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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新道學文化戰略(一)
作者是 胡孚琛 教授   

21世紀的新道學文化戰略(一)

中國道家文化的綜合創新

 

 

日期:2007-04-14

胡孚琛 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系教授

摘錄:《海峽兩岸首屆當代道家研討會論文集

 

 

 

 ()

         當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們共同邁進一個新的千年紀元之門,踏入21世紀之時,最重要的莫過於回顧過去世界發展的歷史,從而展望人類的未來。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人類歷史似乎將千萬年來積蓄的能量加速爆發,使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幾十年前還流行的觀念很快過時,每個人都目不暇接地忙著適應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過去一個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人類靠工具理性幾乎改變了整個地球的面貌,自然資源的高度開發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但生態危機、環境污染、災疫流行、戰爭危險等威脅人類生存的難題也成為21世紀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過去一個世紀人類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和諸多殘酷戰爭及野蠻屠殺民眾的罪行,乃至各國流行的貪污腐敗、毒品氾濫、恐怖犯罪、道德淪喪、唯利是圖等醜惡現象。至今,足以毀滅整個人類的核彈、生化武器等軍備競賽有難以扼止之勢;仍然有所謂第三世界的貧困、愛滋病、瘋牛病等災病流行和人口惡性膨脹;以工業化、城市化為主要內涵的現代化極大地削弱了人的個體生存能力和獨立的人性,將個體的人禁錮到群體的機械化程式之中,使人的勞動變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會生活的詩情畫意;國際間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治理念使人類普遍缺乏安全感;而緊張的社會競爭和複雜的人際關係又使人們身心交瘁活得好累。

一百年前人們以為可以無償享用,取之不盡的空氣、水、陽光、土地、石頭、野草、樹木,今天也迫使人們憂心重重地付出代價。諸如大氣臭氧層破壞、珍稀生物滅絕、空氣污染、資源匱竭、氣候異常等上述惡果,決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因而是21世紀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

         另一方面,人們又發現21世紀的全世界已日益變成一個整體化的大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文化的全球一體化世界社會化趨勢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當前,雖然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的鬥爭,但是由於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交通、資訊日益發達,一種新的世界社會形態開始形成。① 地球變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變了,國家和地方、民族相互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任何專制君主和政黨再也無法閉關鎖國,誰也不能無視對方的存在,地區的矛盾熱點變成國際大家庭中人人關注的問題。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加入了聯合國,誰也不願被排除在國際間的大型聯合活動之外。學者們開始注意研究不同民族的異質文化,中國先哲古老的世界大同之夢正在變成全人類共同的理想。這樣,當人類面臨生態危機、環境污染、軍備競賽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難題時,不能不在文化的層次上尋求一種共同的智慧。

          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原因,這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等傑出思想家早在20世紀初就發現的歷史規律,他甚至斷言加爾文派的新教倫理是導致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一個活躍的、決定的力量②。

 

什麼是文化?

從本質上說,人類雖是自然的產物,但文化卻是人類創造的一種與自然相對的非自然體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類超越動物性的一切活動的產品。

 

文化發展的動因來源於人類的精神,

文化產品乃是人類心靈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本身就是文化的動物。文化本身的範圍不易界定,拋開政治、經濟的層面不說,人們習慣上至少將宗教、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倫理(包括民俗)作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們都是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

這五大要素中,

科學和哲學是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追求,是人類對自然和

社會進行理性思維的花朵;

倫理學是人類對善的追求,是人為提升自身動物性和社

會性的素質所必需的道德約束和生活規範;

文學藝術則是人類對美的追求,是人對自然和社會的感

悟和超越。

宗教是人類文化的母體,是人類的終極關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類理性的非理性體驗,是人類心靈

的完整狀態,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層次。

 

