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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學熱”的思考
作者是 郭齊勇教授   

關於國學熱的思考

 

 

 

日期:2008-07-10

郭齊勇教授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院長

摘錄:《中國社會科學內刊》創刊號,20072月第1

 

 

論文提要:

   國學包括中華傳統文化的各方面,有常識層面、學術與技藝層面、道德價值與人生意義的層面、國魂與族魂的層面。國學具有平民化的特性。當前,國民對本國歷史文化傳統還相當陌生、隔膜,而體制內的、從幼兒到博士的教育,基本上是西化的,因此還談不上有所謂國學熱。我國應當為民族傳統文化的承傳立法,或者說,應當在法律上規定,必須對幼兒與小、中、大學生進行國語、國文、國學的教育,維護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純潔與尊嚴。國學是國家的軟實力。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復興是一體兩面的事情。國學資源有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及其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有助於形成民族認同與倫理共識,有助於維護國家的安全、地位及文化輸出。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歸屬方面,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價值觀仍然是我們重要的精神資源。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廉恥等價值在當下和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中,還將繼續起著良性的作用。傳統倫理經過時代的轉化、洗汰與我們自覺地批判繼承,可以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整合起來。

 

關鍵字:國學  仁愛和諧社會  核心價值體系  民族精神 

 

 

什麼是國學?國學包含幾個層面?國學只是精英文化嗎?為什麼當前社會上對國學有迫切的需求或一定的熱度?當前國學是真熱嗎?國學與國家的文化安全有什麼關係?國學與和諧社會的建構有什麼關係?國學與本國在國際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之地位及文化輸出有什麼關係?本文試圖回答上述問題,略抒己見,以就教於各位。

 

一、 何謂國學?試說國學及其草根性

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學,包括中華傳統文化的各方面,例如包括中華各民族從古代到今天的蒙學讀物、衣冠文物、習俗、禮儀、語言、文字、天學、地學、農學、醫學、工藝、建築、數學與數術方伎、音樂、歌舞、戲劇、繪畫、書法、思想、心理、信念等。國學中包含有大量的社會、民俗、制度、生活世界的內涵,特別反映在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方面,同時又是中華人文精神之根,是我們民族的終極信念的所在,是安身立命之本。國學是開放的,包含了歷朝歷代消化吸收了的外來各種文化。

作為傳統學術的國學,如按傳統圖書與學術之分類是經、史、子、集四部,或義理、考據、辭章之學的三路向等。經學是國學中的重中之重,因為經學中包含有大量的社會史的內涵。我還是認同晚清窮治語言文字以通經學的學風。五四以來,我們對經學與理學有太多的誤解。

我想強調的是,國學不僅僅指傳統學術,尤其指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與民族精神。國學當然是相對于西學而言的。在清末民族危機與西學大量進入中國以前,沒有國學這一說法。國學這一概念從上一世紀初年被章太炎們從日本引入之時起,就含有振興民族精神與弘揚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性、宗教精神與人文傳統,來振興國族、復興國家、增強自主精神與自信力,以與東西方列強相抗衡之意,也含有批判或救治世界的西化、工業化、商業化、功利化的弊病之意。可見,國學不僅僅是學問或學術的概念,而且還是民族性與民族魂的概念。清末民初的國粹派思想家們所謂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即是主張通過保文化學術來救國家民族。[1]

有人把國學與漢學同等或並列看待,尤為不當。外國人研究漢學(今天叫中國學)與本國人研究國學有很大區別,不可等量齊觀。外國人只看重餖飣枝節而忽略內蘊精神,他們視漢學(或中國學)為純客觀對象,而本國人對國學自然地投入主觀情感,懷抱溫情與敬意的心態,而且身體力行。

所以,今天我們談國學,我以為,大約有這麼幾個層面[2]

第一是常識層面,即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ABC。針對幾代人國學素養的不足,面對媚俗的大眾文化的衝擊,對國民特別是青少年進行國學初步的教育已是十分緊迫之事。這需要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配合。

第二是學術與技藝層面,即傳統文化各門類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間技藝、學術傳統之傳承。要通過微觀精細地研究,搶救、整理與繼承絕學,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這需要國家與社會投入資金,養一些甘坐冷板凳的專門家,尤其要培養新生代,並造成代代相傳的機制、環境、氛圍。

