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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兵法與現代管理
作者是 羅運鵬副主任   

 

古代兵法與現代管理

 

 

作者:安徽電視大學監審室副主任  羅運鵬

摘錄:《華東經濟管理》2000年第01

 

【 正 文】

我國自古兵家如林,將帥薈萃,兵書浩瀚,素以兵法之國著稱,其中凝聚兵家將帥之寶貴思想的兵書,據專家粗略統計,從先秦至晚清就約有3380部,共23503卷。中國兵書卷帙之浩繁,實為世界所罕見。

 

這些縱橫幾千年,洋洋千萬言的兵書,不僅是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寶庫,也是幾千年民族智慧的結晶;不僅是我國歷代軍事家治軍練戰、克敵制勝的實踐總結,也是政治家、思想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精粹,千百年來,它們一直放射絢麗的光芒,並以其深刻的思想吸引、影響和哺育著一代又一代的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乃至企業家。它們所總結和揭示的戰爭的一般規律,克敵制勝的謀略,鬥智鬥勇的方法,以及豐富多彩的軍事辯證思想,早已超時空、越國界、跨行業,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和社會各業競爭、企業經營管理經常借鑒學習的法寶。

 

有人說,在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的很多方面,中國學習歐美,歐美學習日本,而日本學習我國的遠古——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這種狀況確實存在。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有自己輝煌的文明,中國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須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怎樣才能用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指導經濟建設實踐,這是一個既具民族優勢,又有巨大現實意義的大課題。

 

(一)

我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兵學典籍中,以先秦時期兵法對後代影響最為深遠,該時期兵法主要有《孫子兵法》(春秋》、《吳子兵法》(戰國)、《孫臏兵法》(戰國)、《尉繚子》(戰國)、《六韜》(戰國)等。

 

先秦時期兵學繁盛,與當時政治、社會狀態有直接關係。那時,天下紛爭,天子征戰;諸侯爭霸,戰亂頻發。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指的就是春秋時期發生戰爭過頻。據史料記載,春秋時期發生戰爭400餘次,春秋時期前後共一百四十幾個國家, 經不斷兼併,到戰國初年,見於文獻者只約有十幾個國家。戰國時期,七雄爭霸更是混亂不止。

 

戰亂頻仍,戰爭成為一個國家的主要政治生活,也影響一代代國民,特別是天子朝臣,諸子百家,無不竭其心智于兵書戰策,謀攻廟算,詭道用奇,用間應變之上,於是“兵林名家雲集,將帥群星燦爛”,兵家在國家中居於較高的地位,史載孫子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繼先秦之後,黃石公的《三略》(秦漢)、諸葛亮的《將苑》(三國)、李靖的《唐李問對》(《唐太宗與李靖問對》)(唐朝)、《武經總要》(宋代)、《投筆膚談》、《三十六計》(明代)等都頗為著名。

 

從先秦到晚清的三千多部兵書中,《武經七書》具有一定代表性。宋神宗時,朝庭大力提倡文武官員研究歷代軍旅之政及討伐之事,神宗下詔校定《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司馬法》、《六韜》、《三略》、《唐李問對》等七部兵法,作為考試武臣、選拔將帥的武學必讀經典,《武經七書》即得於此。

 

《武經七書》又以《孫子兵法》最為傑出,可謂兵法之冠,對後代影響最為深刻持久,被尊為“兵法聖典”,“世界古代第一兵書”。隨著對《孫子兵法》研究的深入,《孫子兵法》已成為人類共同財富,被譯成十幾種文字,世界許多國家都把它作為重點研究物件,並已成為專門的學問,有人稱之為“孫子兵學”。其影響地域之廣、行業之多、層次之深是難以想見的。文學家評之為“不朽不滅的大藝術品”;政治家奉之為“政治秘訣”、“外交必讀”;哲學家譽之為“人生哲學的大辭典”;企業家尊之為“商業天條”,“企業管理的教材”,“企業競爭的指南”等等。日本著名的松下電器公司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曾多次說:“中國古代先哲孫子,是天下第一神靈,我公司職員必須頂禮膜拜、認真背誦,靈活運用,公司才能興旺發達。”有人統計這部文不過13篇,論不及600 言的《孫子兵法》約有60%的文字已成為傳世箴言。本文所引兵學名句亦多出於此。

