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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與吳伐楚的戰略分析
作者是 張永山研究員   

 

 
孫子與吳伐楚的戰略分析
 

作者:張永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摘錄:2005年首都師範大學和上海師範大學召開的“軍事理論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 

 

【內容提要】

        依據傳世和出土文獻中吳伐楚的有關記載的分析,可以確認孫武的確是春秋末期的軍事家,軍事著作《孫子》的藍本出自他之手。這部書在戰國時期已廣為流傳,並在戰爭頻繁的時代被將領們熟練應用,或在實戰中加以發揮,反其意而用之,取得良好效果。以吳王闔廬為統帥,伍子胥、孫子、夫槩為將軍的吳軍,經過多年謀劃的伐楚戰略,無不閃爍著軍事家駕馭戰爭全域和瞬息萬變戰場形勢的智慧之光。伐楚之戰的策略和方法,無不與《孫子》的軍事理論相契合,故而吳伐楚的戰略戰術同《孫子》一書的軍事思想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關 鍵 詞】孫子/闔廬/伍子胥/吳楚

 

        春秋末期吳伐楚破郢之戰,是一次長途奔襲取勝的戰例。這場戰爭的勝利與以往戰爭不同之處,在於它的導演者有豐富的戰爭素養和系統的軍事理論為依據。尤其是導演者的背後還有一位軍事家的支持和幫助,兩千多年來這位軍事家的形象一直撲朔迷離,至今仍眾說紛紜,所以我們討論吳伐楚的戰略戰術思想制定者之一——孫武的軍事思想,充分體現在《孫子》一書中,其前提是歷史上有無孫子其人。

 

        前輩學者曾論證“彼孫武者既不見於《春秋內外傳》,又不見於一切先秦古籍,而太史公所記又羌無故實所指,則孫武之是否有其人,實一大疑問。且無論孫武必有其人,縱有之,而今之《孫子》十三篇決春秋人之書”

 

        這一觀點在國內外頗有影響,不斷有人一再申論,即使臨沂漢簡中《孫子》和《孫臏》兵法同出,也有學者斷言《孫子》不是孫武所作,而是“由題名作者代表的延續性的創作群體”寫定。

 

        換言之,持這類觀點的學者,都認為《孫子》兵法與孫武無關。

 

        其實,在有關的先秦典籍和子書中是可以找到吳孫子事蹟的。《國語•吳語》載吳王夫差北上與晉爭長(西元前482年),排兵佈陣時,大夫和將軍都“挾經秉枹”。這個“經”,韋劭注:“兵書也。”其說可信,因為戰爭中大夫和將軍指揮作戰,最需要的書必與軍事有關,而非其他著作。這樣的兵書哪裡來?必然要與闔廬時孫武的十三篇相聯繫才能得到確解。孫武其人其事,戰國前期已是兵家徵引的話題。如魏惠王時代兵家《尉繚子•制談》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是也”

 

        這個“武子”與後世“吳有孫武”是同名。繼尉繚子之後言孫武者多省稱為孫,《韓非子•五蠹》說言兵者“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此孫、吳之名與《呂氏春秋•上德篇》的“闔廬之教,孫、吳之兵”相較,當如高注:“孫、吳,孫武、吳起也。”至漢代已把孫武、吳起尊為善用兵的典範,《史記•貨殖列傳》引白圭經商的經驗之語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也。”

 

        《漢書•刑法志》更把孫、吳用兵,同著書立說並提,說“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東漢時最有懷疑和戰鬥精神的王充,在《論衡•量知篇》裡同樣認為孫武實有其人,他說:“孫武、闔閭,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兩漢既然把孫武同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伊尹、呂尚、闔廬、吳起、孫臏、商鞅並列,那麼孫武就不大可能是一個“未必有其人”的虛構人物,而應是戰國時期人們尊崇的善用兵的真實人物孫武。

 

