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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卦之兵法及其對《孫子兵法》的影響
作者是 于國慶主任   

 

 
《師》卦之兵法及其對《孫子兵法》的影響
 
 
作者:廈門大學哲學系主任 于國慶 教授
摘錄:《周易研究》2006年第3期宗教文化-周易與文化研究
 
摘要:《周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之一,其《師》卦中含有豐富的兵法思想。正確理解《師》卦與《孫子兵法》的關係,對於理解
 

        《周易》的內容以及《孫子兵法》思想的來源是很有意義的。本文首先就《師》卦中蘊涵的豐富的兵學思想作了探討,認為它提出的有關戰爭的“師(眾)”、“貞”、“律”、“左次”四大原則,深深影響了後世兵法,尤其是成為《孫子兵法》核心思想的主要來源之一。最後,從歷史和理論兩個層面分析了《師》卦得以影響《孫子兵法》的原因。 

   

  《周易》是中國古代一部奇特的書,其以“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而冠居群經之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之一。該書存有大量的戰事資料,包含著豐富的軍事思想。正如郭沫若所說的:“戰爭在原始人的生活上是很重要的,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得到。《易經》中戰爭的文字之多,實在任何的事項上。”(第40頁)[1]在這諸多的資料和論述當中,《師》卦以講論兵事為主,形成了系統化和深刻化的理論體系,可以說是較早系統論兵的典範。它所提出的傳統兵戰應該奉行的原則,成為後世兵家和兵學家普遍遵守的不刊之論,尤其是對兵家聖典《孫子兵法》的形成有著根本的影響作用。本文就此立論,以就教于方家。

  

   

  從某種程度上講,《周易》之《師》卦,可以說凝聚了上古時期先民用兵的智慧。它所提出的兵戰應當奉行的四大原則,是早期哲人對兵戰全方位思考的概括,體現了論兵的系統性、嚴密性和深刻性,具體說來,這四大原則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師”。《周易》論兵,以“師”為名。師的意義很多,從兵學角度來看,主要有兩點,一是兵戰,二是兵眾。用師指代兵戰,是一種約定俗成。《詩•秦風•無衣》中便說:“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這裡就是從兵戰的意義用“師”的。至於把師理解為兵眾,則充分體現了《彖傳》論兵的特色思想:“師,眾也”,《彖傳》用“眾”來理解“師”,點明了《易經》中本身蘊含的兵學智慧,可以說,“眾”字的運用充分展現了《師》卦論兵的思想亮點。 

 

  此處的“眾”字有多個意義。其包含的第一個意義應該是“眾多”,這是“眾”的最一般的意義。《師》卦認為興師動眾、出兵打仗乃是與很多人有關的事情,而非個別行為。可見,《師》卦首先是從量的規定性上去探討兵戰得以成立的一個條件。把量的規定性凸現出來,說明戰爭所牽涉的人員的數量之大、之廣,其背後必然有深刻的理論支援和目的。即便只是看到了兵戰規定性中的量的要求,也是一種深刻的理論,這與克勞塞維茨的觀點是一致的:“戰爭無非是擴大了的搏鬥。”(第23頁)[2] 

 

  當然,《師》卦與克勞塞維茨關注的重點並不盡相同。克勞塞維茨著眼於“搏鬥”,而《師》卦在此所強調的則是戰爭的參與人數非常多,其影響面廣,後果十分巨大。我們知道,在古代社會裡,人口的多寡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無論是經濟生產,還是軍事活動,意義是相當巨大的。因為在那個時代,戰爭勝利與否,這與投入的兵力(即人數的多少)是有著因果關係的。從當時的社會情況看,參與戰爭的人員多數是平時用於耕作和生產的民眾,古時養兵,往往“寓兵於農”(第90頁)[3]戰爭關聯著大多數人,不僅在於其需要很多人參與,更在於這些人的參戰使得經濟活動無法正常進行,更別說造成無數人生命喪失,經濟被戰爭破壞嚴重了。 