 

(二)

中國古代兵法與管理之間存在內在聯繫。首先,兵法的嚴肅性、求實性、科學性,表現出某些理論、方法與管理具有相通性和普遍適用性。

 

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表現形式,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解決經濟矛盾的最終手段。不論是現代還是古代,治軍及練戰都是一個國家極其重要的方面,特別在古代,人類社會處於初步邁向文明甚至野蠻階段,戍邊征伐是一個國家的工作重心,《孫子兵法》開篇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脫開那個時代,從戰爭本身的特點闡述了戰爭的重要性。他說“戰爭是國家的大事,關係到軍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是不可不加以認真考察研究的”。

 

戰爭是比商業競爭更高級的競爭,是你死我活,事關民族淪落、國家存亡的競爭,確實為“國之大事”,正因為如此,戰爭必須最講嚴肅,來不得半點玩笑疏忽;必須最講實際,來不得半點主觀臆斷;也必須最講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馬虎,歷史和現實表明,為了戰爭的勝利,每個國家無不畢其最新科學技術于其用,畢其全部管理智慧於其用。正是由於治軍及戰爭的嚴肅性、求實性和科學性,中國古代兵法的無數思想至今仍閃爍真理的光芒,放之四海而皆準,成為現代經濟管理、社會管理、政治管理汲取營養的一個源頭;許多治軍原則與現代管理具有普遍適用性,美國著名管理思想史教授克勞得·小喬治,在論及早期軍事家對管理的貢獻時說:“如果我們把工業組織的管理同軍事機構的管理相比較,就會發現在管理上取得成功的主要條件是相同的。……管理中的一些重要因素——紀律授權、區分直線人員和參謀人員,有許多是從軍事上移植過來的。事實上軍事學對管理學的最大貢獻就是組織科學。”。英國學者尼克遜也認為“現代管理中的許多觀念與技術來源於軍隊”

 

下面是幾個普遍適用的原則,它們來源於我國古代兵法,但同樣適用于現代管理。

1、“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孫子兵法·謀攻篇》)。 《孫子兵法》上說:“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就是現代管理學的“信息觀”,現代管理學認為,管理的關鍵是決策,決策的依據是預測,而預測的依據是資訊。對於一個管理者來說,不進行調查研究,不摸清實際情況,不清楚事物發展趨勢,而擅自“拍板”,勢必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境地。決策失誤造成的危害往往是最大的危害,由此可見管理上“知彼知己”的重要性。毛澤東曾說:“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乃是科學的真理。”

 

2、“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尉繚子·戰威》)。 這裡講了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影響戰爭的因素之間的關係,三者以“人和”為最,也就是作者接著說的“聖人所貴,人事而已”。聖人所重視的是發揮人的積極性,使之重視人的作為。任何單位的成敗都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影響,但人的因素是首要的。管理學從傳統管理到現代管理,已發展多門學派,如行為學派、數量學派、經營學派、管理過程學派、社會技術系統學派等。其中行為學派已躍居主體,其學說行為科學或人際關係學已被越來越多的西方管理者所重視、應用。行為科學從人的本性和心理出發,強調在任何協作性的工作中,人是第一位的,管理的重點是個人工作的動力和個人與他人的相互關係。其實質是“以人為中心”,通過重視人、關心人、滿足人的不同需要,處理好人際關係而“管人”。這正是兵法上“人和”的思想。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從壓抑人性要求到表現個性,人的需求從層次單一走向豐富多樣,單純靠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已難以使群眾努力工作。正如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梅奧所指出的,人類工作的主要動機不僅是經濟利益,不能把人看成單純的“經濟人”(Rational-economic man);主要動機在於工作的社會關係,只有社會的需要和自我尊重的需要才是激發工作的動力,要把人看作是“社會人”(Social man)。這裡講的“經濟人”又叫“唯利人”,是指只重視物質利益的人;這裡講的“社會人”是指重視社會需要和自我尊重需要,而看輕物質利益的人。在這裡,西方管理學家強調了人的社會性。