        這裡附帶指出,戰國時期所說,“孫、吳”之孫,不是孫臏省稱,因為《戰國策》裡孫臏是以實名相稱,如《齊策六•燕攻齊取七十餘城》說“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很明顯,這裡有意將“孫、吳”所指與“孫臏、吳起”區分開來,以免後人誤解。至於孫臏又以“孫子”名之,本是古人美稱“孫子”,在《戰國策》中是與同時代的齊將田分對舉,不會與孫武稱“孫子”相混淆,竹簡本《孫臏兵法》稱孫臏為“孫子”,都是與同時代的齊威王、田(陳)忌問答中的尊稱,且與當時的具體事件相聯繫,當世和後世的人們從上下文一望而知,此“孫子”非吳孫子,故而孫武也必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人物。

 

       《孫臏兵法•陳忌問壘》有殘簡曰:“明之吳越,言之于齊,曰知孫氏之道者,必合於天地。”正確理解這段竹簡文字的關鍵是明、言二字,從文獻可知明訓成、通或發,言訓為說或議,才合乎古代漢語明、言的本義道,是指思想或學說而言。那麼此簡可以解為形成(通行或發源)于吳越,論說于齊的孫氏軍事理論,完全符合客觀規律。由這段竹簡文字可以看出:
    一、孫氏之學源于吳越(確切講應為吳),首倡者當為孫臏先世孫武;
    二、孫氏之學必有著述傳於世,後世孫子才有可能闡發于齊。

有學者分析“孫氏之道”應包括吳、齊兩個孫子學說,也不無道理,但吳孫子為這一學派的開創者,故《孫子》十三篇的最原始版本可能就是這一派軍事思想的源頭。

 

        從竹簡本《孫子》十三篇殘文與傳世《孫子》相校,兩者文句的差異,顯示出傳世《孫子》確實經過後人加工潤色,甚至有增溢,但其主幹沒有大的變化,這就像《尚書•盤庚》篇一樣,是商人口耳相傳文獻,經過周人加工寫定流傳至今,難免有西周時的語言痕跡。《孫子》同東周時其他子書一樣,流傳過程中經過後人修飾,然而基本骨架和內容未變,是我們研究孫武軍事理論的基礎依據。

 

       既然戰國時人認為孫武確有其人,又在竹簡本《孫臏兵法》中得到印證,故漢代有關孫武事蹟的記載應有相當的可信度,他自闔廬三年(西元前512年)“伐楚,拔舒,殺亡將二公子”始,即參與對楚的軍事行動,且提出破郢時機尚未成熟的建議,在此後一系列吳伐楚的戰爭中,《史記》都把《左傳》裡記載的伍子胥向吳王提出的伐楚計謀,認定為是與孫武共同出謀劃策。如《吳太伯世家》雲:“九年,吳王闔廬請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未可入也,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

 

        這些記載說明孫武已參與了吳王的決策,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他是因著兵法而得到吳王重用,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比《史記》敘述的更具體,經伍子胥“七薦孫子”于吳王,吳王才“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於是演出孫武吳宮教戰的千古佳話。《史記》和《吳越春秋》對孫武見吳王的敘述可能不完全出自原始資料,但以兵法見吳王是其核心,這也正與“孫氏之道”相呼應,說明《孫子》十三篇在吳伐楚前已草成,當不會有大出入。

 

        基於以上認識,可將闔廬伐楚實施的戰略戰術,同《孫子》的軍事謀略對比分析,更能體現出它的時代特徵。

 

        先看疲勞楚軍的戰術。伍子胥是熟悉晉、楚兩國長期交戰的軍人,又深知楚國執政者的惡習,遇事相互推諉,不敢勇於負責,但又爭功心切的狀況。仿效晉國知武子“三分四軍”的疲勞楚軍戰法(11),創造出積極主動的“三師以肄”(12),輪番襲擾調動楚軍的態勢,造成“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的軍事效果,調動楚軍東奔西跑,卻捕捉不到戰鬥目標,而吳軍達到了疲勞楚軍的目的。子胥這項疲勞楚軍的建議,確實相當高明,非常符合吳弱楚強的軍力對比實際。