由此看來,韋伯將資本主義的產生歸結為文化的因素,並從宗教中找到資本主義精神的契合點,是有道理的。21世紀人類面臨威脅自身生存的世界難題,根源都可歸結為文化的因素,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念引發的惡果。儘管人類文化有諸多不同的特質,但都從各種側面寄託了自己對人生價值的關切,建立起一套價值觀念體系,區分這些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念是我們考察各種異質文化的根據。

         近些年,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越來越重視中國古老的道家文化;不斷召開有關道家的國際學術會議,中國的先哲老子(約西元前571-472)約在2550年前著的《道德經》也成為世界上哲學家們研究的熱點。中國的道學文化,在世界各國學者眼中無疑是屬於過去的,這種過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世紀的未來?道學文化的價值觀念體系是否能寄託全人類對人生價值的關切?這些問題令人深思。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字記載歷史的民族,要認識中國就必須認真分析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以古老的生殖崇拜觀念為核心形成的文明,

 

它的文化傳統分先後兩種:

其一是中國原始人類存在以來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經過若干萬年積澱下來的老傳統;

其二是夏、商、周三代以來父權家長制逐步形成,特別是西周原始宗教革命正式確立的禮教新傳統。

 

顯然,道家文化繼承了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數十萬年的老傳統,儒家文化則繼承了周代父權家長制的宗法禮教數千年的新傳統。③ 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崇揚儒家文化,這是由於中國社會頑固地保留著宗法家長制的君權政治傳統造成的。君權專制的國家政體用宗法血緣紐帶將聯結起來,形成家國同構的政治體制,

 

而儒家文化正是一種以家族為本位的倫理型文化。

道家文化和儒家不同,它的學說是從人體本身的修煉工

程中體驗出來的,認為人身是一個小宇宙,是自然

大宇宙的縮影,人體和宇宙的運行規律既可治

身,又可治國,因而是一種天人同構、身國一理、取法

自然的文化。

 

幾千年來,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補充,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為什麼世界上一些古文化如巴比倫、埃及、蘇美爾、印度文化等皆相繼淪落,唯有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經久不衰,其中的秘密恰恰在於道家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

 

魯迅先生(1881-1936)曾經斷言

中國根柢全在道教

 

 李約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1995)也敏銳地指出:

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會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經爛掉

了的大樹

 

這些話都洞察到中華文明以道家為根基的實質。道學文化中既蘊藏著死而復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羅萬象、海納百川的品格。為什麼中國文化在古代能接納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納西方的基督教文明,這顯然不是嚴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於融匯異質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統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達變,人們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寬容氣度,以及能生能化,善於應變的長處。

         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各民族從自給自足狀態變為相互依存,人類創造的物質產品相互流通,各民族的精神產品必然也成了人類的公共財產。道家文化以道法自然為核心,以開發人類的心靈潛能為目標,它表述的生化原理、中和原理等辯證規律乃是自然界、人類社會、精神世界的宇宙律,因而它本來就是一種世界文化,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對道家文化的關注不是沒有理由的。

        

 歌德(Goethe, 1749-1832)18281023日同愛克爾曼(Eckermann1792-1854)說:

據我所見,有一個時期要到來,那時候上帝再不喜歡人類,不得不把一切都毀滅掉,以便重新創造。

 

 在世紀之交,無論是歐美等西方社會還是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在內的東方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諸多層面都面臨《易經》所謂剝久必復、窮極終變之勢,不得不在改革等名目下進行結構性調整。

大略和歌德同時的中國思想家魏源(1794-1857)《老子本義》,在《論老子》一文中稱《道德經》救世書,說古今

氣化遞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質、文皆遞以救弊,而弊極則將複返其初

 

道家之學既是一種追溯宇宙本原的返本複初的智慧,又是一種永遠屬於未來的超前意識。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以之為政要因時制宜,靜可以無事無為因循自然,動可以力挽狂瀾革故鼎新。因之中國的政治家在國家危難之際,政治變革之時,都注意從道家經典中汲取智慧。道學文化既然能救中國,難道不可以救世界嗎?