 

  所以,“眾”的引申意義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事關重大”了。正是因為其關聯大眾,關聯邦國的政治經濟,所以才顯得事關重大,故《彖傳》才總結說“能以眾正,可以王矣”,這是早期國防意識的最初表達:如果戰爭能夠成功的話,那就可以建國安邦,成王稱雄。換句話說,戰爭的勝敗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建立與毀滅,所以《彖傳》把《師》卦的卦德概括為“師,君子以容民畜眾”。所謂的“容民畜眾”乃是指保障邦國內的民眾得以正常生活,而這是一個國君只有在自己的領地範圍內才能施展的任務,所以,戰爭對於國家的建立和穩固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意義重大。 

 

  《周易》也從戰爭的巨大破壞後果看到了這一點。由於參戰人數眾多,流血犧牲以及生產的破壞在戰爭過程中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即便戰爭能夠勝利,也不應輕易發動,更不應該常用和濫用。翻看《周易》其他卦爻辭,我們不難發現,凡是與爭鬥、兵戰有關的,其占斷辭多為“咎”、“凶”,體現了《周易》慎戰的立場。所以《師•彖傳》強調說:“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何咎矣!”從義理上看,“毒”乃攻治之義。內含“害”義。胡炳文說:“‘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沈屙堅症,不輕用也,其指深矣。”(第508頁) 

[3]出於正義目的的戰爭即使最終達到了以暴止暴、建國安邦的目的,也不是常規的治國之道,而是危機形勢下不得已的選擇。 

 

   所以,無論是從正面還是從反面來看,“師”,即戰爭,是事關重大的,但又不是可以冒然、隨意發動的。重戰而慎戰是《師》卦為後世兵法立下的第一個原則。 

 

  第二,“貞”。《彖傳》釋“貞”為正,認為:“能以眾正,可以王矣。”這其實是把《師》卦的卦辭之“貞”解釋成為戰爭的正義性,它認為戰爭能否達到“王天下”的關鍵在於戰爭的性質是否符合正義性要求。在《師》卦卦辭的占斷語中有“吉”與“無咎”的區別,這兩個占斷語的所指是不同的:“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第90頁)[3]這說明,“吉”的結果是戰爭的正義性所帶來的,而“無咎”的結果則是戰爭的正確指揮所帶來的。可見,戰爭的性質受到了《師》卦的充分肯定和重視。所以,在戰爭取勝原因的分析上,《師》卦重視戰爭的性質大於戰爭採取的方式,故朱熹說:“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第90頁)[3]戰爭的正義性與戰爭指揮的正當性的完美結合才是《師》卦所期望的。 

 

  這樣,問題就進一步轉變為:什麼才是正義的戰爭?《師》卦對此也做了初步的分析與說明。我們首先發現六二爻的《象傳》說“承天寵”,即出兵要得到“天”的支持,也就是說,符合“天意”的戰爭才是正義的戰爭。對於天意的理解,首要的是天道,而《周易》多次強調“生生之謂易”,可見戰爭的正義性至少是護生而非殺生,即維護民眾的生命安全。其次是利民。《師》卦中多次提到“能以眾正”、“而民從之”、“君子以容民畜眾”等等,可見,“民”的態度在判斷戰爭的性質方面是有至關重要的位置的,儘管這個“民”的含義與今天我們所講的“民”有不少的差距。但是把“民”的態度作為考察戰爭正義性的因素之一卻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更進一步講,因為戰爭目的直接影響民眾的態度,而民眾的態度又是衡量戰爭性質的標準之一,所以,戰爭的性質與其目的緊密連接在一起,這在《師》卦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師》卦的卦象乃是“地中有水”,即坤中有坎,而坎水指代民眾,再聯繫到《坤》卦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我們很容易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戰爭的正義性在於保國安民。由戰爭的目的反觀戰爭的性質是《師》卦的一個突出理念。這一思想在《師》卦中也有所體現。