 

        經過吳主動輪番襲擾楚軍,消耗其實力,吳軍相對可以轉弱為強,為在適當時機打擊楚國創造條件。與伍員建議的同時,孫武對吳王立即伐楚的想法也提出先強國固本的意見,認為當時吳國“民勞,未可,待之”(13),即國內民眾準備伐楚的條件尚不具備。兩個人的建議相輔相成,從外內兩個方面做好伐楚的準備。不僅如此,子胥這種具體的疲勞楚軍辦法,在《孫子》一書中是以高度理論化的面貌出現的,如《虛實篇》開頭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說:“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把這些原則同闔廬實施子胥“亟肄罷之”的作戰地域可以看出,“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師“救潛,吳師還”。楚師剛撤軍,吳師又“圍弦”,楚師忙“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吳軍靈活機動的襲擾,楚軍不得不忙於救潛,救弦,軍隊疲於奔命。調動楚軍這種東奔西走狀態,猶如孫子所說“趨戰者勞”,“故敵佚能勞之”,“安能動之”作戰原則的圖像畫。並把這種調動疲勞敵人的作戰技巧,歸結為“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即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由此可知,子胥的“疲敵”戰術和《孫子》的“勞敵”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伐楚破郢前,吳軍北上西征過程中的軍事謀略一環套一環,首先是選擇一條阻力極小又能直搗楚腹地的行軍路線。史載吳軍北上又乘舟逆淮河西進,至淮汭棄舟與蔡師會合,穿越今信陽地區三關達漢東。這條路線是吳軍連年掃蕩後,楚軍防守最薄弱的地帶,未見與楚軍遭遇的戰事發生,大軍順利抵達楚腹地,可見這條行軍跑線是非常正確的。

 

        選擇這樣的行軍路線,正與《孫子》軍事思想“以迂為直”的指揮藝術相契合。從地理上講,大軍自吳都(江蘇省蘇州市)北上、西進、南越三關,需繞行近千公里,而沿長江上溯約600公里左右至楚腹地。吳軍卻“以迂為直”地勞師遠征,是因為早已實現“以患為利”的軍事目的。原楚國北線守軍在吳軍打擊下,不僅防守鬆懈,而且吳的勢力已深入其間,原來楚軍駐屯地變為吳軍前沿陣地(徐、鐘離、夷、潛、六、巢、弦等),吳軍自然會順利通過且不易被發現。沿淮水西進正與《孫子•虛實》所說“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相合。

 

        這樣西進的吳軍,也合于《孫子•九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實際上正是如此,西進的吳師未遇楚軍阻攔,故“以迂為直”的進軍路線實為上策。淮汭與蔡師會合後,穿越險地更有了保障。此前蔡本與楚往來密切,對入楚抵郢的途徑和軍事部署當然會瞭解。《孫子•軍爭》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不能得地利。”(14)蔡人是吳軍最好的嚮導,他們熟知穿越三關的時機和鄂北地勢,所以吳軍得以突然出現在漢東,給楚國君臣造成強大的軍事壓力。這樣的史實,與孫子論述的《軍爭》思想何其相似,如出一人之策劃。顯然,吳軍統帥部事先必有充分的軍事理論作指導,才得以順利實現遠距離的奔襲。

 

         吳、楚兩軍形成的夾漢水對峙的態勢後,楚左司馬戌與統帥子常議定,司馬戌北上“悉方城外以毀其舟”,再塞三關堵住吳軍退路;子常沿漢水西岸與吳軍周旋,而後再“濟漢”同司馬戌之師夾擊吳軍,可一舉破吳、蔡的聯軍。但子常貪功心切,改變作戰計畫,獨自“濟漢而陳”,正中吳軍引誘楚師的作戰計謀。

