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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勢”論的美學探析
作者是 張玉勤 副教授   

 

 

《孫子兵法》“勢”論的美學探析

 

作者:徐州師範大學文學院張玉勤副教授

 

【內容提要】

       《孫子兵法》不僅僅是一部兵書,同時還是一部兵書,同時還是一部集中論“勢”的 著作。《孫子兵法》對後世藝術美學發展所產生的審美向度上的深刻影響,最鮮明地體 現在對“勢”範疇的論述上。孫子之“勢”既指代“自然之形勢”和“內在之氣勢”, 更最終指向“戰爭之局勢”,即綜合利用自然之形勢和內在之氣勢而自然形成的對作戰 形勢的控制力與對敵人無形的打擊力,並蘊藉著顯明的本體美、辯證的理性美和流動的 力量美。《孫子兵法》之“勢”論在美學史上的影響突出地表現為對傳統“勢”論的多 元化突破,並以“自然—人—社會(戰爭)”為其邏輯構架。以此為基點,後代的理論家們都不約而同地圍繞“勢”範疇進行理論闡發、體系建構和意蘊拓展,使“勢”最終成 為具有深刻審美蘊含和華夏民族特色的經典美學範疇。 

 

         提起《孫子兵法》,人們都知道它是一部研究軍事謀略和作戰技巧的古代兵書,具有 很高的地位、深刻的價值和廣泛的影響,以至於人們把這部著作奉為“兵經”或“武經 ”,而把其著者孫武封為“兵聖”。事實上,從文本的價值闡釋和實踐品格來看,這些 評價絕非溢美之詞。然而,《孫子兵法》對後世的影響絕非僅限於軍事領域,在哲學美學特別是藝術美學領域內,它的影響同樣不可低估。但目前很少有學者願意涉足甚至根 本不屑提及,這確乎是一種已被長久“遮蔽”了的“存在”。《孫子兵法》對後世藝術美學發展的審美向度上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最鮮明而集中地體現在對“勢”範疇的論述 上。

 

一、“勢”在《孫子兵法》中的多重所指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勢”是一個被廣泛應用的重要範疇之一。《孫子兵法》從軍事 學的角度,較早提出且頗為系統地論述了“勢”的各種類型及其特點。從《孫子兵法》 全書來看,直接提到“勢”字的有15處之多,涉及《計篇》、《勢篇》、《虛實篇》、 《地形篇》等篇章,其中《勢篇》是論述“勢”的專篇。儘管在其他篇幅中並未直接提 到“勢”字,但都程度不同地和“勢”相關聯,講的都是治軍策略、用兵技巧、軍事實 力、虛實關係、戰場地形、攻守方式、間諜運用等對軍勢、戰勢直至戰爭結果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我們不妨說,“勢”才是《孫子兵法》的核心範疇,《孫子兵法》其實就是 一部論“勢”的兵書:作戰前應善於判斷形勢、駕馭局勢,作戰中應巧妙地利用地勢、 山勢、水勢、火勢,善於造勢、積勢、任勢、變勢、化勢,調動全軍的氣勢,佔據戰勢 的主動權,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最大可能地奪取戰爭的勝利。顯然,《孫子兵法》並非是在同一個層面上用“勢”,由此便形成了《孫子兵法》中“勢”範疇的多重所指。

 

一指自然之形勢,具體表現為戰爭中應巧妙地運用地勢、山勢、水勢、火勢等。這是 孫子論勢的第一層次。

 

《行軍篇》提出了處於不同地形情況即“處山”、“處水”、“ 處澤”、“處陸”條件下不同的“處軍”方法,得出了“好高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 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的駐軍原則,強調了“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 、天隙”等地形的隱患,這些旨在說明作戰時要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勢。《地形篇》從軍事地理學的角度,詳細地考察了“通形”、“掛形”、“支形”、“隘形”、“險形” 和“遠形”此“六地”的利弊,並探討了應相應具備的戰術原則,說的也是地勢對戰爭 形勢的巨大影響,孫子認為此乃“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九地篇》在開 篇便提出了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圍地和死地等“九地”,論 述了戰場地形地勢對士兵心理、諸候態勢和敵我形勢的影響。《火攻篇》雖然表面看來 是在講“以火佐攻”,實際上是說火攻同樣可以對戰爭局勢產生重要影響。可見,在孫 子那裡,“自然之勢”已成為影響戰爭結果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

 

