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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的版本與校勘研究
作者是 服部千春/ 劉春生   

 

《孫子兵法》的版本與校勘研究 

 

摘錄:《南開學報:哲社版》(津)1998年06期第57~61頁

作者:[日]服部千春 日本亞洲和平委員會 / 劉春生 天津社會科學院孫子兵法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

        現存的幾種古本《孫子》都是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1972年4月發掘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是漢初寫本,當是張良、韓信“序次”《孫子》的一種傳本,它的發現使我們對《孫子兵法》有了全新的認識;敦煌寫本《孫子注》是在曹操注影響下產生的一種古注的殘本,它為我們窺探《孫子》的古本面貌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是現存唯一的一部合注本《孫子》書,它保留了宋代朱服、何去非校訂《武經七書》以前諸注家所據本的版本面貌;《魏武帝注孫子》和《武經七書》本《孫子》都是宋朱服、何去非校訂《武經七書》的產物,其中《魏武帝注》避免了合注本注文拼合移動的改訂,較好的保留了曹操《孫子注》的概貌。通過對古本《孫子》的比較研究,並參照漢唐以來的古籍引文,可以探明《孫子》書的版本流傳線索,校訂出一個接近古本原貌的新校本。 


      《孫子兵法》的思想恢宏博大,精湛深邃,是中國文化中的精華,也是中華民族貢獻于人類的文化瑰寶。它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是人類處理爭端問題中最具理性的思想,這一思想對人類的和平事業具有長久的借鑒意義。近十幾年來,在中國、日本,以及歐美國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借鑒《孫子兵法》的熱潮。產生這種熱潮的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孫子兵法》的思想超越了時空的局限,在當今社會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仍然具有實踐價值;

二是《孫子兵法》在學術史上沒有引起考據學家的足夠重視,遺留的文獻整理方面的問題比較多,特別是銀雀山漢墓竹簡的發掘,為《孫子兵法》的整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獻資料,激發了學術界的熱情。我們多年致力於中國兵法的研究,認為利用新的文獻資料整理研究《孫子兵法》至關重要,這一研究是探討《孫子兵法》思想理論和時代價值的基礎。

(注:詳見服部千春著:《孫子兵法新校》,白山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因此,這裡就《孫子兵法》的版本與校勘問題作一探討。

  

一、前人的整理研究與諸古本的形成

       《孫子兵法》在問世之初即受到時人的極大重視,《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十三篇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並據以任命孫武為將。此後《孫子兵法》被廣泛應用於軍事領域。戰國時期的兵法名著《六韜》、《孫臏兵法》、《尉繚子》及《荀子》都有引用闡釋《孫子》十三篇的內容,但是真正對《孫子兵法》進行整理研究則起於漢代。《漢書•藝文志》上說:“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去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據此可知西漢政府曾經對兵書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編訂整理。

 

       《孫子兵法》作為一部重要的兵法著作必在整理之內。第一次整理工作是張良、韓信負責的“序次兵法”。“序次”的含義當是對戰國以來流傳的各種《孫子》書的篇次厘定和校理異同。第二次整理工作是漢武帝時期任宏負責的“論次兵書”。《漢書•藝文志》記此事說:“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慰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轍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任宏“論次兵書”是劉向主持大規模整理圖書工作的一部分。當時對圖書的整理工作是搜集眾本,校勘異同、確定篇次、撰寫書錄,最後由劉向之子劉歆撰寫成《七略》一書。《七略》一書已佚。東漢初期班固撰寫《漢書》,其《藝文志》襲自劉歆《七略》。因此,我們還能夠借助《漢志》瞭解到任宏整理《孫子》的概貌。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著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漢志》著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這是史志中第一次關於《孫子兵法》的著錄。《孫子兵法》由最初十三篇到八十二篇的衍變,反映了《孫子兵法》在秦漢之際的附益之盛。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發現了竹簡《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及大量兵法遺簡,原墓葬于漢武帝時期,竹簡寫本早于漢武帝時期,是漢初寫本,當與張良、韓信“序次兵法”有關。銀雀山竹簡《孫子兵法》是現存最古老的本子,這個本子當是張良、韓信所“序次”的《孫子》書的一種傳本。

 

