而要达致“与天为一”,必须“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放弃人为,顺应自然,按自然的样态去生活,使必然之命不足以扰乱本性的平和,不致于侵入人们的心灵,“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却而与物为春”(《德充符》),让心灵与外界产生和谐的感应,以便享受那如同春气暖心一般的舒畅和自由。这也就是庄子所谓的“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纷争)”(《列御寇》)。能够做到“必而不必”,也就实现了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但是,庄子的所谓“必不必”并非建立在主体对必然的认识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必然之审美体验中的那种自由,是“天放”的自由,也可以说是“内不化”的自由。这种自由观的重心是个体、是自我,因而精神超越便成为个体自由的根本特征。

        作为古代哲人的庄子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是因为他透过对人生的反思替人们设计了一种特异的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填补了被儒家所遗留下的那片“真空”地带。特别对那些处于逆境和倍感沉重压抑的人来说,庄子那种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理想境界的向往,每每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将之引向高远,引向未来。这也正是庄子哲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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