         早在20世紀中葉,劍橋大學的斯諾(Snow,1905-1980)就發現西方文化中科學的要素和人文的要素相互分裂對抗傾向造成了危機。⑦ 這種危機使他們

不能對過去作出正確判斷,

不能對現在作出合理解釋,

也不能對未來作出有效預測,

 

    從而喪失了整體的文化觀。某些世界一流科學家終於發現,西方機械論哲學的主客二分、物理還原、靜態分析、孤立實證等思維模式日益顯得陳舊過時,他們開始在東方道家思想中汲取營養。

 

   中國學者董光璧(1935- )《當代新道家》一書中揭示了以李約瑟、湯川秀澍(1907-1981)卡普拉(F·Capra,1938- )為代表的一批新道家使正在興起的新科學觀向道家思想複歸,將道家文化作為東西方文化融合的交匯點並以之為基礎建造一個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平衡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他熱情洋溢地說:

我確信重新發現道家具有地球船改變航向的歷史意義。黃土文明與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黃顏色和藍顏色調出綠色,將產生人與自然和諧的新的綠色文明。

 

這種綠色文明就是具有自然生態智慧的道學文明。

         然而,在中國漫長的君主專制時期,道學思想一直受到正統的儒學思想的壓抑,老子的《道德經》也被曲解為消極避世的隱士哲學,其積極救世的真義晦而不彰。魏晉以來儘管性喜老莊的學者甚多,《道德經》《莊子》的注本也比比皆是,但多為望文生義之作,沒幾個人真能讀得懂,《道藏》等道家典籍的思想精華也遠遠沒有發掘出來。

 

難怪朱熹說:

莊、老二書,注解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意出,只據他臆說。

 

    現在老子的道學文化已傳播到世界各地,《道德經》的譯本數目之多僅次於《聖經》,可惜這些譯本也大多沿襲了儒家注本的曲解,甚至還以管窺天、生搬硬套地按西方哲學範疇給道家哲學歸類,真正有所得者如謝林(F· Schelling, 1775-1854)布伯(M·Buber, 1878-1965)海德格爾(M·Heldegger, 1889-1976)等可謂鳳毛麟角。今天,當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越來越認清中國道家的思想價值時,我國學者應該重新發掘道家典籍,對中國古老的道家文化進行綜合創新,將道學文化的真實面貌公諸於世,從而形成新道家學派,完成創立新道學的歷史使命。

 

() 

         道學之名,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始見於《隋書·經籍志》,原指道家老子創立的有關道的學說,以《道德經》為經典,它包括哲學的道家、宗教學的道教和屬人體生命科學範圍的內丹學(丹道)

 

元人脫脫立《宋史·道學傳》

將儒家的程顥、程頤、朱熹等人傳授的理學稱為道學,遂致偽道學之誚。

 

明代李贄(1527-1602)曾力斥

宋明理學假道學

指出僅有老子、莊子的學說才是真道學。考中國古文獻中凡較嚴肅的學術分類或藝文志書,皆以儒、道並舉,沒有將儒家學說稱為道學者。

其實早在六朝時期陳代馬樞就曾撰《道學傳》二十卷,所收皆張天師、許邁、吳猛、陶弘景等道教精英,今仍有陳國符先生輯佚本傳世。

 

《宋史·徽宗本紀》載政和六年(1116)置道學

宣和元年(1119)五月詔德士(僧人)並許入道學,依道士法,是宋代朝廷亦將道教之學稱作道學。拙著《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仙學》10 已首先為道學正名,將宋明理學心學統稱為宋明儒學,將老子、莊子有關道的哲學稱為道家,將奉太上老君為教主以道為信仰的宗教稱作道教,將有關道家、道教、丹道的學術總稱為道學,以和西文中的道主義”(Daoism)相對應,我想這不難取得學術界的共識。