二指內在之氣勢,具體表現為為贏得戰爭的主動權而具備的全軍的向心力、凝聚力和 戰鬥力。這是孫子論勢的進一步深入。

 如果說自然之形勢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外部因素的話,那麼“人”才是戰爭中起決定作 用的內在因素。《孫子兵法》從內部因素即人的素質、人的心理等方面加以闡述,認為 從將帥到士兵必須打出氣勢、拿出信心,同時應消解和壓制敵人的氣勢。

 

“用兵任勢也。”(曹操語)孫子認為,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將帥就必須善於激發全軍的氣勢。一方面將帥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即謀略 冷靜而幽邃、管理公正而嚴明等)和運籌帷幄的指揮能力(奇正變化、避實擊虛等),給 全軍做出表率,從而激發士氣;另一方面又要靠深入敵軍(“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 主人不克”)、重擊敵軍(“故殺敵者,怒也”)和激勵獎賞(“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 其先得者”)等手段,做到“與眾相得”(《行軍篇》)。在他看來,“齊勇如一”(《九 地篇》)才是真正的為軍之道;只有戮力同心,才能得戰爭之“勢”,進而取得戰爭的勝利,因為“上下同欲者勝”(《謀攻篇》)。

 

全軍內在氣勢的獲得,既要靠“我軍”士氣之激發,又要靠對“敵軍”士氣的消解和 爭奪。《軍爭篇》深刻指出:“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善用兵者,避其銳氣 ,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作為將帥,必須善於“觀勢”,即所謂的“相敵”。孫子 在《行軍篇》中列舉了32種“相敵”方法,包括饑、渴、勞、虛、恐、擾、亂、倦、窮 、失、窘、困、不精、乏、怒,以及靜、挑、安、來、隱、伏、覆、車來、徒來、薪來 、營軍、敵卑、辭強、陳、謀、期、誘等。在孫子看來,“任勢”必須“觀勢”,正所 謂“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地形篇》)。 

 

三指戰爭之局勢,具體表現為由自然之形勢和內在之氣勢而形成的對作戰形勢的控制 力與對敵人無形的打

擊力。這是孫子論勢的核心和落腳點。

 

 “勢”在虛為“氣”,在實則為“力”,體現為作戰時的一種爆發力、衝擊力。有的 學者指出:“‘勢’就是在軍事實力的基礎上,由於實行正確的作戰指揮,從而在戰場 上所表現出的實際作戰能力。”[1](P54)孫子也提出:“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勢篇》)在孫子看來,“勢”具有“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和“激水漂石”所形成 的“勢能”,依靠此“勢”,“其戰人也,如轉木石”(《勢篇》)。但這種“勢能”究 竟緣何而來呢?除了前述的巧妙利用自然地勢、調動全軍內在氣勢以外,孫子還作了進 一步的論述。

 

他認為,“勢”貴在“變”,“戰勢不過奇正”,要善於在“奇正”之間 尋求不斷變化,“以正合,以奇勝”,唯其如此方能“不可勝窮”。“勢”貴在“造” ,造出聲勢,給敵軍以假像,“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 近”。“勢”貴在“化”,《用間篇》講的就是化勢的問題,即通過用間和反間扭轉戰 爭形勢,化被動為主動,達到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出奇制勝的效果。

 

“勢”貴在“度 ”,即審視實力、把握時機、巧妙安排。孫子在《地形篇》論述“遠形”時提出“勢均 ,難以挑戰,戰而不利”的觀點,在論述“六敗”時又提出“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也就是說在地勢均等、平分兵力、實力相當的情況下作戰就非常不利。“勢”還貴 在“積”,經過長期而有準備的蓄積和貯存,就如同火山爆發、劍拔弩張般蘊藏著極大 的動力和能量,所以他說“勢如弓廣弩”,王皙則提出“勢者,積勢之變也”。總之, 作戰應“求之於勢”,“擇人而任勢”,方能形成“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般之“勢”或 曰對敵打擊力。

 

基於上述理解,很顯然,孫子之“勢”絕非簡單的“形勢”二字可以全部說清。它固 然最終指向戰爭的局勢,因為《孫子兵法》原本就是談論戰爭的,孫子就是想證明應通 過一切辦法取勝戰爭,但同時還要看到,把握戰爭的局勢、贏得戰事的主動權,不可能唾手可得,而應善於利用自然之勢,巧妙地營造內在之勢。只有做到內外結合,才能真 正得“勢”“因利而制權”(《計篇》),否則只能落個“用之必敗”、吾乃“去之” 的結局。孫子以其氣派非凡的“論勢”,給予當時的為政者和後世的軍事作戰以深刻的 啟示。