第三是道德價值與人生意義的層面。國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例如《論語》《孟子》,按梁啟超的說法,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瞭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3]今天我們提倡國學,主要是提倡理想人格的追求,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脹所導致的人文精神的萎縮或失落。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國魂與族魂的層面。提倡國學與吸納西學並不矛盾。對於祖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國方略,我們體認得越深,發掘得越深,我們擁有的價值資源越豐厚,就越能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越能學得西方文化之真,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華在現時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構建新的中華文明。一味貶損、傷害中國文化之根,無益於西方精神價值的引進與融鑄,無益于新的現代文明的建設。正如魯迅所說: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4];也如陳寅恪所說:一方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5];任何民族的現代化都不可能是無本無根的現代化;失去民族之本己性、個性的現代化,絕對不是成功的現代化。

學習國學更重要的是把握中華人文精神與價值理念,瞭解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融會的過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中國人。

國學並不只屬於文化精英。實際上,國學具有平民化與草根性的特點。在我們的老百姓中,包括不識字或文化水準不高的像我的祖父母、父母親那樣的人,包括文革後期,1968年至1970年我在湖北天門縣楊場公社插隊落戶時周圍的農民老鄉,我當工人時到兩湖、浙江幾家大工廠培訓兩年間遇到的一些工人師傅,我們的小學、中學、大學的老師們,所有這些人以不言之教與言教影響其子弟與周圍人的精神的東西,主流的價值仍然是友善、仁愛、孝慈、正直、良心、為人著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並影響他人的生活哲學,是帶有儒家文化密碼的蒙學讀物與民諺民謠中的仁慈善良,廉潔勤謹,忠於職守,與人為善,德福一致,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和《四書》的一些內容。

但是,五四以來,作為中國人的國民性的負面的或所謂醜陋的中國人等等的揭露,有些過頭,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性。爾虞我詐,內鬥內耗,我們出現過一些醜惡的現象(其實西方也有),但人們往往就會把帳算在國民性上,或要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承擔責任。我覺得我們要把中華民族文化的真髓,養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誠的理念,作為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仁愛思想,浩然正氣,正道直行,人格修養等等,大大地弘揚出來。我不認為這是高頭講章。比方說,老百姓中,其實有很多相互關愛的品格與事例,我們要把這些日用而不知的民間留存的仁愛忠信,仁義禮智信等的道德資源加以保護、拓展。例如武昌區吳天祥副區長,長期關愛人民群眾,有很多感人事蹟。又比方我是1966屆高中畢業生,我與同學們1968年下鄉的時候,我們是抱著尖銳鬥爭的心態下去的,以為我們是革命派,下去是去鬥爭地富反壞右的。結果鄉親們慢慢地化解了我們的仇恨心理,為批鬥物件(多為冤案或地富子女)講好話,以溫情在物質上、精神上關愛我們這些離開城市與家庭的知青。他們家裡的雞蛋、蔬菜很少,但總是送給我們吃。在田間勞動,他們告訴我們不要蠻幹,不要一口氣就把一輩子的飯吃掉了,要我們學會保護自己,又教會我們幹農活的技巧。慢慢的,我們就懂得人間的溫情。我小的時候,也親眼目睹自己的父母也是在家裡的生活非常艱難的時候,節衣縮食,對鄰居與逃荒討飯的災民予以接濟。我覺得仁愛不僅是一種理想性的東西,而且是在民間有根源的活的東西。我們現在要有一種文化自覺,把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有生命力的、有內蘊的價值啟匯出來。

 

二、 體制內的教育是西化的,所謂國學熱只能是假熱

一方面,民間存留著很多善根,國學確有草根性;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看到,由於社會巨變所發生的諸多新問題,特別是強勢的西化趨向的影響,百多年來文化觀念與全民教育的某些失當,國人對於國學又相當地陌生、隔膜。

首先,我們看常識層面。今天我們很多大學生與研究生,不知祖國歷史文化的一些常識,不知《四書》《老子》《莊子》為何物,更不要說中學生了。有一位博士生寄賀卡給導師,竟稱之為先師。社會上更是如此。張藝謀是大文化人了,但他導演的《黃金甲》中,周潤發飾演的帝王竟對醫官說你的內人云云不通的話。我們有的大學教師常說我的夫人云云,不知夫人是尊稱別人的太太的。有一專門糾正世人用語的雜誌說食色,性也是孟子說的(有的大報竟然照登,其實這是《孟子》一書記載的告子的看法,孟子批評了這一看法。)還有很多。