       三國時期去孫武之世已遠,《孫子》中的微言奧意已不為時人知曉,且八十二篇本的流行使人很難掌握《孫子》的思想要旨,需要對《孫子》進行新的整理研究。曹操有感於此,以他“禦軍三十年”的成敗體驗特為《孫子兵法》作注。他在《注孫子序》中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曹操以古本十三篇為依據對八十二篇本作了一番刪削,把後人附益的六十九篇剔除,僅為十三篇作注。曹注對《孫子》的整理研究影響很大。在曹注的影響下,產生了一批《孫子》的注解著作。魏晉時期,有王淩、張子尚、沈友諸家注。張子尚注稱作《孫武兵經》,是《孫子》一書稱作“兵經”之始。南北朝時期,梁有孟氏解詁二卷;唐代又有李荃、杜牧、陳皞、賈林諸家注;宋代又有梅堯臣、王晳、何延錫、張預諸家注。敦煌石室中曾發現《孫子注》紙寫本二個半頁。1918年2月羅振玉編印《漢晉書影》,將敦煌紙寫本收入其內,題作《孫子注殘紙》,定為晉人寫本。此紙寫本亦有注文,不知出自何家。敦煌晉寫本雖只有殘頁存世,但它的文獻價值卻不可低估,它為我們窺探《孫子》的古本面貌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孫子注》的大量出現表明《孫子》已被時人視為專學加以整理研究。據清畢以珣考證,隨著《孫子兵法》注的大量出現,其合注本亦先後問世。晉有《孫子兵法》一卷,曹操、王淩集解;宋有《曹蕭注》一卷,曹操、蕭吉合注;《曹杜注孫子》一卷,曹操、杜牧合注;《五家注孫子》三卷,曹操、杜牧、陳皞、賈林、孟氏合注;吉天保輯《十家會注孫子》十五卷。以上幾種合注本已佚,現存唯一的一部合注本《孫子》書是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此書明代重刊本又稱《孫子注解》或《孫子集注》。《十一家注孫子》的輯者是誰?書中無錄。

 

       清孫星衍得華陰《道藏》本《孫子集注》,即斷定是吉天保所輯之書。畢以珣《孫子敘錄》謂“今《孫子集注》本由華陰《道藏》錄出,即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曹操、二李荃、三杜牧、四陳皞、五賈林、六孟氏、七梅堯臣、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十家本內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孫子》語而訓釋之,非注也。”(注:畢以珣:《孫子敘錄》原附錄于清孫星衍《岱南閣叢書•孫子十家注》內,服部千春《孫子兵法新校》附有此文的點校本。)亦從孫星衍說。依此說,十一家注去杜佑不計,正合十家。又此書附有鄭友賢《十家注孫子遺說》,鄭氏亦稱“十家”,說明此書與吉天保所輯之書確有內在聯繫,或是《十家會注孫子》的另一種刊本。孫皇衍校訂《孫子》十一家注書稱《孫子十家注》,其書是《孫子》整理研究的重要著作。 

 

       宋初,天下無事,武備廢弛,兵書被列為禁書。但由於承平既久,人不習兵,引起邊患頻起,防禦失利。在此情況下,宋政府不得不宣導武學,講武練兵。據《類苑》記載,宋嘉祐六年(1061)大理寺丞郭固曾奉詔編校兵書。元豐三年(1080),宋神宗又詔令國子監司業朱服、武學博士何去非校訂《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等七部兵書。元豐六年(1083),神宗政府正式頒佈《武經七書》,雕版刊行,作為武學策試的教科書。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三四一記載,宋元豐年間朱服受命校訂《武經七書》時曾建議:“諸家所注《孫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他書所注解,淺陋無足采者。臣謂宜去注行本書,以待學者之自得。”宋神宗鑒於魏武帝注流傳既久,“詔《孫子》止用魏武帝注,餘不用注”。

 

        據此可知,朱服校訂《武經七書》時,是以魏武帝《孫子》注本為底本的,並且《武經七書》中只有《孫子》用魏武帝注,其他六種兵書不用注。現存明文錦堂刊本《武經七書》只《孫子》用魏武帝注,餘白文無注,當是宋元豐官刻本的覆物。孫星衍《平津館叢書》內收有影宋本《孫吳司馬法》一書,是《魏武帝注孫子》與《吳子》、《司馬法》的合編,而只有《孫子》用魏武帝注。宋代文獻中無《孫吳司馬》合刊的著錄,說明此書原是宋神宗時所編訂的《武經七書》的殘本。清陸心源奭宋樓原藏有宋本《武經七書》一部,此書與宋元豐年間官刻本不同,全書不用注,當是在官刻本的基礎上依朱服之言刪注而成。《武經七書》的頒佈對後世影響很大,元明清三朝的《孫子》書大都是上述兩種《武經七書》的覆物。

  

