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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孫子兵法》中的倫理學思想
作者是 劉向兵 / 張躍進 教授   
 
試論《孫子兵法》中的倫理學思想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  劉向兵 蘭州大學數學系  張躍進

 

傳統文化與精神文明

        《孫子兵法》,以其豐富的內容,精闢的論斷、深邃的哲理,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作戰經驗和軍事理論,揭示了一些有關戰爭的客觀規律,對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發展,曾產生過巨大影響。2500多年來,歷代兵家、學人對孫子思想進行了不曾間斷的研究。人們已經認識到,它的價值不僅僅在於一些克敵制勝的基本軍事原則,而且在於它所包含的謀略思想和領導統禦藝術,廣泛應用於政治鬥爭、經營管理、領導決策、體育競爭、外交談判乃至於人生處世的諸多方面;亦包含著豐富的中國古代倫理學思想。

 

        在倫理思想方面,孫子與思想家孔子一樣,也主張“厚愛其民”、“愛人”,講求宗法道德規範。孫子高度重視“道”這一倫理學範疇的作用,把民眾與君主同心同德、同生共死,“上下同欲”即上下一心視為“道”,引為取勝之本;強調體恤士卒、仁以帶兵,“文”(仁愛)、“武”(刑罰)並舉;崇尚功利,把“利合於主”、“非利不動”視為軍事抗爭的一條重要原則;此外,在道德規範方面,他強調將帥應有“智”、“信”、“仁”、“勇”、“嚴”“五德”,“五德”皆備,方可為大將,這些“德目”,也正是中國古代傳統倫理思想的一貫要求。總之,閃爍其間的古代倫理學思想,可謂較為系統,較為豐富、值得後人去體味,去研究,並加以借鑒。

 

  一、《孫子兵法》中包含著鮮明的以“安國全軍、“厚愛其民”為核心的政治倫理思想。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是為統治階級的政治倫理體系服務的。因而,《孫子兵法》雖然是軍事著作,卻包含著較為豐富的政治倫理觀。

 

        在戰爭的意義問題上,《孫子•計篇》開宗明義就講:“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認為戰爭是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一定要認真對待,不可馬虎從事;“安國保民”是用兵作戰的根本目的,也是其最高價值。他在《火攻篇》中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複喜,慍可以複悅,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主張對戰爭一定要審慎,一定要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來考慮作戰問題,決不可以因國君或將帥一時憤怒而興兵作戰。“明君”、“良將”對國家命運一定要有高度的道德責任感和自覺精神。這種“慎戰”思想乃是基於“安國全軍”、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產生的,故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戰爭發生後,敵我雙方誰勝誰負?孫子認為可以從五個方面來預測:“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計篇》)他把道義、天時、地利、將帥、法度作為決定戰爭勝敗的五項基本條件,而把“主教有道”之“道”列在首位。何為道?“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生,可以與之死,而不畏危。”(同上)就是說,如果國君得人心,民眾與君主同心同德,戰爭就會取得勝利,否則,就會失敗。他已認識到民心向背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

 

        在《作戰篇》中,孫子論述了戰爭與經濟的關係。他認為出兵打仗要花費國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拖久了會使國家貧窮,財政危機。他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又說:“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于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認為軍隊遠征,長途運輸就會使百姓貧困。軍隊駐地附近的物價飛漲,又會加重國家財政負擔,國家財政枯竭就會向老百姓加重賦役。總之,既不利於國計,又不利於民生。因此,他從國家和民眾的經濟負擔著想,反對窮兵黷武,反對持久作戰,反對長途運輸,而主張速戰速勝,主張在敵國就地解決糧草,主張用繳獲來補給壯大自己。這同樣是“安國保民”政治倫理觀的體現。

 