 

        把吳、楚兩軍行動用《孫子》思想來分析,不難看出吳軍是以“能而示之不能”、“利而誘之”、“強而避之”的指揮原則,以假後撤的方式來誘使楚軍東進,把本來占地利優勢的楚軍變為“佚而勞之”的疲憊之師(15),而後吳軍回師反擊,“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使楚師皆敗北。吳軍緊追不捨,“二師陳于柏舉”,展開決戰。這種誘導敵人錯誤判斷戰場形勢,牽著敵軍奔走,而後加以打擊的戰術,閃爍著軍事家善於駕馭戰場瞬息萬變的軍情,並能及時抓住戰機置敵于死地的指揮智慧。清楚地表現出“兵,詭道也”、“兵以詐立”(16)的靈活機動的戰術思想。

 

        夫槩在柏舉之地請戰未得吳王應允後,他遵照“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的指揮原則,“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夫槩的軍事行動與《孫子傳》云“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以及《九變》的“君命有所不受”指揮思想如出一轍,達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善戰水準。吳軍在追擊爭渡清發水時的楚師,夫槩引征古語不要忙於交兵說:“困獸猶鬥,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鬥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

 

        按此意見作戰,果然,吳師又大敗楚軍。夫槩所言作戰方法,在《孫子》中也可找到相應的論述,如《軍爭》有“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杜牧以為吳伐楚的清發之戰,夫槩所言“困獸猶鬥”由此而引申。《行軍》中的“半濟而擊之、利”的條文,同夫槩的“半濟而後可擊也”完全一樣。這樣的作戰指揮藝術分別見於《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戰,司馬固諫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未既濟”指楚軍未完全渡過泓水,與“半濟”意思一致。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楚泌之戰後,晉景公在寬恕荀林父指揮作戰失利時說:“困獸猶鬥,況國相乎?”由此可見,夫槩引用的軍事術語是有歷史淵源的。如果再結合前文吳、晉黃池之會,吳將均“挾經秉枹”之“經”為兵書的論證,那夫槩所講的作戰原則可能也與兵書有關。這說明《孫子》一書是總結了歷史上的作戰經驗,應用於當時的實際戰爭中。

 

        此外,在吳伐楚的整個進程中,許多作戰方針和策略的制定,其痕跡依稀見於《孫子》。如吳利用蔡、唐怨恨子常的矛盾結成三國聯盟,《九地篇》便有“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子胥和孫武實踐著這樣的“預交”原則,他們看准唐、蔡與楚的矛盾,向吳王建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17)

 

        子胥以吳行人身份聯絡唐、蔡謀楚(18),實現了打通楚國北疆至其腹地道路,為伐楚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北方諸侯國也處於中立地位,使楚國被孤立起來。對楚國君臣實行反間計則是吳削弱楚軍另一手段,據傳實施疲勞楚國軍隊計畫時,“子胥使人宣言于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19)。楚王將能識破吳國戰略意圖的子期棄之而不用,換上貪而無能的子常為統帥,吳便大膽地實施伐楚破郢計畫。這與《孫子•用間》言“因間”、“反間”等作用相類,起到削弱對手作戰能力的效應。

 

        以上吳國伐楚破郢的戰略謀劃和戰術指導原則的應用,與《孫子》相關論述的比較分析,兩者間存在著難以割捨的軍事思想聯繫。我們可從臨沂漢簡中與《孫子》同出的《吳問》的著作時代看出《孫子》的寫作年代,為吳伐楚的戰略戰術謀劃劃定時間界限。據研究,《吳問》產生的時間可推定“在範、中行、智氏滅亡之後,不然的話,作者絕不會那麼準確預料到三卿的滅亡次序”。

 