其次,我們看學術與技藝層面。傳統文化各門類、各方面,包括民間技藝,經史子集等的傳承上,有相當大的斷層。五四以來,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和教育、學術結構與體制,使得我們這一代甚至前後幾代人逐漸喪失瞭解讀前現代文明(或文獻)的能力。令我汗顏的是,包括我在內的目前在大學教中國文史哲的所謂教授們,如果人家順手拿一冊未經整理的舊籍古書讓我們讀,很可能有些字認不得,有些句子斷不了,有些典故不知道,有些篇章讀不下來。近些年來,我與同事們之所以在武漢大學創辦小型國學試驗班(本科生已辦了六屆,碩士生有兩屆),就是想整合文史哲各系老師的力量,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大家互補,共同努力,以小班授課,原典教學的方式,試圖培養一點點讀古書的種子。因為靠我們這些教授們曾經接受過的、半個世紀以來通行的、分科式的、只學概論通史、不讀原著經典的教育方式,我們民族的將來,很可能沒有能夠讀通古書的人。

第三,我們看道德價值與人生意義的層面。現在有些為人父母者如何教育孩子呢?我曾在公共汽車上看到有的年輕父母當著孩子的面逃票、與老人搶座位、罵人,毫不避諱,有的甚至教唆孩子鬥狠,打別人的孩子,所謂免得吃虧雲。我們本來是禮儀之邦,但我們的留學生或旅行團走到世界各地都會發生不文明、不禮貌,甚至有辱國格、人格的事情。20069月,我在美國親眼看到一些用公費旅遊的幹部,在公共場所不守公德的醜態。由於愛喧嘩,聚眾打牌到半夜,有的美國旅店賓館乾脆把中國旅客與其他國家旅客隔開安排。還有一些大學生面對生活貧困、就業壓力,或戀愛、婚姻、家庭問題等,經不起挫折、坎坷,極個別人自殺或出現精神疾病,並不都是心理上的病症,根本上還是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責任感的問題,生活的信念與態度的問題。

第四,我們看國魂與族魂的層面。可悲的是,有很多知識份子以居高臨下的不屑的挑剔的態度,輕慢的語氣,以先入之見或自己的所謂邏輯或文字遊戲的方式,橫加肢解傳統文化,以為西方的從古到今都有理性,完美得很,中國的從古到今都無理性,糟糕得很。他們不是全面理解思想系統及其背景與特性,而是由這種立場或情感出發,抓住隻言片語,拉來就打或貶。對於自己民族的文化及其經典,應有起碼的尊重,起碼的虛心的態度。為什麼其他國家的知識份子不必提出同情的理解瞭解之同情,或沒有類似的問題,而唯獨我們國家、民族的知識份子必須面對這一問題?那是因為人家沒有妖魔化、醜化自己的文明及其經典,沒有把今人的責任推到祖宗頭上去,也沒有單一的直線的進化論、進步觀,而我們自鴉片戰爭以來,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的問題,國勢的問題簡約化為文化的問題,一古腦兒都要傳統文化來負責,要孔孟來負責,又把文化問題簡約化為進步與落後的二分法,因此把傳統與現代打成兩橛。實際上孔仁孟義、禮樂文明不僅不構成中國人走上現代的阻礙,相反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與助力。這種不健康的心態與學風,乃嚴肅的學術研究之大敵,且謬種流傳,誤人子弟,貽禍青年。

近年來,隨著我國的經濟實力、政治地位的提升,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的理解有了多維向度,全社會上對國學有了迫切的需求或一定的熱度。例如,繼武漢大學之後,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也開辦了國學班[6];公私企業的經營管理者由熱衷於學習西方式的管理轉過來學習古代哲學智慧與管理方略,一些MBAEMBA、總裁班等更多地轉向學習中國經典來豐富人生;不少民間人士開拓更多的空間,創造條件讓兒童在記憶力最好的時期誦讀一點經典,打一點童子功。這都是十分可喜的現象,雖然遭到不少非議。國學隨著國力的增強,到了發展的最好契機。

但是,當前國學是真熱嗎?國民對國語、國文、國學,對本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常識還不甚了了;體制內的,從幼兒到博士的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學習英語的時間與精力大大超過了學習母語、國文的時間與精力,而體制內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教育又非常薄弱;如此,我們有什麼理由侈談國學熱?所謂國學熱並非真熱,其實是假熱,只是一些表面現象而已。有的只是敲敲邊鼓,只是自發與偶然的現象。