二、幾種典型版本及其文獻價值

(一)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

        簡本《孫子兵法》經竹簡整理小組整理校注,最早發表於《文物》1974年第12期,1985年9月又編成《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由文物出版社影印行世。簡本《孫子》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與今本十三篇基本一致,《形篇》存兩個寫本,未發現《地形篇》簡文。十三篇全書現存殘簡130枚,計2349字、重文31字。下篇是《吳問》、《黃帝伐赤帝》、《見吳王》等五篇有關《孫子兵法》的殘簡佚文。

簡本《孫子兵法》的文獻價值主要有二點:
一是提供了古本原書,使我們今天能夠知曉任宏整理兵書以前《孫子兵法》的概貌;
二是簡本可以訂正今本在流傳過程中形成的訛誤。

 

        簡本《孫子》保存了兩千多年前的古本原貌,通過簡本與今本的比較研究,我們瞭解到古本《孫子》行文簡約古樸,且多用古字、借字及異體字。《虛實篇》“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句簡本作“能與適(敵)化之胃(謂)神”;《九變篇》“廉潔”簡本作“潔廉”;《行軍篇》“辭卑而益備者”簡本作“辭卑而備益者”;《九地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簡本作“此胃(謂)巧事”;《火攻篇》“風起之日也”簡本作“風之起日也”;《用間篇》“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簡本作“必取於人知者”。簡本“經”作“輕”、“敵”作“適”、“終”作“冬”、“形”作“刑”、“勇”作“恿”、“屈”作“詘”、“舉”作“與”、“寶”作“葆”等,均用古字、借字及異體字。簡本原書還有篇題木牘一枚。據木牘所記,簡本十三篇分上下兩個部分,上部分六篇,下部分七篇,簡本將十三篇分為上下二卷,這與今本分作三卷不同。簡本十三篇的次序亦與今本不同,且“虛實篇”作“實虛”。

 

        簡本《孫子》的出土,使我們可以據以校訂今本的許多錯誤。如:《作戰篇》“屈力中原”句今本訛作“力屈財殫中原”;《形篇》“稱勝者也”句今本“勝”上脫“稱”字;《勢篇》“可使畢受適(敵)而無敗”句今本“畢”訛作“必”;《行軍篇》“合之以文,濟(齊)之以武”句今本“合”訛作“令”;《火攻篇》“極其火央”句今本“央”訛作“力”等等。

 

        另外,簡本現存的文字只是十三篇文字的半數,因此,研究、利用簡本的眼界不能局限于現存的簡文,同時應該重視殘簡間缺字的探討,這種探討對校訂整理《孫子兵法》亦很有意義。

 

(注:劉春生:《銀雀山簡本孫子殘簡校讀》對此作了探討,見《孫子新論集粹——第二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長征出版社,1992年3月版。)

 

       如:簡本《實虛》“……適(敵)不得不[□□□]者,攻其所……”竹簡整理小組校注雲:“十一家本作‘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疑簡本無‘雖高壘深溝’五字。”按:此簡是據今本位置排定。原編者將“者,攻其所……”處“者”字上殘跡作簡中編痕處理,經審辨此處與其他編痕有異,且殘缺嚴重,恐非簡中編痕。據五十八號簡字數估計,此簡是三十七字一簡。五十六號簡簡尾“遠”字至五十八號簡簡首“之”字間,十家本作“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三十六字。影宋本《魏武帝注孫子》及宋本《武經七書》“畫地而守”句“畫”上有一“雖”字,補此“雖”字,與估計殘去的字數相合,知此處簡本與今本無大的出入。若去“雖高壘深溝”五字不計,餘三十二字不足一簡,校注謂簡本無“雖高壘深溝”五字,恐非。此處是“我欲戰”與“我不欲戰”、“雖高壘深溝”與“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不與我戰者”與“敵不得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與“膠其所之也”皆相對而言,簡本“雖高壘深溝”一句當在“敵不得……”句上,與“雖畫地而守之”句句法相同。

 

(二)敦煌寫本《孫子注殘紙》

        此《孫子注》殘頁見於羅振玉《漢晉書影》。據羅氏敘記,此殘頁原是敦煌石室故物,後由日本大穀光瑞氏收藏。1918年2月羅振玉編印《漢晉書影》,收入其書,題作《孫子注殘紙》,定為晉人寫本,影覆行世。此原紙凡十六行,上下對折,因在疊處殘斷,佚去上半。現存《謀攻篇》的尾部和《形篇》的開頭,凡九十四字。注為雙行夾註,存二處,凡十一字。注文與現存曹注不同,注者佚名。

 