 

其初六爻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律”的含義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由律法引申出來的統一思想、意志和行為,而“臧”則指善,即善意,這就是說,戰爭的發動要出於善的目的,服從“義”。再想到,初六爻位於一卦之初,對於戰爭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所以要慎始,要出於善意的目的慎重地作出決策。所以清人朱駿聲說:“師出非義,師行無制,皆失律。”(第37頁)[4]綜上分析可以看出,講求戰爭的正義性並從戰爭的目的來考察其正義性,是《師》卦為後世兵法立下的第二條原則。 

 

  第三,“律”。《師》卦的初六爻辭說:“師出以律,否臧凶。”初爻在《周易》中意味著事情發展變化的起始階段,《師》卦于初爻講“律”,充分體現了其十分看重“律”對於出師興兵的重要性。“律”的意義,除了前面提到的把思想、意志和行動統一於義外,還有律法制度之義,在《師》卦中則指軍法軍規,體現了如何治軍的思想。作為《師》卦的治軍思想,首先是要選賢任能。其卦辭主張任用“丈人”才能吉而無咎,否則任用無能的“弟子”便會兇險。

 

這體現出對“賢能”的要求是品質與能力並重,即作為賢能的“丈人”要能夠“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即他要有應順帝王的仁德品質,要有銳意進取的陽剛精神,要有處困遇險的變通素質,要有臨危不變的鎮定。他要“承天寵”,即憑藉其出色的軍事指揮能力和高尚的品德情操得到天的寵愛;他也要“懷萬邦”,即具有平定天下八方、為邦國民眾效命的胸懷和志向。這樣才能得到任用,也才能被君王“三錫命”,得到君主的充分信任,從而為取得勝利奠定基礎。

 

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選擇將帥最好的標準是“丈人”,丈人的品質多數在於兼具“德”與“長”的素質,而非其身份的高低貴賤。在這裡,“丈人”與“弟子”的選拔已經不再十分講求門第的高低,而重點是把人才的能力和品質作為評判的主要標準。這種思想為後世的選拔將領和貧賤之人可以躋身統帥位置提供了理論支援。其次是賞罰有度與量才而用。上六爻說:“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上六爻是一卦收尾之處,意味著舊事物即將結束,新事物即將來臨,此處指戰爭結束後,論功行賞,依律處罰,體現了賞罰分明的原則。對於這句話的理解,一般的解釋是:天子發佈命令,封賞功臣為諸侯和大夫,小人不可重用。上爻的這個思想,不但指明了賞罰分明的制度,而且分析了任用官員還要考察其品行。最後是用人不疑。在治軍中,對於任用的將領要給予充分的管理權,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是軍隊管理中的一個主要原則。

 

《師》卦也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並鮮明地提了出來。其九二爻講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九二象徵著作為領軍作戰的將帥“丈人”,為保證軍隊的獨立性,必須保證將帥領導權的獨立性,而不能猜疑將帥,故君主才多次頒佈命令,表示對其領導的充分信任和認可,這既可以保證將帥得以不受干涉地實施自己的戰略戰術,還可以從君主的信任和嘉獎中得到鼓勵。《師》卦認為勝仗都是由丈人完成的,可見這種完全的信任與將帥的成功指揮的關係是多麼密切。

 

所以說,“王三錫命”背後透露出來的用人制度和策略是非常獨到的。不過,在這裡,需要聲明一點,對將帥的充分信任是以將帥的優秀品質為保證的。我們在前面提到了“丈人”的品質,其中的順承君王之意和上天之德、心懷萬邦而非一己之私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君主得以完全信任他的基礎和前提。嚴格而又規範的治軍制度是《師》卦為後世兵法立下的第三條原則。 

 