試看我們的教育。幼兒與中小學教育中的中國文化教育應是基礎的基礎。因此,全社會都應當重視對幼兒、小學生和中學生加強中華民族歷史知識與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學人文教育就根本沒有辦法做好。此外,中學文理分科的問題,作為高考的附屬物,似應有更加合理的解決方案。從公民的文化教養與民族的文明發展來看,中學生的文理分科是應當為法律所禁止的。同樣的,我國應當為民族傳統文化的承傳立法,或者說,應當在法律上規定,必須對幼兒與小、中、大學生進行傳統語言與文化的教育,維護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純潔與尊嚴,必須改變目前青少年學英語的時間、精力大大超過學習母語的狀況。

母語、國學的教育是國本,不可動搖。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批評一種現象,即中國大陸地區的各層次教育中,忽視母語的教育,忽視本土文化ABC的教育,把英語、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語、本土文化的教育更為重要,完全是數典忘祖!現在中國的大眾文化已是美國文化的殖民地,美國大片橫行無忌。反過來看一看法國及歐洲一些國家,他們嚴格限制大眾媒體把英語節目或所謂美國大片肆無忌憚地播放,他們是有限制的。法國知識界不斷批評、指導法國的傳媒與文化界,法國政府也十分自覺地捍衛法蘭西語言的純潔性與法蘭西文化的尊嚴。相反,我們都失職了!我不是反對學習西方,相反,我是積極主張擁抱西方文明的,我當院長,在本院的教學中,我為以西文學習西方經典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我們開辦的國學試驗班、中西比較哲學國際班,都是開放的,有些課程也用英文上,請外國學者上。但我認為,這一定得有一個界限,即中國的教育(從幼稚園到博士生),憲法與法律允許的中國教育,一定要以母語與本土文化為主導和主要內容。我們現在講自主創新,講建立自主創新型國家,首先振興的應是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人靠什麼走向世界?中國人的精神文化中當然包含著幾千年來與外來文化的融合,中國文化當然是變動著的文化。但中國之為中國,中國文化之為中國文化,一定有自己內在性的東西,有主導性與主體性的常道。這是不可動搖的。因此,我反對所謂雙語教學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學提倡全英語教學,那是應當禁止的,是違法的,是殖民地心態的體現。

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國民,有接觸本國經典的義務。一個西方人,不管從事什麼行業,在他經受的家庭、社會、學校教育中,起碼誦讀過、學習過荷馬史詩,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等希臘哲學,西塞羅等羅馬政論,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等。這都是視為當然的,是他們的人文修養的基本功。一個中國人,也應當掌握好母語,具有中國文化的常識。可是今天在中國,如果我們讓青少年讀一點有關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的書,會被認為是舊守復古、大逆不道。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要瞭解的最基本的經典是《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還有:《老子》、《莊子》、《六祖壇經》、《史記》、《漢書》、《詩經》、《楚辭》等。

 

 

三、國學與和諧社會的建構

近十多年來,我常常到我國臺灣地區和韓國、日本去出席會議或講學。總的感受是,那些地區或國家的民間社會的空間比較大,生活中,傳統文化、禮俗的傳承比我們好。今天,我國大陸地區的民間生活更加多元化了。企業、媒體、社群、宗教團體中需要而且也可以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包括本土文化資源。我們建設今天的文明,需要更多借鑒古代的文明。

國學的再發現,並不是復古,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價值觀念能更多地滲透到現代人的意識之中。國學之一的儒家思想與制度也可以參與當代的制度安排與秩序設計中,例如之中就有不少,可以轉化。儒家思想可以與現代政治自由主義、生態環保主義、女性主義對話。比方說,我們實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有關公平與社會公正,正是儒家的強項。又比方說,年輕人講自由,其實,不管是政治的、哲學的、道德的、美學或藝術的等層面的自由,伯林講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在儒釋道各家的論說中都十分豐富,值得發掘。現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能不建立在德性倫理之上。我們的家庭倫理、社群倫理、工作倫理、企業倫理的建設,都可以在國學中找到資源。在生態倫理、文明對話、國家間與族群間的交往倫理方面,國學資源都大有可為。我們有責任做創造性轉化的工作。就自由主義者必須具有的獨立的批評能力和精神,必須具有的道德勇氣、擔當精神而言,就自由、理性、正義、友愛、寬容、人格獨立與尊嚴等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間、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極自由層面的分權、制衡、監督機制和積極自由層面的道德主體性而言;儒家和傳統諸家都有可供轉化和溝通的豐富的精神資源。儒家的道德主體為政法主體預定了位子。