 

二、《孫子兵法》中“勢”範疇的美學意蘊

        《孫子兵法》的軍事學價值自不待言,但其美學價值卻常常為學者們所淡漠和忽略。 從審美角度來審視《孫子兵法》,我們不難發現,其所反復論及的“勢”範疇具有深刻的美學意蘊和獨特的美學價值。

 

        《孫子兵法》之“勢”首先具有顯明的本體美。《孫子兵法》一書的核心是什麼?可能 更多的學者都傾向于一個“計”字,認為全書都是講謀略的,“先計而後戰”理應成為 全書的核心。但筆者以為,事實並非如此。如前所述,《孫子兵法》全書直接或間接論 “勢”的篇章佔據相當的比重,甚至可以說,全書13個篇章都與“勢”有關,或造勢, 或用勢,或變勢,或積勢,或觀勢,論述的焦點或終極旨歸直指對戰爭總體局勢的駕馭 和把握。也就是說,在《孫子兵法》一書中,“勢”是一個更具本體意義的範疇。有的 學者甚至從“勢”本身所蘊含的強勁銳利的力量進一步推論,“勢”這個概念“既來自 於對生命形式的感悟,又概括著生命的基本特徵”[2]

 

        更有意味的是,《孫子兵法》 還將“勢”與中國古典文化中另外兩個經典範疇“道”、“氣”聯繫到了一起。在孫子 看來,得“道”者方能得“勢”,得“勢”也就是尋得了作戰之“道”。《計篇》有“ 存亡之道”、“五事”之“道”,《謀攻篇》有“知勝之道”,《九地篇》有“齊勇如 一,政之道也”,《火攻篇》有“安國全軍之道”,說的都是“勢”與“道”之間的相 互影響和滲透。此外,孫子還將“勢”與“氣”勾連在一起,認為得“勢”就要長我之 士氣、滅敵人之威風。孫子還在“自然之氣”與“內在之勢”之間找到了邏輯契合,認 為“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他還進一步指出,佔據作戰的有利態勢就是要善於“ 治氣”:“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實,《九地篇》、《地形篇》等篇章對自然之勢 的重視,不恰恰能夠印證作戰要善於得自然之“精氣”嗎?如此看來,孫子之“勢”的 確非簡單之“勢”,而頗具本體性的美。

 

《孫子兵法》之“勢”同樣具有辯證的理性美。中國古代的辯證法非常發達,這可以 從《孫子兵法》、《易經》、《老子》等著作中清楚地感受到。但與古希臘哲人的思辨 美迥然不同的是,後者更多地體現為抽象、空洞、玄奧的邏輯推演,一種言語式的論辯 甚至是詭辯,一種神性、頂禮膜拜和遙不可及。從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為代表的一 批古希臘文論著作中便足可窺見一斑。相比之下,《孫子兵法》所體現出的辯證法思想更具世俗性而少了些神秘性、更具理性而少了些非理性。正如《用間篇》所言:“先知 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或許是出 於對戰爭特有性質的深刻認知,儘管孫子生活在神秘主義依舊盛行、科學思維還很不發 達的時代,但他卻能夠在論“勢”時體現出高度的理智與驚人的警省。他論敵我、虛實 、奇正、強弱、勇怯、眾寡、動靜、進退、治亂、攻守、勝敗等,總能給人以縱橫捭闔 、滴水不漏之感。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對戰爭經驗的厚重積累與長期積澱,如果沒有對戰爭的入微洞察與深刻領悟,恐怕難能以這般氣勢寫出如此之“勢”。應該說,孫子之 “勢”更自然實在,更具親和力,更能體現出一種曠達的理性美。李澤厚先生在論及《 孫子兵法》時深刻指出,該書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表現在兵家思想中的理性態度,即“一 切以現實利害為依據,反對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愛憎和任何觀念上的鬼神‘天意’,來 替代或影響理知的判斷和謀劃”[3](P83)。這一點恐怕也正是孫子論“勢”的獨特高明 之處。

 