 第四,“師左次,無咎”。此為《師》卦六四爻辭。“左次”之義,是指撤退:“古人尚右,左次則退也。”(第60頁)[5]在講戰爭的《師》卦中,其意義指暫時的撤退或蟄伏隱藏,待時再進,是一種戰略戰術的體現,這是一種深刻的軍事謀略思想。它首先通過卦象告訴我們,六四所處的情形是前臨上“坤”之平地,後居下“坎”險阻之前,形成了一種前鬆後緊之事態,這時的軍隊應順勢駐紮留守或是暫時撤退,防備敵人突襲,而自己也可憑藉險要地理位置布成陣勢,以逸待勞,等待敵人前來,伺機攻打敵人。

 

就義理上來看,所謂“師左次”,就是指在戰爭進行的過程當中,要注意隨時審時度勢,當退則退,該進才進,任何一味衝動的勇往直前和消極撤退都是不可取的做法,也是兵法的大忌,有收有放,能攻能守才是兵法的常道,所以《象傳》才說“左次,無咎,未失常也”。我們先看一下六三爻,該爻象徵著由於一時的冒進和指揮不當,“我方”已經吃了一場敗仗,這時“我方”應該修整隊伍,暫時隱伏或是撤離險境而另作謀略打算,故這時的“左次”是為了戰爭最後的勝利。

 

這點也可從六五爻中得到證明:正是因為在六四爻時的準備與暫時忍讓,使得六五爻之“田有禽”:即前來侵犯“我方”的敵人進入了“我方”的包圍圈和打擊範圍之內,結果在六五時取得了“無咎”的好戰果。《師》卦看到了戰爭的常道,並把“左次”的暫時隱忍之法寫入兵法謀略思想之常道中,確實十分深刻。可見,探究和任用兵法謀略之道,是《師》卦為後世兵法立下的第四條原則。 

 

  《師》卦論兵,體系完整,內容深刻。有關戰爭的“師(眾)”、“貞”、“律”、“左次”四大原則,即從戰爭的地位、戰爭的性質、治軍原則和戰爭的謀略四個方面提出的基本思想,為後世的兵學思想提供了綱領性原則,深深影響了後世的兵法,尤其是被稱為兵家聖書的《孫子兵法》。 

  

   

二 

  作為一部完整、系統論述兵戰之道的專著,《孫子兵法》不可能對《師》卦為後世兵法確立的“師(眾)、貞、律和兵道(常)”這四大原則置之不理,況且這裡面還積累了很多有價值的理論資源,它從不同層次和不同側面揭示了兵戰哲學、戰略戰術和治軍制度等等,這些是兵法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師》卦提出的四大原則,對《孫子兵法》的影響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提醒《孫子兵法》在探討兵法時必須遵循而不可回避這四個方面的內容,二是引導著《孫子兵法》根據具體的時代背景和戰爭特點對這四個方面的內容作進一步探討。我們在下面的論述中,會看到《孫子兵法》對上述兩個方面做出的回答。 

 

  《孫子兵法》作為先秦兵家理論創作的集大成者,其內容充分體現了這些原則,而且它還根據《師》卦提出的四大原則,結合時代戰爭的特點和要求作了更為深刻的論述和概括,發展了《師》卦的思想。 

 

  首先是對兵的重要性的認識。《孫子兵法》在《計篇》中開宗明義提出:“兵者,國之大事。”《孫子兵法》把《計篇》作為其第一篇,無非是強調“先計而後戰”,也就是要在發動戰爭之前充分進行“廟算”,而廟算的第一個內容便是要深深體會“兵者,國之大事”。這與《師》卦在開篇之初把戰爭命名為“師”有異曲同工之妙,均體現了對戰爭事關重大的認識,起到警示戰爭發動者的作用。《師》卦著眼於“生生不息”的天道,點明了戰爭的事關重大,但是並沒有詳細展開論述。

 