德國特里爾大學的文學院長、漢學家波爾教授(他的中國名字叫蔔松山)曾經在北京與特里爾多次鄭重地對我說過:你們中國有很好的道德資源,特別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們放棄了,沒有用這些本土的文化資源教育後代,這非常遺憾!這值得我們警醒。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基本的倫理共識,那是非常危險、非常可怕的。再嚴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會的倫理道德;進一步說,健康的現代化的法治社會恰恰是建立在民眾的底線倫理、民眾的倫理共識的文化土壤之上的。今天我們所說的和諧社會,指的是現代化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市民社會。提倡和諧社會,針對的是現實上的不和諧、不協調。各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免會出現發展中的不平衡,地區、行業、城鄉、貧富的差異。出現不平衡與差異是十分正常的。但一定要有一種自覺,即不斷地克服或調整不平衡或太過懸殊的差異。中國傳統社會充滿著鬥爭與緊張,正因為如此,傳統社會的知識人與民眾期盼和諧,留下了大量的和諧思想資源,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的重要助緣。

在人與天的關係上,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天、地、人、物、我,不是各自獨立、相互對峙的系統,彼此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它們同處於一個充滿生機的氣場或生命洪流之中。中國傳統智慧主張人與自然萬物,與草木、鳥獸、瓦石、山水,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古代的《月令》,特別重視人對動物、植物、山川、陂池的保護,涉及季節與人之養生、漁獵、伐木、農事的關係。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它講求的是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古代的觀念、信仰,對於今天我們的科學的、全面的、可持續的發展觀,仍有啟發性。

的關係上,孔子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成就自己是在成就別人的共生關係中實現的。成就自己,同時必須尊重別人;不尊重別人,也不能成就自己。

在人與內在自我的關係上,中國傳統哲學家認為個體生存的意義世界,與個體人身心的涵養有很大的關係,可以幫助人心理上處於健康狀態。道家、佛教主張身心神形的合一與超越,由此而建立起特有的修養論、工夫論、境界論。

中國古典的和諧智慧並不是否定對立、抹殺差異、矛盾的智慧。所謂和而不同,和不是同,也不是不同,是多樣的統一。馬克思深刻指出,差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沒有差異、矛盾,就沒有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因此,否認矛盾、害怕矛盾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但是,放任矛盾甚至擴大矛盾,同樣是錯誤的,危險的。孔子治國安民的主張是庶、富、教,庶而後富,富而後教,肯定民生,強調藏富於民,把維護老百姓的生存權與受教育權看作是為政之本。孔子注意到分配正義、社會公正問題,反對貧富過於懸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孟子主張保障老百姓的恆產,指出良好的政治一定是使老百姓有產業有收入、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政治。儒家還關注養老、救濟弱者、賑災與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及其落實,強調整個社會應關注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禮記"禮運》更是假託孔子之口,描繪了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

防止公共權力的濫用是珍惜民力、保護民生的重要內容。孔子說:政者,正也居敬以行簡,以臨其民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反對以傲慢的態度對待人民,濫用權力,任意擾民,踐踏民意,不顧民生。他提出以的態度謹慎地使用公共權力的問題,以安民濟眾、百姓平安為根本目的。孔子講行己有恥。國學中有大量的榮辱觀、廉恥觀的思想傳統與整飭吏治的辦法,包括監察制等,對於我們的廉政建設和樹立社會主義的榮辱觀仍有借鑒意義。

重視和發掘中國傳統智慧中的和諧思想的資源,決非要鼓吹全面復古,全盤照搬古代文化的整套東西,更不是試圖以中國固有的傳統去對抗、抵制現代的文化。我們提倡以批判繼承的態度、多元開放的心態,對傳統智慧的和諧思想資源進行創造性的轉化。現代化在東亞各國的發展,不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後的反應,而且更為主要是自身內在的要求,有自身發展的邏輯。儒學思想史上,中、韓、日三國的經世思潮的發展,即是內在調適的一種表現。這實際上為東亞的現代化做了鋪墊。明清以來中國商業的發展,與商人的價值理念有關。實際上,例如徽商、晉商等等的商業行為中,都有儒家價值、儒家倫理的滲透與融攝。近世以來,東亞三國迎接西方的挑戰,內在思想的資源仍然是儒學。睜眼看世界並鼓動學習西方的人,包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驅、中國共產黨人的前輩和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骨子裡恰恰是入世的,進取的,主張變化日新的,是關切國事民瘼、嚮往大同世界的儒家情結最深的人。他們的為人為學、思想與行為方式,乃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獻身精神,無一不是儒家式的。儒學思想與現代化的調適,除了我們以上說的這些外,更深層次的即是仁、義、禮、智、信等基本價值的轉化。孫中山先生特別提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強調心性文明的建構。[7]