        《漢書·藝文志》云: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老莊君人南面之術中,

《老子》側重君學

《莊子》側重人學

 

君學是執一統眾的帝王之學,

人學為回歸自然的真人之學,

 

道家之學實為宰割天下的屠龍術

 

相比之下,

孔孟的儒家之學,乃是替帝王施行教化的

臣民北面之術

 

孔子遑遑如也而盡臣節,孟子以民為本而倡仁政,此可謂儒生循吏進取功名利祿之登龍術。由於道學的政術與民主政體天然相合,而與家長制的獨裁政權多有衝突,故中國的統治者多諱言道學而推崇家天下的儒術。在中國歷史上,凡如漢唐盛世的輝煌時期,都是黃老道學發揚光大的時期。近世以來,通過民主政體的變革推行黃老之道,以經過創造性轉化的新道學文化增強綜合國力,將外來文明植根于民族優秀傳統的土壤中,曾經是中國學術界某些志士仁人的一種政治企盼。

 

嚴複(1853-1921)說:

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為而無不為'。君主之國,未有能用黃老者也。漢之黃老,貌襲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術乎!”

 

(《老子道德經評點》)鴉片戰爭之後,歐美的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湧入中國,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形見絀。1895年嚴複在《直報》上著《論世變之亟》云:

嗚乎!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

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

蓋自由既異,於是群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党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

 

嚴複斷言西方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的根本區別,就在自由不自由這點上,真是抓住了要害。

         考察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主要根基有三:

一、   為古希臘的理性邏輯思維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

學傳統;

二、為古羅馬的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傳統;

三、為希伯萊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倫理價值觀

    念。

 

三者混而為一,形成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以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立國,以科學技術的力量征服世界。蓋西方文化設定人性是惡的,自由主義即個人主義乃是人的天性,因此約定一個最低界限,即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個人自由不受侵犯,並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權觀念。因個人自由不得妨礙他人之自由,必須以法治約束之;法治之運行又要防止專制權力的破壞,必須以符合多數人意願的民主(包括建立民主憲政體制)保障之。如此法治以自由為根基,科學以民主為條件,乃是西方社會近三百年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動力機制。由此看來,人民之自由無保障而想進入現代法治社會,社會不民主而想建成科技強國,乃是不瞭解西方社會文化機制的自欺欺人的幻想。西方社會之國體皆為資產階級政權,而政體則是民主法治社會,這種政體對官僚特權有一定抑制功能,以維護社會公正原則。按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愚昧、迷信乃專制主義之產物,法治、科學是自由民主之碩果,自由主義為現代社會之根基,因之歐美等國在全世界高揚人權的旗幟。西方社會的自由實際上也是被社會條件和階級關係嚴格限定的,他們稱之為法律與倫理規則限定的自由空間”(free sphere)並相信越能保障個人自由的社會才越能產生文明的秩序。民主政治也是存在多種流弊的制度,只不過比專制政治對人民的危害較為減少而已。

特別是近世以來,西方文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出來,

一、 是整個文化根基中的科學要素和人文要素出現分離傾

向;

二、 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也相互矛盾,民主的多數人抉擇

並非總是合理的,特別是當權者以現代科技手段操縱媒體輿論經常欺騙人民,使整個社會偏離公正原則。

 

西方社會以人為的力量改造世界,以科學技術征服自然,都受到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無情報復,使人類的生態環境和社會倫理道德日益惡化,自然資源的掠奪和戰爭機器的膨脹,直接威脅到全人類的生存。西方文化在短期內創造出人類文明奇跡的同時也為人類種下災難性的惡果。

   中國及其周邊國家是以儒、釋、道三教互補的文化為傳統的,其中尤以孔、孟、程、朱的儒家禮教作為統治思想。儒家文化乃是維護家長制官僚政治的思想支柱,它是以家國同構的內聖外王之道建構政治體制的。

