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始出來!由『國際道家學術總會』會長 李亨利 博士精心製作『道家易經占卜牌』,現在已有『線上免費占卜』『測字好好玩』 『占卜好好玩』等系列供大家線上免費使用!@對占卜結果有任何疑問﹐還可到『國際道家學術總會臉書粉絲專頁』發問哦!

網頁翻譯

國學與經營管理墨寶

第二屆學術大會墨寶

第一屆學術大會墨寶

誰在線上

現在有 141 訪客 在線上

國際道家粉絲專頁

參觀人氣統計

本會常年法律顧問

常年法律顧問:李良忠律師

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
作者是 何炳棣院士   
 
 
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
 
 

作者:何炳棣,1917年生,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
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集<二>

 
 

        考古發現促成70年代孫子其人其書研究的突破,可是對《孫子兵法》以外,預測晉國六卿孰先亡、孰最後勝利的《吳問》的撰成年代,至今學人意見仍有分歧。本文從《孫子》書中涉及的軍隊及戰爭規模、“五行相克”、“黃帝伐四帝”等專題論證《孫子》全書的春秋屬性。現存《孫子兵法》和《吳問》都是撰就于吳王闔閭召見孫武之年(前512 年),前者成於召見之前,後者成於召見之後。我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成書年分之得以確定,不能不歸功於《左傳》高素質的紀年。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一批古代兵書,其中不但有《孫子兵法》,還另有《孫臏兵法》和不少有關兵事的殘簡,包括《孫子》十三篇以外的《吳問》。這次大量竹簡的發現粉碎了起自南宋葉適,中經有清姚際恒、姚鼐、全祖望,下迄本世紀錢穆、齊思和諸家對《孫子兵法》的負面看法——現存的《孫子》十三篇決非成于春秋末年孫武之手;錢穆甚至否定孫武其人的存在。

 

       雖然70年代孫子其人其書已得到初步的肯定,80年代初已有對中外古今《孫子》研究的綜合摘要但現存《孫子》十三篇的當時性(contemporaneity),也就是它的春秋屬性, 尚未引起國際上足夠的注意和研討。

 

        此外,目前學人對《孫子》十三篇外的《吳問》篇懷疑仍深。因此,本文除就《孫子》中君臣對話、書中涉及的若干有關制度、兵數、將的職權功能、陰陽、“五行相克”、“黃帝伐四帝”等至今辯論不休的專題個別檢討外,特別用力于《左傳》中多方面但以晉國為核心的史實軼事的排比與消化,以期從此項繁瑣的工作中探求出《吳問》成篇的年份。 筆者相信,深入研究《吳問》大有裨于確定《孫子》成書的年代或年份;《孫子》成書年代或年份的確定,勢將引起我國學術、思想,甚至書籍、目錄學史上重定座標的工作。

 

(注:臨沂竹簡兵書研究對本文最有用的是: 吳樹平《從臨沂漢墓竹簡〈吳問〉看孫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 詹立波《略談臨沂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文物》1974年第12期; 常弘《讀臨沂漢簡中〈孫武傳〉》,《文物》1975年第4期; 對《孫子》研究最系統的摘要和評估是鄭良樹《論〈孫子〉的作成時代》一文,載《竹簡帛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版。)

    

一、《孫子》成書年代的初步探討

 

        孫武系出齊國貴族,因齊內亂而流亡至吳。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能肯定無疑的是屢經伍員(子胥)推薦,吳王闔廬在即位後的第三年(前512年)終於接見了他。如果當時孫武正值壯年, 他的生年應僅僅略晚於孔子(前551—前479年)。最早為《孫子》作序又為全書注釋的是曹操。曹操《孫子序》言:“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這真可謂是英雄識英雄。魏武以降,歷代詮釋《孫子兵法》者頗不乏人,而對此書文辭及編著年代觀察之犀利,當首推清代朴學鼎盛期間的孫星衍(1753—1818年)。

 

        孫對《尚書》有深湛的研究,對古文字往往有獨到的體會。他對《孫子》的總印象是:“諸子之文,皆出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指《孫子兵法》)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

 

(注:《孫子略解•敘》,收在孫星衍輯《岱南閣叢書》,重印於《四部備要》本《孫子》。) 歷代研究《孫子》諸作中,孫星衍對其同時同鄉陽湖畢以珣之作最為膺服。

 