《孫子兵法》順著《師》卦的思路,在肯定戰爭事關重大和審慎對待戰爭的問題後,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計篇》)必需的戰爭可以用來保家衛國,安民救亂,但也可以帶來對生命的肆意殘殺,所以戰爭具有兩重性,有利又有害:“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作戰篇》)為此,作戰時,在保證可以達到目的的前提下,必須要盡可能地減少人員的傷亡,不論是敵方的還是己方的,否則是戰爭的末流所為,這就是從生的角度解讀兵法的至高境界:“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謀攻篇》)可見,戰爭中不可避免會造成殺戮,一個優秀的軍事指揮者必須要盡可能地減少戰爭的損害,故其於《作戰篇》中講到:“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此外,戰爭對國家的衝擊和破壞也是巨大的:“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豐,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用間篇》),其認為戰爭依賴於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對正常的經濟活動有巨大的破壞作用,這些思想與《師》卦所定的“眾”的原則是一致的:“亡國不可複存,死者不可複生”(《火攻篇》),不可不慎之又慎! 

 

  其次是對戰爭性質的探討。《孫子兵法》在這方面的思路和內容與《師》卦的思想也是一脈相承的。它主張首先從戰爭的目的和結果來分析戰爭性質,認為只有為了維護邦國安全、人民安康的戰爭才是符合道義的戰爭。它說:“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戰,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計篇》)而“民與上同意”是《孫子兵法》強調的“道”的主體內容,它認為只有根據人民的意願和為了人們的利益發動的戰爭才是可取的,才能被人們支持並取得最後勝利。

 

從其思維方式來看,它也是由戰爭的目的來反觀戰爭的性質,然後由戰爭的性質再推知戰爭的結局,這與《師》卦論述戰爭性質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就戰爭正義性質的內容來看,《孫子兵法》多次提到“上下同欲者勝”、“主孰有道”、“修道而保法”等等,可見,“有道”與“無道”是判斷戰爭性質和戰爭勝負的首要條件,只有最終目的是指向公益而非私利的戰爭,才能贏得人心,才是有道的戰爭,從而才能順和當下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相應的社會倫理道德規範,人們才會為維護這種秩序而去參加戰鬥。可見戰爭目的對於判斷戰爭性質是十分關鍵的。《孫子兵法》的這種思想無疑是受到了《師》卦理念的影響。 

 

     再次是講求軍規法紀。《師》卦這一思想最明顯地體現在選拔和任用“丈人”方面,而《孫子兵法》也是如此。它非常強調如何選拔可以充分信任的將帥以及如何任用他們。關於選拔問題,《師》卦要求“丈人”的素質要“德厚才長”,而《孫子兵法》也主張將帥要具備“智、信、仁、勇、嚴”,其中,“信、仁、勇”是指將帥的“德厚”方面,即具備上尊君主之命,下有愛兵之德;而“智、嚴”則指其指揮作戰和管理軍隊方面的素質,要懂得靈活運用兵法,嚴格要求自己和治理軍隊,這樣的人才有資格被任命為將帥。同《師》卦一樣,《孫子兵法》也十分反感不具備這種才能的小人,認為他們只會打敗仗,禍國殃民,“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慍而致戰,……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火攻篇》)。同時,在任用將帥上,《孫子兵法》不但認為君主不可以隨意干涉軍隊的具體戰事行動,而且還進一步主張即使君主隨意干涉了,有主見的將領也可以相機而動,不一定非要百般奉行君主的命令:“故知勝有五:……將能而君不禦者勝。”(《謀攻篇》)王皙注曰:“君禦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故當委任以責成效,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禦,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第71頁)[6]從其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明顯發現《師》卦“王三錫命”的影子,只不過《孫子兵法》把它進一步發揮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九變》),從而保證了戰爭之戰略戰術得以完全貫徹和執行,保證了戰爭的最終勝利結果。 

 