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早就發現中國社會這種傳統政治體制不同於西方社會的封建制,他稱之為家長制的權力在這種政體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11 令人驚喜的是,早在20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教授(1901-1969)就應李約瑟博士之邀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探討了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問題,官民對立問題,舊士大夫的階級性問題,儒家學說長期作為代表意識形態問題等,揭示了中國以儒家禮教為文化根基的家長制官僚政治的特徵。12 官僚政治下的各級官僚,並不代表社會成員中某一階級的利益,而是形成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官僚階級以和人民對立。他們是在改朝換代的政治革命中逐步蛻變而來的既得利益集團,只層層對上級負責,不對人民負責,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統治來維持13 官吏的選拔、任免靠人治而不靠法治,上級對下級的要求主要是而不是,統治者所關心的首先是國家的穩定和權力的神化,人民的貧困愚昧和思想麻醉是他們實行壓迫、剝削和維持既得利益的社會條件。馬克斯·韋伯也敏銳地注意到中國社會數千年不衰的官僚政治體制,並命名為家產官僚社會制度。他說在中國,和西方一樣,家產官僚制是個穩定的核心,並以此為基礎而形成一個龐大的國家但是,官僚制運行的精神',在中國與西方,是非常不一樣的。”14其實,中國傳統家長制官僚集權政治運行的精神就是禮教,家產官僚制在中國的頑強生長是以儒家文化傳統為根基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它的內聖外王之道以人之初,性本善為出發點,首先設定一個最高界限,即聖人的境界。儘管五千年來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中華民族的新興階級力量不斷更替掌權改變著中國的國體,但宗法家長制的國家政體始終沒有改變。歷史規律證明,更換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掌權的新國體和由家長制君權政體革新為民主憲政體制是同等重要的。專制政體是天然滋生剝削階級並為少數既得利益者的特權集團服務的政權形式。儒家文化的內聖根本無法萌生自由、民主思想,開不出現代社會的新外王,僅是靠樹立聖人、賢人、君子、英雄的榜樣作為道德典型教化人民安守本分,大家共同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力追求堯舜的聖人之治。然而無限制的權力必然導致無限制的腐敗,這是一條鐵的政治定律,也是家長制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徵。蓋因人民之大多數難以成為聖人,而掌握最高權力的家長也不耐受聖人理想教條的束縛,進而由聖人理想的追求墮落為實際利益的追求,反會利用權力將自己神化為人聖,將國家政治領域變成充滿忌諱、陰謀、殘殺、多數人不敢參預的兇險場所。這種家長制官僚政治一是其虛偽性,必然不斷變換手法以某種聖人的招牌弄虛造假欺騙人民,致使整個社會造假成風;二是其腐敗性,貪官污吏上下結網封殺正氣使社會失去起碼的公正原則,政權的基礎日益腐爛;三是其殘酷性,官場漸變為勾心鬥角的賭場,日見虛弱的統治者為維護自己傳宗接代的私有化權力不擇手段,鎮壓的面越寬,禁忌越嚴,同民眾就越隔絕。按儒家不斷革命的政治定律,統治者從聖人,到人聖,再到獨夫民賊湯武革命的政權交替方式就要發生了。王亞南說: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歷史上是已經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禍害的,而就中國說,則還在繼續發生反時代的破壞作用15顯然,儒家文化的這些弊端是同現代社會不相容的。

