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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兵家的領導謀略
作者是 謝慶綿教授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兵家的領導謀略

 

作者:謝慶綿 福建經濟管理幹部學院、福建行政學院教授

 

  一 兵家和《孫子兵法》

       兵家是春秋戰國“百家”中的一個重要學派,以研究作戰、用兵為其主要宗旨。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將兵家著作分為四類:
兵權謀類——側重於軍事思想、戰略策略;
兵形勢類——專論用兵之形勢;
兵陰陽類——以陰陽五行論兵,且雜以鬼神助戰之說;
兵技巧類——以兵器和技巧為主要內容。

 

       兵家主要代表有孫武、吳起、孫臏、尉繚等。他們的著作留傳下來的有:《孫子兵法》、《吳起》、《孫臏兵法》、《尉繚子》等。這些著作均是當時戰爭和治兵經驗的總結,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包含有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戰的哲理。

 

       兵家著作中以《孫子兵法》(以下簡稱《孫子》)影響最大,該書成於西元前五世紀春秋末期,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軍事理論著作。《孫子》作者孫武,字長卿,人稱孫武子、吳孫子,春秋末期齊國人,生卒年月尚不詳,大約與孔子同時代人。據《史記》記載,西元512年,孫武從齊國出走至吳。經吳國大臣伍子胥推薦,以兵法進見吳王闔閭。他以驚世駭俗之宏論,卓越遠見之謀略,使吳王為之動心,於是重用。此後,他被任為將軍,和伍子胥共同輔助吳王,“西破強楚,入郢,北威章、晉,顯名諸候”。孫武主張改革圖強,畝大稅輕,“士少”、“富民”,鼓勵發展小農經濟,以求富國強兵。從西元前512年至西元前418年,他在吳三十年,戰功顯赫,使吳國崛然而起,奪取晉國的霸主地位。

 

       《孫子兵法》今存十三篇。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殘篇,其中,除與今存之十三篇同外,尚有《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見吳王》等五篇佚文。

 

       《孫子兵法》是我國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同時,它在世界軍事文庫中也佔有重要地位,受到了國內外的普遍重視。《孫子》被尊為“歷代兵家之祖”,“世界古代第一兵書”,“兵學聖典”。宋代時,被列為“武經七書”之首。十八世紀之後,《孫子》陸續有了英、法、德、捷、俄、芬等譯本。它不僅受到了軍事界的重視,而且漸漸受到了外國管理界的重視。至本世紀,日、美等國管理學者研究《孫子》者日多,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和日本的許多大公司都把《孫子》作為培訓企業經理人員和中層以上管理人員的必讀教材。美國管理學家喬治在《管理思想史》中甚至說:“你若想成為管理人才,必須讀《孫子兵法》”。八十年代以來,日、美學者多次來華作關於孫子兵法管理思想的學術講演。

 

       吳起是兵家另一位代表人物,歷史上常把他的兵法和孫子聯繫在一起,合稱“孫吳兵法”。吳起是戰國時衛國人,先後擔任魯、魏、楚的將軍,屢立戰功。他也是個改革家,曾輔助楚悼王變法,使楚“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吳起兵法》今存六篇,其主張是“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他還依起兵原因把戰爭分為“義兵”、“暴兵”;並提出“審敵虛實而趨其危”等軍事原則。

 

孫臏是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兵法家。他是孫武的後代,任齊威王軍師時,設計圍魏救趙,大敗魏軍,其兵法書大約于三國時佚失。1972年銀雀山漢墓發現其竹簡,整理為上下編三十篇。書中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和辯證思想,特別強調“內得民心,外知敵情”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

還有尉繚,他是戰國魏人,與惠王論用兵之道,主張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著有《尉繚子》三十一篇,今存二十四篇。

 

  二 《孫子》謀略

       《孫子》屬於兵家中的權謀類,側重於戰略策略思想,其治兵作戰之論富有深刻的哲理。現擇其要者評述於後:

  (一)“經五事”、“校七計”、“道”為首。

       《孫子》首篇為《計篇》,乃全書之綱領。 該篇開宗明義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其意是說:用兵作戰,事關重大,關鍵在於“經”(抓綱)五事,“校”(比較)七計。

 

五事者,“道”、“天”、“地”、“將”、“法”,五事之中,“道”居於首位。七計之中,第一條“主孰有道?”也把“道”擺在第一位。那麼,什麼叫做“道”?孫子說:“道者,令民與之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計篇》,以下未注明篇名者,均出自此篇。)“道”是道義、民心、戰略、方針,只要做到合道義,順民心,則上下一致,內外協調,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是歷史規律,治兵如此,其它管理也是如此,概莫能外。