        畢氏《孫子敘錄》:“按《史記》惟言以兵法見闔閭,不言十三篇作於何時。考魏武序雲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則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幹闔閭者也。今考其首篇雲:‘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言聽從吾計則必勝,吾將留之;不聽吾計則必敗,吾將去之。是其幹之之事也。”

 

(注:《四部備要》重印本《孫子》。)

 

        當代無偏見的學人,讀了《孫子》開頭《計篇》中坦切激昂表示決定去留的原則和骨氣,定會同意曹操和畢以珣的看法——十三篇是引致闔廬召見前必須一顯的身手。 細考《孫子》一書之前,有必要先對吳王闔廬的性格、為人,機智和雄心略加分析。未即位前他是公子光,吳王夷昧(前543—前527年在位)之子,但夷昧未立他為嗣,王位為夷昧庶兄僚(前526—前515年在位)所奪,所以終於導致11年後一幕至今演唱不輟的歷史名劇“專諸刺王僚”

 

(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吳王世系偶或有誤;本文採取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3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483頁的考證。 本文以下引用此書一律簡稱《左傳》。)

 

        伍子胥因父兄之難, 於前522年自楚奔吳。當時吳楚已是敵國,公子光立即洞悉伍子胥的用心,力勸吳王僚不要興師伐楚被伍所利用。三年後,公子光分析楚及其盟邦意志不一,判斷吳如興兵,必能以少勝多。果不出所料,此役大敗楚軍

 

(注:以上詳《左傳》昭公二十年及二十三年。)

 

        闔廬弑僚即位之後,楚國想利用逃亡至楚的吳國兩公子進軍“害吳”。楚平王庶出的最長最賢的公子子西警告當政:“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共之,將用之也。……光又甚文”。

 

(注:《左傳》昭公三十年、哀西元年。)

 

        甚至闔廬與越國作戰中中箭而亡(前496年)之後二年, 子西對他一生的特點還作了以下的回憶:“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而不曠。”

 

(注:《左傳》昭公三十年、哀西元年。)

 

        闔廬一生事蹟和仇邦智者的長期觀察,都反映出闔廬是具有超常機智、毅力、遠慮、野心和很高文化水準的不世出的梟雄。當世和後代都公認他是春秋兩個半世紀中第四位霸主決不是偶然的。只憑一張三寸不爛之舌,不事先進呈一套系統周密富原創性的政治、經濟、備戰、作戰的策略理論即能被他召見,並能使他信服,是不可思議的事。曹、畢所斷,堪稱卓識。

 

       《孫子•九地篇》中保留下最明顯的君臣對話證據。孫武在此篇中先重述主將如果平日愛護士卒,令發之日,士卒淚下沾襟,以身許國,任憑主將調遣,行動可以靈活到像越國常山名叫“率然”的蛇,“擊其首,則尾至(以護首),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原文緊接:“‘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

 

(注:本文所有徵引《孫子》諸項均根據《四部備要》本。)

 

        闔廬、孫武當面問答之狀活躍紙上。應該指出的是:十三篇雖應是召見前業經進呈闔廬之作,但如“敢問”之類的語句顯系君臣臨時隨興的問答。所以我們不能排除十三篇進呈之後偶或會有增添的詞句。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有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這段記事與臨沂漢簡中的《孫武傳》大都相符

 

(注:詳見常弘《讀臨沂漢簡中〈孫武傳〉》。)

 

        《吳越春秋•闔廬內傳》所載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亦應有事實根據。 以上簡要的討論雖然已說明《孫子》成書于吳王闔廬召見前夕,但由於本世紀海內外漢學界過分疑古之風未泯,我們仍須廣事稽核相關史料,不避繁瑣,將古今對《孫子》的大小質難加以澄清。只有如此,《孫子》成書的年代,甚至年份,才可望得出正確的結論。

 

(注:《吳越春秋逐字引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11頁。)  

 

二、“將”、“興師十萬”、“出征千里”

 

(注:《四部備要》本作“兵”,今從《兵書四種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14頁改為“征”。)

 