  最後是謀略論。《孫子兵法》是兵權謀家的集大成者,其中的謀略思想比比皆是,不能說這些謀略思想完全是受《師》卦的影響而形成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其中的某些思想是與《師》卦有很密切關係的。《易傳》把《師》卦的“左次”思想看成是兵法常道的內容之一,這表明,《師》卦作為用兵的專論,其關注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試圖總結戰爭中的具體規律,這即是總結出來的“左次”思想,也就是說要能進能退,從而《易傳》才說這也是兵法之常道,這對戰爭已經開始後的實際指揮和臨場排兵佈陣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兵法謀略的主體內容之一。

 

《孫子兵法》將之進一步發揮,得出了“兵者,詭道也”(《計篇》)的結論,即實際的兵戰中要講求謀略。而《孫子兵法》的謀略思想的內容之一便是運用“左次”思想,這包括三個方面的發揮和應用:一是對“我方”而言,要準備背水一戰的陣勢,達到“投之死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九地篇》)。漢初韓信擊趙,在井陘背水佈陣,結果大勝敵軍,這是背水一戰的最好的戰例,也是對《師》卦這一思想的靈活運用。二是對敵人而言,要“避其銳氣”和待敵“半濟而擊之”(《軍爭篇》),這樣我方可以以逸待勞,而敵方遠途而來沒有準備好,所以可以取勝。三是綜合一二點為一點,將它上升到更加抽象的兵法謀略哲學的高度,即是“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致勝,故兵無成勢,無恒形”(《虛實篇》)。“因敵制勝”是《孫子兵法》一個非常深刻的思想,它點明了兵法之常道是變中有常,常中有變,這與《師》卦左次思想是一致的。 

 

  雖然,作為博大精深的《孫子兵法》,其思想來源有很多,但不可否認的是,《周易•師》卦中的兵學智慧無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來源,通過以上的對比分析,我們也能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孫子兵法》是非常講究謀略思維的,而且其謀略思維非常深刻。這一方面說明它在自身的實踐中不斷總結昇華,構建出深刻的軍事哲學思想乃至具有一般或普遍意義的哲學思想;另一方面也說明它要求在傳統哲學中找到足以指導其自身軍事實踐和理論的思想來源,而就春秋時期各家的理論旨趣和思維特質而言,包含豐富兵學智慧的《周易》最為可能成為其一個來源,於是,兵家自覺向其靠攏。因此《師》卦思想融入《孫子兵法》成為歷史的必然。 

 

  《師》卦影響《孫子兵法》是一個歷史過程。《師》卦思想的延續和發展是與《周易》思想的傳播和發展分不開的。最初的《周易》更多的是被用於占筮,其上升到理論指導層次的運用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選擇和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最初轉變時期至遲出現在春秋時期,也就是《孫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形成時期。春秋時期《周易》不再僅被用來占斷,而更重要的是利用其思想內容來分析現實中的諸多社會現象。可以說,對《周易》由占轉而入理的運用,促成了它對《孫子兵法》形成的影響,使得《師》卦及其他卦爻辭的論兵思想成為《孫子兵法》思想來源之一。 

 

  我們先看《左傳》中的一段記載: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 

 

  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之《臨》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謂之《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屍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左傳•宣公十二年》) 

 

  知莊子(荀首)論晉師是否該出兵,理由是從《周易》的思想中推理出來的,他的根據主要有四個:一是卦占為凶,二是“眾散為弱”,三是否臧而且律竭,四是晉師有帥卻不從。得出的結論是入遇則敗,即使倖免也有大咎。我們細細分析他所講的這四條理由,其中第一條是《周易》最初的重要用途——占筮,第二、三、四條已經抽象地分析和運用《周易》尤其是《師》卦的思想了,而不再僅僅限於用《周易》來占斷一下吉凶,他分別分析了民眾的支援團結與否、紀律是否合理和得到執行、帥的最終指揮權是否得到貫徹和上層將領是否意見統一,從而得出結論:這樣出師的結果只能是失敗的。