 

其實馬克思早就指出,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而“人的社會屬性體現了人的本質”。管理者只有從人的本質出發,重視人的社會屬性,注意滿足人的不同需要,才能針對人的動機,激發人的動力,提高人的工作積極性,領導人們更好地為社會工作。

 

盡人事的“人和”思想,除《尉繚子》一書多處闡述之外,其它兵書也多論及。如:“間于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孫臏兵法·月戰》);“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將苑》);“夫總兵之任,務提拔人才”(《武經總要·選能》)。而《孫子兵法》的“人和”思想更具針對性,孫子說:“上下同欲者勝”(《孫子兵法·謀攻》),上下要同心協力,處埋好幹群同事之間關係,全體人員朝一個目標努力,才能戰勝困難,不斷進步。

 

3、“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 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孫子兵法·計算》)。一般來說,管理的主要功能有三:即計畫、組織、控制三環節。而計畫是其中最主要功能。這裡的“廟算”就是管理功能的“計畫”。計畫也叫規劃,是指管理人員預計未來,提出各種行動方案,並作出最佳選擇的過程;內容包括預先決定幹什麼,為何去幹,什麼時候幹,以及誰去乾等。一個現代管理者,只有事先全面分析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考慮正反兩方面因素,“雜於利害”(《孫子兵法·軍爭篇》),制訂出詳細而周密的計畫,即行動之前進行“廟算”,做到“運籌於帷幄之中”,才能“決勝於千里之外”。

 

除上述外,中國古代兵法對現代管理具有借鑒價值的還很多,諸如:“兵貴勝,不貴久”(《孫子兵法·作戰篇》):管理者要快速果斷,速戰速決,雷厲風行,不要優柔寡斷,拖拖拉拉;“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孫子兵法·行軍篇》);用政治道義教育士卒,用軍紀法規統一步調,強調教育和法紀在管理中的作用;“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行”(《六韜·賞罰》):用賞貴在守信,用罰貴在必行,體現了“信賞必罰”的激勵士氣、嚴格制度的管理思想;“居常慮變,處易備卒”(《投筆膚談·達變》):在正常情況下要考慮到可能的事變,在順利的環境下,要防備應付突然事故;等等。

 

(三)

中國古代兵法與現代管理的內在聯繫,還表現在管理的本義及其功能以及影響管理的因素方面。層次及職權劃分以及各項規章制度。

 

不難看出,兵法上這五個方面與管理的影響因素有著驚人的相通性,分析研究這五大因素,對於我們搞好現代企業管理乃至任何單位的管理工作均具有很大的現實指導作用。

 

首先是“道”,一個企業必須確立正確的經營戰略,而後教育全體職工理解此“道”,熱愛此“道”,並為之奮鬥。

 

第二要分析內外環境因素,並充分利用條件。通過分析,企業要避開環境威脅,抓住行銷機會。

 

第三要選拔好管理人員。選拔的標準是“智、信、仁、勇、嚴”,當然,還具備社會主義“德”的標準。管理人員是“道、天、地、將、法”五大因素中的決定性因素,正如毛澤東所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第四是建立健全規章制度,並嚴格貫徹執行,做到“賞信罰必”,依“法”管理。孫子說:“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上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孫子兵法·計篇》)孫子以這七個方面作為判斷戰爭勝負的標準,對我們不無啟迪。

 

中國古代兵法博大精深,其與現代管理存在十分密切的關係,甚至是“源”和“流”的關係。尤其是中國古代兵法中的“人文觀”、“激勵觀”,與現代管理學中的“行為科學”、“激勵理論”不謀而合,本文限於篇幅,未予展開論述。然而,為什麼作為一門科學的“行為科學”、“激勵理論”產生于現代西方,我國兩千多年前的這些管理思想未得以系統的發展,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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