        古今學人或以為《孫子》所論的“將”是能主籌全部動員作戰策略,享有統一指揮權力,承當全部勝敗責任,十足專業化的將軍,大異于文武不殊途,將帥共決策的傳統,所以《孫子》應是戰國時代的著作。

 

按:春秋晉國平時執政的正卿就是戰時的中軍主帥,其餘資深之卿充任上、下諸軍將佐。    

 

      將佐不遵帥令最有代表性的笑話是魯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晉率諸侯之師伐秦之役下軍之將欒黶。他不但不遵主帥荀(中行)偃“唯餘馬首是瞻”之令,並且公開聲言“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全部下軍竟隨他向東撤回晉國。

 

          為瞭解《孫子》論將的真諦,必須指出漢語自始即是“詞位語”,根本沒有區別不同時式、不同語氣的形態變化。所有《孫子》論將的詞句決不能以通常陳述語氣去解釋,必須以建議、要求的語氣去理解;而建議和要求的物件就是勇於創新的君主。在要求闔廬採納他的具體建議之前,他開頭即提出對“將”空前多面、嚴格的要求,也就是他的自我要求。

 

《孫子•計篇》:“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只有知識、才幹、操守如此齊備之人,才有資格請求知人善任的君主給予“將”以空前的重視。如謂“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注:分見《孫子》《作戰篇》、《謀攻篇》。)

 

按:“輔”應作“憑依”之意解,也就是再度說明將身系國家之安危。只有經過“將受命於君”這莊嚴程式,將才能享有應得的統一指揮的權力。受命之後,“上下同欲者勝……將能而君不禦者勝”,甚至必要時“君命有所不受”。

 

(注:《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諫晉獻公:“‘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可見輔是憑依之意。這個詮釋出自古棣、周英《老子通》上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頁。) (注:分見《孫子》《謀攻篇》、《九變篇》。)

 

        最動人的是在《地形篇》裡提出“上將”必須要能預先掌握六種致“敗”之道和構成必勝的全部道理(“戰道”)的各種因素之外,還強調為將者必須有堅貞的節操:“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

 

        孫武于此不啻以一己生命為孤注,不屈不撓,甘願事先簽署一張軍令狀! 事實上,《孫子》十三篇中對新型的將的種種建議和要求,並未皆為闔廬所採納。《史記》及《吳越春秋》很少有孫武獨將的明確記載;相反地,明確的記載卻提到伍子胥、孫武和伯嚭三人合將。吳國在軍事方面遠遠不能做到孫武所預期的統一指揮。闔廬九年(前506年), 王弟公子夫概即不遵王命獨自向楚都進軍,先敗楚軍之後,吳王的重兵五戰之後才攻克郢都。

 

        孫武專業性的將論要等到戰國才能在各國逐步實現,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則仍很難被國君接受。終戰國之世,“主”、“將”關係一直是緊張的。白起等名將之不得善終,即系明證。 孫武對將的理論與主張既有異于春秋的傳統,又預期戰國二三百年間的巨變;它所代表的時代過渡性是相當明顯的。

 

        《孫子》久已被舉世公認為古代軍事最經典之作,其中論將的部分最能明示孫武的先驅認知。 另一問題是《孫子•作戰篇》提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全書最後《用間篇》再度言及“興師十萬,出征千里。”自宋以降,即不乏學人據此以為《孫子》成于戰國之證,因為他們的印象是春秋時代戰爭的規模比《孫子》所說的要小得多。

 

按:春秋一般以車戰為主,每乘兵車究竟由多少人組成,一向頗有爭論。《詩經•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這一原則,證諸其他古史,大體正確。

 

(注: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205、341—342、368—369頁對本文本節極富參考價值。)

 

        至於兵力,春秋最後七八十年間有加速擴增的趨勢。先以《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晉國為例, 因數字出自楚國的情報,所以最為可靠。此年,晉國除絳都外,屬於強大卿族的土地已分成49縣,每縣攤派兵車百乘,故兵車總數已不下五千,總兵力已不下十五萬。這還只就城邑而言,鄙野能參軍者尚不在內。楚國的諜報無疑是接近事實的。《左傳》昭公十三年,由於盟國諸侯“皆有貳心”,晉國向“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於是以“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留守國內的兵力絕不會少於一千乘。 
(待續)

 

目錄

 


加入『國際道家粉絲團』!!
 
站內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