 

“天”指天時,即氣候、季節、晝夜、陰晴、寒暑等自然現象。“地”即地利,指地形、地勢、路途、空間距離等。“天”、“地”也可作時間、空間理解,均屬外部環境。“將”是將帥,孫子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裡強調的是人的因素——指揮者的素質。至於“法”,“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法”就是指組織制度,包括機構編制、通訊聯絡、崗位職責等管理制度。

 

以上五大要素也是五個子系統。組成一個整體,制約著戰爭的成敗勝負“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身為將帥不可不知。這裡所說的“知”,包含有通曉、掌握的意思。這五者包括有政治和軍事、內部組織和外部環境、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等一些重大的關係,其中,“道”,政治、道義,居於首要的地位。

 

  (二)“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這是《孫子•謀攻》中的著名論斷。體現了《孫子》的中心思想:以智取勝;《孫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戰而勝。

 

《孫子•謀攻》說,“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注意:這裡追求的是“全”,而不是“破”。“全”是上策,“破”則次之。要達到“全”,就需要以智取勝,而不是以力取勝。孫子說,這是用兵的法則。

 

由此,孫子認為,能夠百戰百勝,還不算是最高明的將帥;只有不戰而使敵人屈服,那才稱得上是高明中之最高明者。“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謀攻》,以下同上)孫子強調:用兵的上策是以謀略勝敵——以智取勝。其次是外交仗,再次是用武力戰勝敵人。最下之策乃是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因為,為了攻城,要製造戰車,準備器械,這必須好幾個月才能完成。壘築用以攻城的土山,又要幾個月。結果鬧得將帥焦躁憤怒,兵民疲憊不堪;還要強使士兵象螞蟻似的去爬梯攻城,造成士兵傷亡慘重。這就是攻城的災害。

 

所以,善於用兵的人,不必直接交戰就能使敵軍屈服,不必硬攻就能奪取敵人的城池,不必久戰就能毀滅敵人的國家。“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這裡,反復強調這樣的思想:要獲得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的“全”勝,就一定要用全勝的謀略來取勝於天下——這就是謀攻的法則。也就是:以智取勝。

 

以智取勝——應當說,這也是一切經營管理和市場上競爭必須遵循的策略原則。

 

  (三)“知彼知己”,“未戰先算”。

      《孫子•謀攻》的另一著名命題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強調軍隊的指揮者對敵情和我情都必須非常熟悉。《孫子》說:“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裡用精練的語言概括了指揮戰爭的規律,突出了未戰先知、未戰先算的極端重要性。

 

“未戰先算”要求“校以七計”(《計篇》,下同)。必須對敵我雙方進行七個方面的比較和計算。這七個方面是:

(1)“主孰有道?”哪方的國君政治比較開明而得民心?

(2)“將孰有能?”哪方的將帥更有才能?

(3)“天地孰得?”誰更佔有天時地利?

(4)“法令孰行?”哪方在執行法令上更為徹底?

(5)“兵眾孰強?”軍隊實力方面何者更強?

(6)“士卒孰練?”哪家的士兵更加訓練有素?

(7)“賞罰孰明?”在賞罰方面哪家較為嚴明?

 

孫子堅持戰爭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知的,因此,未戰先算既是必要,又是可能的;借此以提高自覺性和計劃性,避免盲目性和妄動性。同時,這裡的計算已經包含有數量分析的要求。孫子是重視數量的,他要求把彼己的情況盡可能轉化為可計量的數,這是定計、用計的常法。《形篇》中指出:“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算的結果是:“吾以此知勝負矣!”他的結論是:“多算勝,少算不勝,而何況無算乎?”