        然而作者對韓、趙、魏的發展趨勢和晉國最終歸趙氏的預言,顯然與歷史實際不符,“說明作者即沒有看到晉靜公二年(西元前376年)三家最後瓜分晉公室,也沒有看到晉烈公十七年(西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侯國的重大歷史轉折。由此可知,《吳問》是在智氏亡,至趙、魏、韓三家自立為侯的五十年內撰成的”(20)。這一論斷比較可信。其後又有學者強調《吳問》應“由孫武或其門人完成的。因此,《孫子》十三篇作成時代在《吳問》之前”(21)。也就是說《孫子》十三篇當作于晉智氏滅亡之前,而從《孫子》軍事思想被戰國兵家著作徵引來看,《孫子》一書在春秋戰國之際已流行開來。

 

        戰國早期吳起(西元前412-381年)學《兵法》,他先為魏將,後相楚,戰國中期已與孫武齊名,“孫、吳用兵”之法廣為流傳(22),適應晚期戰爭規模的擴大和士的地位躍升機遇增多,出現“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23)的盛況,說明《孫子》和《吳子》一樣受到重視。太史公為吳起作傳時說到有“吳起《兵法》”(24),《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列有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有“《吳起兵法》一卷”,唐代還有《吳子》節選本傳世(25),對於宋以後的《吳子》傳本學者有“偽”書或“依託”之說(26)

 

        《吳子》一書自戰國至唐代是一脈相承的,即使唐以後其書亡佚,宋代輯本中攙有非吳起時代的術語,也並不奇怪,正像《尚書》中某些篇章篡入後世整理者的語言一樣。所以,今傳本《吳子》仍有相當可信的內容。同樣《尉繚子》也是如此,漢簡本《尉繚子》發現後,有人考證該書與傳世的幾種版本的《尉繚子》“是同一內容的不同文字記錄”,其書應為“梁惠王時期的尉繚的政治軍事思想的記錄”,又說“不論《尉繚子》一書是出自這個尉繚的手筆還是由後人記錄、寫定,它都應視為梁惠王時期的尉繚的著作”(27)。漢簡本《孫臏兵法》學者公認是齊威王時孫臏的著作。

 

        這幾種主要兵書中都徵引吳《孫子》的軍事思想,《尉繚子》直接將《孫子》稱為《兵法》,而且把其中關鍵性詞句徵引來說服趙武靈王如何治國和治軍,完全承襲《孫子》的軍事思想。《吳子》裡也有原封不動地把《孫子》的論述作為自己的軍事理論,如“以近待遠”的申論便是全文抄錄自《孫子》一書中。除這種直接引用《孫子》原文外,更多的則是稍加變換詞句襲用《孫子》軍事思想加以發揮,或在實際中應用,如《孫臏傳》載“馬陵道狹,而且多險阻,可伏兵”的對地形的分析,就是他對《孫子•行軍》論述地形可“伏奸”思想的靈活運用。總之,《孫子》軍事思想的精華,已被戰國中期以前的軍事家熟讀、熟記,不僅成為衍生出他們的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已是他們分析判斷敵情、指揮作戰的理論武器。由此可以斷定,戰國早、中期已在中原諸侯國流傳的《孫子》兵法,它的成書必早于吳起為將之前,因為諸子引用的《孫子》格言與今傳本《孫子》幾乎完全一樣。那麼它的藍本當更早于戰國早、中期的流傳本。


         通過上述論證得知,吳伐楚破郢是一次戰略謀劃和戰術應用完備的戰爭,在重要的戰爭關節都閃爍著軍事智慧的光芒。把這樣一次經過充分準備而進行的戰爭,同《孫子》作對比研究,很自然地發現,在總結歷史上戰爭規律的《孫子》軍事理論中,可以找到伐楚時實施的戰略戰術原則的影子。我們還從《國語》、《史記》、先秦時期軍事家和政治家著作中理出孫武其人、其事和《孫子》兵法的傳播,戰國時期這部《兵法》在南北廣為流傳,以至“家喻戶曉”。戰爭頻繁時期呈現的這種《孫子》熱現象,為追溯和確認《孫子》來源提供了素材。