孫子還反復強調將帥要愛護士卒,關心部下,把“仁愛”作為將帥的“五德”之一,要求“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地形篇》),並要把“愛”與“嚴”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帶好兵,打勝仗。在銀崔山漢墓竹簡《黃帝伐赤帝》篇中,孫子還讚揚黃帝,商湯和周武王順乎民意,消滅暴君,戰爭之後又實行了“休民、藝穀、赦罪”的休養生息政策,所以“天下四面歸之”,得到了民眾的擁護。孫子“愛民”、“仁義”之思想,可見一斑。

 

        因此,“安國全軍”、“厚愛其民”是孫子政治倫理思想的核心,這種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具有積極意義。而且,較之同時代孔子的“仁政”、“愛人”的倫理思想,如出一轍,異曲同工,同樣體現了春秋時代社會變革、倫理思想新舊更替過程中的一些鮮明特色。

 

  二、高度重視“道”的作用,把“上下同欲”之“道”引為取勝之本。

“道”是先秦思想家使用最普遍、內涵最豐富的一個範疇。在《老子》一書中,“道”被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是最高的哲學範疇,有時又被賦予政治、倫理及認識論方面的意義。法家學派的著作中,“道”字的使用略與老莊同,只不過用作世界本原的意義較少,而用於政治、倫理和認識論方面較多。儒家很少在世界本原的意義上使用“道”字,但也賦予它十分豐富的內涵,或指正確的主張、行為、道理、方式方法,或指普遍原則,客觀規律。

 

       《孫子兵法》中的“道”字也未超出這些涵義,總的說來有三重意思,
一是指良好的政治、倫理原則,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二是指方法、行為,如“兵者,詭道也。”(《計篇》)
但更多的是第三種情況,即用來指一種恒定的原則和客觀規律,如“戰道”、“敗之道”,“上將之道”、“為客之道”、“安國之道”等。這些論述,也都帶有一定的道德規範,倫理約束的色彩。

 

       高度重視“道”的作用,把良好的政治倫理行為引為取勝之本,是《孫子兵法》的一個顯著特色。如他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又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形篇》)“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如一,政之道也。”(《九地篇》)很明顯,這裡的“道”都屬於政治倫理範疇。孫子在論及決定戰爭勝敗的決定性因素時,更把“道”置於“五事”之首,又把“主孰有道”放在“七計”的第一位(見《計篇》),並把“修道而保法”看作是“能為勝敗之政”的前提,足見他對政治道義、對順應民意的倫理原則的重視。

 

  三、提出了將帥“五德”的道德規範與素質要求。

從《孫子•計篇》中看,“五事”、“七計”是兵家大事,“五事七計道為先”,政治道義是取勝的一要旨,其次是天時、地利,而“將”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故孫子亦多次強調將帥的重要地位,把“智”、“信”、“仁”、“勇”、“嚴”五德規定為將帥的根本道德素質條件、道德規範。
 

關於這“五德”,《十一家注孫子•王皙》解釋道:“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托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眾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備五德也。”比之於古代其他倫理學名著中的“德目”,如《中庸》稱:“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論語•子罕》稱:“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仁者必有勇”(《論語•為政》)可見,《孫子兵法》中的道德要求與它們在內容、要求上極為相近。孔子提出的“仁學”。也包括著“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的原則,中國的倫理學傳統中亦一貫強調“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範。

可見,《孫子兵法》對為將的五德要求,既是作為戰爭決策者,指揮者應有的道德規範,基本素質,又體現了中國倫理學傳統中的為人處世的一些道德要求。明代談愷認為,“孫子上謀而後攻,修道而保法,論將則曰仁智信勇嚴,與孔子合。”將孫子與孔子相提並論,認為《孫子兵法》無論對用兵作戰,還是人生處世,都具有教化作用。

 