 

另外,“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殆。”(《地形》)他用“彼”、“己”、“天”、“地”等關係代表主客體之間的關係,強調決策必須建立在對主客條件的周密調查和充分估量之上。這是有普遍意義的。

 

 (四)“任勢”、造勢。

       《孫子》中有《形篇》和《勢篇》。“形”即實,實力。“勢”指力量對比上的格局、態勢。戰爭是力量的對比和較量。《孫子》說:“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形篇》,下同)。意即:打勝仗的軍隊總是事先創造取勝的條件,而後才同敵人作戰;打敗仗的軍隊,總是先同敵人作戰,而後企求僥倖取勝。善戰者總是把自己的基點放在自己的力量的上面,創造必勝的條件。他說:“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這就是要創造力量對比上的優勢,有這種優勢,加上各種手段,就是造就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最佳態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勢篇》)

 

“任勢”,就是憑藉優勢,以勢壓敵。這種“勢”,不是消極等待而得來,而是要靠主動去造就,這就叫做“造勢”。“造勢”,包括以強壓弱,以勇壓怯,以碫投卵(避實擊虛),以治擊亂,以奇制勝,等等。他說:“勢者,因利制權也”(《計篇》)。就是說,為了奪取勝利而掌握權變。這種原則在管理的實踐中帶有普遍性。任何管理都有一個任勢、造勢,也即善於憑藉自己的優勢和造就優勢的問題。這種優勢,造成一種氣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造勢》),達到所向無敵。

 

  (五)“避實擊虛”,“因敵制勝”。

       《孫子》和《老子》一樣,都很崇尚水。不過,《老子》崇尚的是水的品質,《孫子》崇尚的則是水的形勢。《孫子》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虛實》,下同。)“因敵制勝”,就是要以敵情作為制定戰略戰術的依據,而且,“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水之性是避高而趨下,兵之形是避實而擊虛,集中優勢兵力,攻擊敵人的空虛薄弱點。這就是兵之性。

 

《孫子•地形》說:“料敵制勝,上將之道”。善於瞭解敵情,根據敵情及其變化制定戰略戰術,從而取勝,這是一流將才的作戰原則。不僅如此,還要做到“能為敵之司命”,就是能夠當敵人的司令,牽著敵人的鼻子走,然後讓他暴露出破綻,乘虛而入,戰而勝之。把敵人的命運掌握在我們的手中,這就叫做“為敵之司命”。要當敵之“司命”,必先當敵之司令。

 

這也是一種經營策略。任何經營,都必須一方面集中優勢,另方面依據環境和競爭對手的變化,尋找空虛薄弱之點,避實擊虛,對於市場上的競爭,尤其應該採取這種策略。

 

  (六)“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這裡所講的“正”,是正常,常規;“奇”則是不正常,非常規。《孫子•勢篇》說:“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勢篇》,下同。)就是說,要使部隊和敵人交戰而不敗,全靠“奇”、“正”相結合的戰術。這就是兵家常說的,以正常的戰術抵擋敵軍,以非常規的手段奪取勝利,叫做“出奇制勝”。《孫子》說:“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乃取勝之道”。“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善於出奇制勝,以巧取勝者,他的奇想妙法,千變萬化,無窮無盡,源源不斷。

 

掌握奇正之變,來源於創造性思維。孫子比喻說,聲、色、味,每樣都不過五種。但是五音、五色、五味,各自採取不同的組合,便產生音調、色彩和滋味的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高明的將帥,其巧妙就在善於運用“奇”和“正”的結合,導演出變化莫測、有聲有色的戰爭活劇來。所以說:“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善於運用創造性思維的人,能夠善於把常規思維和非常規思維結合起來。奇正相生,變化無窮。這是一切領導藝術的思想源泉。

 

  (七)“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這是《作戰篇》中提出的重要觀點。孫子認為,為將帥者擔負著事關國家和人民生死、安危的重大責任,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在戰爭的年代尤其如此。為此,《孫子》極端重視將帥的素質和修養。

 

首先,在“道”和“將”的關係上,他強調“道”對“將”的指導和制約作用。他把“主孰有道”放在“將孰為能”之前。《十一家注孫子•賈林》解釋說:“將若以道為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

 

其次,身為將帥必須做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地形》)就是說,為將帥者,要有寬闊的胸懷,高尚的思想境界,不計較個人的進退得失,一切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前提,這樣的將帥才真正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第三,將帥應如何對待士卒?《孫子》認為:將帥應當“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士卒如愛子,故可以與之俱死。”(《地形》)但愛兵不是溺愛、放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同上)

 

第四,為將五德,智為首。如前所述,《孫子》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在“將以道心”的前提下,就五德之間的關係而言,“智”居首位。強調將要有智慧,有才能,善於用兵。“智”的另一層涵義是冷靜、善思,講求理性。“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九地》)。為將者凡事冷靜而深思,理智地對待戰事,切忌感情用事。“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則動,不合於利則止。怒可以複喜,慍可以複悅。亡國不可複存,死者不可複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火攻》)一切指揮作戰的將帥們都必須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用理智對待一切,不可把戰爭這樣的大事建築在一時衝動之上也!