《孫子兵法》之“勢”還具有流動的力量美。孫子之“勢”是一個流動的範疇,具有 不確定性和可轉化性。對此,孫子多有論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 窮也”;“勇怯,勢也”;“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正因為如此,“勢”可以造、可以化、可以積、可以變,因而在變化中呈現著“美” ,體現著“用兵如神”,並最終指向戰爭的勝利。這分明是孫子所著意描畫的運籌帷幄 、指揮自如、勢在必得的審美境界,鮮明地展現了孫子的戰爭美學和軍事美學觀。此外 ,“勢”原本就是一個與“力”有關的範疇。《說文解字》對“勢”的解釋便是“盛力 權”,顯然與“力”有關。其實,在孫子看來,無論是“自然之勢”還是“內在之勢” 抑或是“戰爭態勢”,都內含著一種無形的“力”。“自然之勢”總是蘊藏著天然的勢能,並能通過一定的方式轉化為戰爭的有利態勢;“內在之勢”可以摧枯拉朽,以弱勝 強,制敵於死命;而依靠巧妙地運用自然之勢和內在之勢,就可以佔據和把握有利的“ 戰爭態勢”,進而形成強大的爆發力和對敵人致命的打擊力。綜合運用這幾種勢能和力 量,戰爭的結局便可勝券在握。無疑,這是一種強悍的美、力量的美、頗具衝擊性的美。

 

三、《孫子兵法》“勢”論在美學史中的地位

        在中國古典文化傳統中,“勢”起初被廣泛地應用於哲學、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 ,但“勢”範疇最為成熟也最具影響力,卻是在它被移植、拓展到藝術美學領域以後的 事情。《孫子兵法》在“勢”範疇的發展歷程中無疑起到十分重要的“關節點”作用。

 

首先應引起關注的便是《孫子兵法》對傳統“勢”論的多元化突破。有的研究者指出 :“孫子之勢已經生髮成熟。其系統所涉及的領域是從自然界現象到人類社會,從具體 到抽象、從形而上的最高境界到形而下的具體度、量、數等,顯然是一個完整而龐大的 體系。”[4]從前文論述來看,《孫子兵法》的“勢”論已不僅涉及地勢、山勢、水勢 、火勢等“自然之勢”,更把視角拓展到人本身,關注戰爭主體的“內在之勢”,並把 它應用到社會實踐領域即戰爭實踐中。儼然,孫子是在“自然—人—社會(戰爭)”的邏 輯構架中展開其“勢”論的。從另外一個層面來審視,孫子還把“勢”範疇進一步由“ 實”(自然之勢)變“虛”(內在之勢)再變“實”(戰爭之勢),從而給予“勢”的虛實特 性以較為完整的揭示。

 

不容置疑,任何範疇都是過程性的,都要歷經不斷的發展才日臻定型、走向成熟。如 果用今天的眼光回視“勢”範疇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儘管“勢”範疇的鼎盛期出 現在藝術美學領域,但“‘勢’這一範疇的發展,首先在政治軍事等領域中,然後是書 論、文論、畫論”[4]。也就是說,“勢”範疇的發展、成熟和壯大,與此前的《孫子 兵法》等著作的重視、闡發有著緊密的關聯。我們不難看到,孫子之“勢”對後世“勢 ”論的拓展與深化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可以從兩方面得到直接體現和印證:
一是後世論 “勢”的範圍已由孫子的“自然—人—戰爭”進一步轉入藝術實踐領域,從而大大拓展 了“勢”範疇發展和藝術發展的新空間,凸顯了“自然之勢”向“人文之勢”的轉變。 顧愷之的一席話足以佐證:“《孫武》……若以臨見妙裁,尋其置陳佈勢,是達畫之變 也。”[5]
二是順著《孫子兵法》的“勢”論,後代的理論家都不約而同地圍繞“勢” 範疇進行理論抉發、體系建構和意蘊拓展。衛恒的《四體書勢》、劉勰的《文心雕龍》 、顧愷之的《畫論》等,都對“勢”範疇的完善與成熟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隨著“ 勢”在書論、畫論和文論中的廣泛應用,“勢”逐漸成為與“意”、“氣”、“神”、 “韻”、“味”等同等重要的、具有深刻審美蘊含和華夏民族特色的經典美學範疇。我 們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孫子兵法》使“勢”範疇進一步走向自覺。從這個意義上說 ,《孫子兵法》不僅孕育了大智慧,也推進了“勢”範疇的大發展。

 

收稿日期:2005-03-11 

 

【參考文獻】

[1]魏黎波,王新華.孫子兵法今讀[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3.

[2]杜繡琳.論《四體書勢》中勢的生命意蘊[J].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03,(2).

[3]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上)[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4]陳正俊.“勢”論研究[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

[5]李建波.關於中國古代美學範疇“勢”的意蘊管見[J].錦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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