         在世紀之交,文化傳統問題再次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從根本上說,所謂文化本身都植根于傳統21世紀的文化戰略必須對歷史的文化傳統進行創造性的現代化詮釋,即集中各種異質的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綜合創新。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民族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否定和摧殘自己的傳統文化的。世界歷史越來越向人們揭示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文化運動規律,各民族的異質文明之間只能相互融匯,除了野蠻的種族滅絕之外,在地球上以一種文明簡單取代或扼殺另一種異質文明幾乎是辦不到的。傳統文化本身亦是一種有機的自然生態體系,遵循道家自由信仰、自由交流、自然演化之規律,違背自然急於求成的人工移植、改換、毀壞等政治手段,往往引發人性扭曲、道德敗落、社會躁動不安的惡果。開化的高級文明固然可以同化野蠻的低級文明,但吃掉對方的同時也就將對方的文化要素作為化學成分融入自己的軀體,再也無法擺脫它。一個民族更是無法將自己與生俱來的傳統文化一刀切斷或中途拋棄,無論個人是否喜歡都得將個人命運同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聯繫在一起。同時,一個傳統文化被征服了的民族等於喪失了自己的根基,從此會缺乏爭雄的生機而充當小夥計。21世紀世界文化運動的大趨勢是多元並存,相互融匯,這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因此,在21世紀不是什麼文明衝突主宰全球政治16而是要由文明衝突轉向不同文明的對話和文化交流,以促進東方文明特別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匯,從而出現一種普世的文明將人類導向光明的未來。

未來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繼續推銷西方文明中心論,因為西方文化必須重新認識古老的東方文明並從中汲取營養。儒家的禮教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因襲的重擔,但擺脫的辦法也不能全盤否定儒學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釋學的方法促進儒學現代化,儒學之精華有為我民族精神和倫理道德所不可缺者,因此我特別讚賞學術界創立新儒學(對儒學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努力。儘管佛教必將成為最有希望的世界宗教,人類的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然而宗教信仰也不能取代理性思維,佛教文化不可能作為建構世界文化的根基。穆罕默德《聖訓》說:

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伊斯蘭教自唐永徽二年(651)傳入中國,至今1350年間,阿拉伯人和漢人雜居、通婚、改漢姓、習漢語,早已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僅據16-18世紀中國伊斯蘭教學者的著述看,伊斯蘭教文化已與儒釋道文化發生了相互融匯的現象。著名回族學者王岱輿(1570-1660)劉智(1660-1730)等皆精通儒釋道三教經書,《天方性理》等著作以作為伊斯蘭教文化的支點,創真一、數一、體一三一說,所述蘇菲主義教派從理論到修煉皆和丹道暗合。可見道學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能夠對話和交流是毋庸置疑的。

         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須有所破,立就是要創造性地詮釋道家文化並汲取東西方各種異質文化的精華創立有時代精神的新道學,破就是要揚棄儒學中的封建宗法觀念,化腐臭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進取精神融入新道學之中。道學既和儒學一樣設定人性是善的,又特別強調追求人性的自由和完整,道學的真人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個人自由(“積極自由”)的人,因之它完全可以包容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要素,又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缺陷。由道學文化出發,我們不難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學是參天地、贊化育、貫中西、通古今的大學問,創立新道學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潮流中審時度勢,應變自強的唯一可行的21世紀文化戰略。

()

         人類文明都不能沒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我們只要認真考察西方的文明史,就會發現西方的哲人和科學家(牛頓、開普勒)等都對上帝創造了一個有秩序的世界抱有真誠的信仰,為上帝而求證曾是西方偉大哲人獻身學術研究的動機,他們以自己的理性思維推動了西方文明的進步。中國儒家文化將超越人間秩序與一切價值的源頭統稱為,西方文化將人的理性所不能達到的一切價值之源歸結為上帝。這說明這種一切價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是各種文化體系的支點,它在人類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理性思維的高度發展也需要有一個超越的無限本體作為終極信仰才能給科學、哲學的發展帶來動力並給人類社會帶來秩序和價值觀念。當現代科學和哲學以理性思維的成果終於動搖了西方人的上帝信仰時,尼采(F.Nietzsche, 1844-1900)驚呼上帝死亡了,中國的無神論者也早就對儒家的天神主宰抱有懷疑,這說明上帝的人格神信仰並不是人類理性思維的極限。然而據《道德經》所述,道學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