 

在這裡,知莊子的思想重心在於說理,而非強調占筮的結果,可見在春秋時期,《周易》的義理思想已經在思想家的意識中佔有了很重要的地位,而《師》卦的軍事智慧也為軍事家和軍事學家所看重、發揮和發展,正如高亨先生所總結的:“春秋時人基本上從占筮角度來利用《周易》,但已經從哲理角度來理解《周易》了,這個時代,《周易》已經由筮書領域開始跨入哲理著作的領域。(也許開始於春秋以前,但無可考。)到了《十翼》,《周易》經傳雖然沒有脫離占筮,然而已經以論述哲理為基本內容。”(第107108頁)[7] 

 

  在《國語》、《左傳》等典籍裡面,有不少利用《周易》分析社會現實的言論,它們或是直接運用《周易》的原話,或是轉而運用《周易》的義理思想,形成了對《周易》的哲理化解釋和發展。在這些思想中,有相當多的內容是用來分析戰爭勝敗原因,從而總結概括戰爭規律的,比如《國語•晉語》、《左傳•僖公十五年》、《左傳•成公十六年》中的記載等等。可見,春秋時期,《周易》的確是用來分析當時的戰爭了,而且運用的思想深度已經遠遠超出了原先的占筮意義。這樣,就完成了《師》卦軍事思想影響《孫子兵法》的中間環節,構成了早期的兵學理論成果之一,成為“《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第26頁) [8]。 

 

  從理論上看,《孫子兵法》的思維特質是講求仁義與詐謀相互運用,這與《周易》思想中的宜義與宜利是如出一轍的。從更深層次上來說,《周易》的陰陽五行思想和辯證思維方法為《孫子兵法》的思想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我們知道,《周易》中含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不僅其某些卦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係,如《乾》與《坤》、《否》與《泰》等,而且在思想中也存在這種辯證思想,如吉凶、剛柔、減損與增益等。在這種對立統一的思想基礎上,《周易》進一步提出了它的發展變化觀,認為一切都處在永恆的變動之中,而變動的原因和動力來自於“道”這一原動力,即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和“生生之謂易”。這其實是要求實踐的主體和認識的主體在實際中要有變動不居的觀念,並深入事物內部探討這一變動的原因所在,這些思想在春秋時期的思想潮流中體現的已經是比較明顯了。它成為《孫子兵法》可以借鑒和運用的思維養料。 

 

  《孫子兵法》十分講求因天時、地利、人和而做出相應的決斷,並把它同人力、財力和物力的依賴關係相結合,統一納入客觀的實際條件而作為決定是否出戰的基礎和前提,反映出《孫子兵法》借鑒了《周易》等著作的樸素唯物論思想;在深層思維特質上,《孫子兵法》也順承《周易》的辯證法思想,注意正反辯證、發展變化地看問題,它不僅提出了治亂、勇怯、強弱、虛實、奇正、眾寡等對立統一的範疇,而且還看到事物的對立統一關係和變動不居的發展過程,如“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危”以及“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等等,要求在遵守戰爭規律的同時,更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這體現了強烈的軍事辯證法觀念。這種軍事辯證法觀念可以說是對《周易》之哲學辯證法的具體應用。 

 

  總之,《師》卦含有豐富的兵學智慧,並成為《孫子兵法》思想的主要來源之一。理解這一點,不僅可以更好地理解《周易》是包括傳統兵學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孫子兵法》的產生過程和思想來源。 

 

   

參考文獻: 

  [1]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3]李光地.周易折中[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4]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M].北京:中華書局,1953. 

  [5]尚秉和.周易尚氏學[M].北京:中華書局,1980. 

  [6]黃朴民,趙海軍.孫子兵法集注[M].長沙:嶽麓書社,1996. 

  [7]高亨.周易雜論[M].濟南:齊魯書社,1979. 

  [8]於汝波.孫子兵法研究史[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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