 

這也是一篇古老的領導學,強調領導者及其素質在領導活動中的主導作用。

 

  (八)“將能君不禦”。

       這是領導學中的另一個問題,牽涉到高層領導權力的使用和充分授權的問題。

 

       《孫子•謀攻》指出,有五種情況可以預見到勝利。“將能君不禦”就是其中的一種。將帥若是有足夠的能力,國君就不應該管得嚴嚴的。就是說,對有能力的將帥,不要管得過多,過死。這裡就牽涉到領導體制中的權力和責任的關係問題。他還指出:“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同上)就是說,作為最高領導的國君,在作戰中,切不可對將帥隨意干預,瞎指揮,否則,必然會造成混亂而致失敗。早在兩千多年前,孫子就意識到將帥指揮的自主權的重要性。這是極不簡單的。

 

《孫子•九變》還說:“將受命於君”,但要精通“九變”,懂得靈活權變,因而,“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其意是說,大將既然受命于君,就必須對君主全面負責;但為了真正負責,他有靈活處置的權力。在局部問題上,不能完全以君主之命是從。這就是後來兵家所說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將在外作戰,情況瞬息萬變,必須授予將帥以相應的自主權。在這個問題上,孫子甚至主張:“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同上)以上這些,都說明孫子很重視將帥應有的權力。這是因為,在戰爭中,將帥承擔著重大的責任,權力和責任必須對等。這是戰爭給予古人的教訓,對於現代的管理有著直接的借鑒價值。

 

  三 《孫子兵法》與經營之道

       《孫子》思想之可以用於經營之道,在於它的謀略、治兵的辯證思想。加上戰爭與市場競爭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似性,因而兩者之間有著相通之處。

 

       歷史上最早把《孫子》用於經商之道的是戰國時的鉅賈白圭。白圭自稱“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也。”(《史記•貨殖列傳》)他的經營方針是“樂觀其變”,這就是“因敵制勝”原則的具體運用。白圭還有一套預測商情,做到“知彼知己”的辦法。他還實行“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八字方針,這也是《孫子》“避實擊虛”原則的體現。“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被後世商人尊為經商致富的祖師爺。可見,古人早就發現,《孫子兵法》與經營之道有著密切的相通之處。

 

從管理哲學的意義上看,《孫子》的真正價值在於抓住了管理中主客體關係這個基本問題,突出了主體在實踐中的中心地位和能動作用,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主體性”原則。這是由於戰爭是一種目的性和對抗性很強,因而也即主體性很強的人類活動。在戰爭中,謀略決策,指揮統帥,隨機應變的作用特別突出,因而活動的主體性也就特別突出的緣故。一般即寓於特殊之中。所以,管理與《孫子》存在著相通之處。

 

概括起來,《孫子兵法》至少從如下幾個基本的方面提出了一些管理上的重大原則:

 

(一)把主客體的關係放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中考察,《孫子》強調“道”在戰爭、用兵中的首要的支配的地位。“道”是歷史規律,同時也包括有政治、道義的意思。戰爭不是單純地使用暴力,同樣,經營管理也不是單純的行政活動或經濟行為,這二者都屬人類的社會活動。凡屬人類的社會活動都不可避免地受著政治、法律、倫理、價值的制約。

 

(二)講究謀略,以智取勝,這是《孫子兵法》理性精神之所在。這裡,“知彼知己”是正確決策的認知前提,而“未戰先勝”、“任勢”造勢、避實擊虛等則是奪取勝利的行動準則。其中,包含著善於把握優與劣、強與弱、眾與寡、實與虛等各種對立因素的辯證關係,能動地創造條件,使事態向有利於我方轉化。

 

(三)領導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領導是實踐中主體的主體。《孫子》中主題是:如何成為一個“善用兵者”。主體是指用兵者。它提出的“道”、“智”首先是對領導者的要求。“知兵之將,民之司命”,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正確處理領導體制中的權力、責任和利益,才能構成有效的機制,而善於掌握和運用“奇正之變”,看來是一種謀略原則,實質上也是一種領導藝術,是一個領導者必備的創造性思維的能力。

 

《孫子》是一個思想寶庫,其智慧才思極其豐富,中外學者已從各個方面加以挖掘。及至當代,又從管理學領域作出新的發現。筆者試作本文,僅從管理哲學的角度作些探索,實有挂一漏萬之虞。不足之處,尚望海內外同仁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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