 

        吳起是這一線索中的重要一環,吳起《兵法》是他在魏為將時與武侯問對的記錄,而他早在魏文侯十六年(西元前409年)為將前,已“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卒以為將,攻齊,大破之”(28)。據考吳起破齊“當魯繆公之四年”(29)(西元前412年),故吳起“學兵法”必在此年之前。這裡的“兵法”,注家無考證,如果與《尉繚子》中的《兵法》引文對照,當指《孫子》而言,正與《吳子》中多處徵引《孫子》格言相呼應,說明吳起在五世紀末已在努力學習和應用《孫子》軍事思想指導戰爭。《吳語》中晉、吳黃池之會時,吳將“挾經秉枹”之“經”,前面已證明是指《孫子》而言,即西元前482年《孫子》已是吳軍將領們必讀經典。此“經”下距吳起仕魯所讀“兵法”60年左右,《吳子》徵引的《孫子》警句,又與四世紀中葉的《孫臏兵法》、《尉繚子》等書中引用《孫子》之文相類,都和今傳本《孫子》無多大出入。如果說這期間兵家引用的《孫子》是比較完備的修訂本,那西元前482年以前的“經”可能是孫武十三篇的藍本,即《史記》所說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之作。

 

        以不斷發展的眼光看待《孫子》成書,並以此來認識吳伐楚破郢的一系列戰略戰術措施,不管是由誰提出來或執行的,都不能說與《孫子》軍事思想毫無關係。在行軍路線上採取“以迂為直”的千里奔襲方式,達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目的,而在具體交戰中又實施“能而示之不能”的誘敵策略,使楚軍“佚而勞之”,“待敵之可勝”之時而擊之,還運用“半濟而擊之”、“圍師必闕,窮寇勿迫”的作戰原則,徹底擊潰楚軍。《孫子》的軍事理論與戰爭實際如此密合,絕不是偶然的巧合,必有其內在的聯繫。

 

 

注釋:

齊思和:《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考》,《燕京學報》第26期,1939年12月,又收入齊氏《中國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李零:《關於〈孫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認識》,《古籍整理與研究》1987年第1期。

關於尉繚子的時代,參見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鄭良樹:《竹簡帛書論文集•論孫子的作成時代》,中華書局1982年版。

《魏策三•魏惠王起境內眾》。

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中華書局1984年版。

羅琨:《孫武吳宮教戰考》,載《孫子與吳文化研究》(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李零:《關於〈孫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認識》。

[日]服部千春:《孫子兵法新校》,白山出版社1997年版。

《史記•吳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傳》。

《史記•伍子胥列傳》也有大體相同的記載。

(11)《左傳•襄公九年》。

(12)肄,即《左傳》文公十二年“若使輕者肆焉”之肆,表示突然襲擊而又退回的軍事行動。

(13)《史記•吳太伯世家》,《伍子胥列傳》將“待之”引作“且徒之”。

(14)伍子胥、伯嚭雖為楚人,他們多年在外,難以掌握變化的楚軍佈防和地形、地勢的關係。

(15)見《孫子•計篇》和《軍爭篇》。

(16)見《孫子•計篇》和《軍爭篇》。

(17)《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和《史記•吳太伯世家》。

(18)《左傳》定公四年。

(19)《韓非子•內儲下》,又《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有類似的敘述。

(20)吳樹平:《從臨沂漢墓竹簡〈吳問〉看孫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9期。

(21)鄭良樹:《竹簡帛書論文集•論〈孫子〉的作成時代》,中華書局1982年版。

(22)《史記•貨殖列傳•白圭傳》。

(23)《韓非子•五蠹》。

(24)《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25)魏征:《群書治要》。

(26)郭沫若:《青銅時代•述吳起》,新文藝出版社1952年版。

(27)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

(28)《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29)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吳起仕魯考》,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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