        此本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古本線索,如今本“輔隙則國必弱”句殘存“國弱”二字,“弱”上無“必”字;“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句殘存“[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三軍”作“軍中”;“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句殘存“三軍之任而同三”,“權”作“任”,是其原作“不知三軍之任而同三軍之權”;“則諸侯之難至矣”句殘作“已至矣”,“至”上有“已”字;“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禦者勝”二句殘存“不禦者勝,以虞待”七字,知原本此二句與今本互易;“此五者,知勝之道也”句作“此五者,勝之道也”,“勝”上無“知”字。我們依據這些異文可以校訂今本中的一些訛誤。如敦煌本“三軍既惑且疑”句殘作“軍士既惑……”,“三軍”作“軍士”。作“軍士”極是,上文言“則軍士惑矣”,又言“則軍士疑矣”,故總之曰“軍士既惑且疑”。今本作“三軍既惑且疑”當是涉上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而誤。

 

(三)宋本《十一家注孫子》

       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最早著錄于宋代尤袤《遂初堂書目》。宋本原書現僅存全本二部,殘本一部。上海圖書館藏有其中全本一部,此書原是清內務府故物。1961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借照上海圖書館藏本將此本影覆行世。此書凡三卷,附有《孫子本卷》和鄭友賢《十家注孫子遺說並序》。《孫子》本文計6007字,重文68字。

 

       十一家注本的文獻價值在於它保留了宋代朱服、何去非校訂《武經七書》以前諸注家所據本的版本面貌,這其中有許多地方優於《武經七書》本。如:《謀攻篇》“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句《武經》本“殆”誤作“敗”;《形篇》“勝者之戰民也”句《武經》本脫“民也”二字;《行軍篇》“敵近而靜者”句《武經》本脫“敵”字;“兵非益多也”句《武經》本“非”下衍“貴”字。《十一家注》本中的曹注未經宋朱服、何去非的刪省,保留較為完整,這是此本的珍貴之處。

 

(四)影宋本《魏武帝注孫子》

       《魏武帝注孫子》三卷,書在孫星衍輯《平津館叢書》卷一《孫吳司馬法》內。書前有孫氏序,謂:“《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吳起》二卷,《司馬法》三卷,皆宋雕本。嘉慶五年三月屬顧茂才廣圻影寫刊版行世。”書後又有題記“嘉慶庚申蘭陵孫氏重刊小讀書堆藏宋本,顧千裡手摹上版。”知此本原是顧之逵小讀書堆藏宋本故物,並由顧千里摹雕版行世。此書是現存唯一的一部宋本曹操注《孫子》書。

《魏武帝注孫子》一書避免了合注本注文拼合移動的改訂,較好的保留了曹操《孫子注》的概貌,但許多地方經朱服、何去非校訂《武經七書》時的刪省、改訂,已非原貌。此本計5967字,重文68字。

 

        此書與宋本《十一家注孫子》相校,可以訂正《十一家注孫子》中的一些訛誤。如《虛實篇》“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十一家本“饑”作“饑”;《九變篇》“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句十一家本“利”上衍“地”字;《行軍篇》“奔走而陳兵者”句十家本“兵”下衍“車”字;《九地篇》“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句十一家本“機”下衍“焚舟破釜”四字。此外,此本注文的位置有部分較十一家本合理,可以互證校訂。

 

(五)宋本《武經七書》本《孫子》

       宋本《武經七書》約刊于南宋孝宗時期。此書原是陸心源奭宋樓故物。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日本岩崎氏購得奭宋樓全部藏書,宋本《武經七書》亦隨之流入日本,現藏東京靜嘉堂文庫。1935年商務印書館編印《續古逸叢書》,借照宋本《武經七書》影覆行世。此本《孫子》凡三卷,全書計5965字,重文68字。

 

       此本與《魏武帝注孫子》皆源于北宋朱服、何去非編校的《武經七書》,其異文主要為:《作戰篇》“力屈中原,內虛於家”句魏武帝注本“力屈”下多“財殫”二字;《軍爭篇》“故夜戰多火鼓”句魏武帝注本“火鼓”作“金鼓”;《行軍篇》“令半渡而擊之”句魏武帝注本“半濟”;《用間篇》“主必曰敵”魏武帝注本作“可使告敵”。此本對後世影響很大,金人施子美《武經七書講義》、明劉寅《武經七書直解》、趙本學《孫子書校解引類》及清朱墉《武經七書匯解》皆以此為底本。

 

       總之,我們認為通過對古本《孫子》的比較研究並參照漢唐以來的古籍引文,可以探明《孫子兵法》的版本源流線索,校訂出一個接近古本原貌的新校本,以期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這種探討亦有益於其他先秦典籍的整理研究。本文著者之一服部千春的博士論文《孫子兵法新校》一書經修訂整理後,已由白山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該書即是在這方面的一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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