此外,《孫子兵法》還在好幾處提到了對將帥的一些其它的道德規範和素質要求。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地形篇》)把能夠不計個人名利,敢於擔當責任,下可以保民,上能夠利主的將帥喻為“國之寶”,又說“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九地篇》)要求將帥要沉著、冷靜、公正無私,處軍嚴明。相對於“五德”,他同時又提出了“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悔”、“廉潔可辱”、“愛民可煩”的“五危”道德戒律(見《九變篇》),規勸將帥在實踐有關道德規範時又必須把握好“度”,適可而止。等等。這一切,一方面比較完整地體現我國倫理學傳統中的基本道德規範,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價值;另一方面,又對我們今天進行人事管理、幹部選拔任用有著較強的指導性,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四、崇尚功利,強調“合於利而動”的軍事價值觀。

《孫子兵法》存世十三篇,不足六千字,可謂字字珠璣,據粗略統計,竟有四十八次提到“利”字。如《九地篇》中的“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火攻篇》中的“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早已膾炙人口;在《軍事篇》中,孫子又提出了“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命題。可以說,“求利”、“趨利”是孫子確立的根本性的戰略指導原則,也是其選擇、運用戰術的一條重要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孫子看來,“求利”是戰爭行為的主要目的,沒有不求利益的戰爭,沒有一定的利害關係絕不輕易參戰。在此,孫子一掃傳統軍事倫理的“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的說教,提出了“兵以利動”、“兵不頓而利可全”(《謀攻篇》)的軍事倫理思想。在當時那樣一個時代,能夠毫無顧忌地打出“利”字的大旗,一掃在他之前迂腐古板的傳統軍事倫理,把強烈的功利意識貫穿於他的著作之全部,讀來使人耳目一新,又順理成章,可謂是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大貢獻。
 

此外,在中國傳統思想史上,既有重義輕利的主流倫理思想,如儒家;又有義利並舉或崇尚功利的非主流的倫理思想,如墨家、法家等。孫子的軍事倫理思想顯然是對後一類的導引和昭示,其價值是異乎尋常的。研究中國古代倫理思想,不可忽略這一點。
 

  五、《孫子兵法》中還體現了一些中國傳統倫理的宗法道德的特點。

孫子和同時代以及其後的思想家一樣,都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勸諭統治者採用一些有利於其統治的政治觀、倫理觀。這就使他的軍事思想中也帶有一定的宗法道德的特色。如前文所述,所謂“厚愛其民”、“視卒如愛子”、“仁以帶兵”等,都反映出作為統治集團一分子的將帥對士卒、百姓的較為寬容、同情的態度,是有利於統治者的統治的。
 

這種宗法道德觀還體現在“等級”觀念之中。如《計篇》中講“道”,把“道”詮釋為“令民與上同意也”,亦即要求“在下”的民眾瞭解和適合於“在上”的君主的心願,隨君主的意圖行事。而要達到這種目的,就必須通過自上而下的“教化”,這可謂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一個典型特徵。
 

與此宗法等級觀念相聯繫,《孫子兵法》還有一個明顯的局限,就是“愚民”、“愚卒”思想。他主張採取種種手段,“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驅使士卒“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九地篇》)這固然有其軍事決策的考慮,但片面強調“愚民”、“愚卒”,忽視群眾的智慧,同時又過分強調將帥的作用,卻是不可取的。反映了《孫子兵法》的歷史局限性,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傳統倫理思想消極、保守的一面。
 

《孫子兵法》之所以包含上述諸多古代倫理學思想,是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分不開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政治制度的變革,有力地促進了當時社會思潮的演進。在此歷史條件下,孫子能夠在研究、總結軍事經驗和理論時,最大限度地汲取其它思想家的進步思想理論,使其軍事理論建樹反映時代進步思潮的特色,如“安國全軍”、“修道保法”、“非利不動”以及為將“五德”等思想,使其富有哲學倫理學的底蘊和實用的理性。 

 

【責任編輯】劉樹田 

【參考文獻】

1.《孫子兵法今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2.《孫子兵法辭典》,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3.《謀略與競爭》,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12月第一版。

4.《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8 月第一版。

5.《兵聖孫武》,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

6.《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6 月第一版。

7.《論孫子的軍事倫理思想》,王聯斌,《孫子研究》199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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