羅伯特·貝拉(Robert N.Bellah)關於日本德川宗教的研究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他說:存在於德川時期的中心價值系統在現代依然起著決定作用,也許是以更加強化的、理性化的形式而存在。將作為各個階級的身份倫理而起作用的中心價值系統應用于現代,證明是十分有利於處理每個階級所承擔的新的經濟責任。[8]貝拉關於中國的整合價值占首位,日本以重視政治或達到目標為特徵,中國倫理是普遍主義的,日本倫理是特殊主義的等等論斷,都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具體分析了德川時代的中心價值,指出了這些價值在日本現代化道路與過程中的作用,是很有意義的。丸山真男曾對此作了中肯的評價。[9]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以及新加坡、韓國等國家與地區的現代化運動中,民間社會的儒家倫教的積澱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文化小傳統中,勤儉、重教、敬業、樂群、和諧、互信、日新、進取的觀念,無疑是經濟起飛的文化資本。這些文化小傳統,與儒家精英、文化大傳統是密不可分的。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標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係,克治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對於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於全球持續性地發展。誠敬忠信思想有助於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並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於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為。目前,這些價值至少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的整合,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從《四書》、《管子》、《荀子》和宋代以來在民間流行的蒙學讀物來看,傳統社會朝野共同承認的核心價值,大體上是以仁愛為中心的展開,重要的範疇有如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誠、敬、廉、恥等等。傳統道德仁、義、禮、智、信五常和禮、義、廉、恥四維是我國古代思想家對中華民族基本道德觀念和道德準則的總結,源於春秋,確立於漢代,是安定國家、穩定社會的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規範。明清時代,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結合起來,稱為八德

儒學的中心價值系統或核心價值觀念是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廉恥。仁愛是人性之本然,與世界各民族、各宗教倫理之精核可以相溝通、相對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完全可以成為新的全球倫理的基石,成為化解宗教、民族、國家、文化間諸矛盾衝突的藥方和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指南。敬與誠是人面對天、地、人、物、我的一種虔誠、恭敬的態度,一種責任意識和敬業精神,真誠無欺,真情自然。愚忠愚孝已被洗汰,而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現代社會,化為孝敬父母,尊重前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為,化為對人類、民族、國家、社會、團體的忠誠奉獻精神。持守道義,主持公道,講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們做人的準則。

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廉恥等價值在當下和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中,不僅作為普遍性的道德理念,而且作為企業、商業、職業、社群、環境倫理,還將繼續起著作用。傳統倫理經過時代的轉化、洗汰與我們自覺地批判繼承,可以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等——整合起來。儒家核心價值觀念與現代人權、平等、尊嚴、理性、道義,不乏可以溝通之處。現代權利意識,現代法律生活,缺乏終極信念的支撐,缺乏深度、累積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之支撐,很可能平面化與片面化地發展。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

更多的人形成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基礎,這可以反對國家的分裂。面對西方文化鋪天蓋地的席捲域內和西方宗教的無孔不入的滲透,我們一定要有文化自覺與文化安全意識。目前,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國大陸特別是農村發展很快,勢力很大;臺灣當局去中國化日甚一日。還有民族分裂主義與恐怖主義者的活動等。因此,自覺發展國學,可以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團結海峽兩岸及海外華人,形成民族文化認同,增加凝聚力。振興國學與國家的文化安全有密切關聯。

總而言之,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復興是一體兩面的事情。國學是軟實力。國學復興有助於本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地位之提升,有利於建設文化大國及文化輸出。國學也是文化產業的基礎,但大眾文化正在糟蹋民族傳統。建設孔子學院是好的兆頭,但絕不能只停留於教現代漢語,而應當講中華文明,進行文明對話。不懂自己的國學、文化傳統,拿什麼與人家交流對話?

新時代的全球化的挑戰,啟示我們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和倫理共識。如果沒有民族文化認同,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就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散掉。如果沒有倫理共識,也形成不了一個健康的法治社會。因為法治的背後有著信念信仰和倫理共識的支撐。未來社會的發展仍需要價值指導。面對人與自然、社群、天道、人心諸種複雜關係的調治問題,傳統核心價值有重大意義。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歸屬方面,在社群倫理乃至全球倫理、環境倫理的建設方面,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觀仍然是我們重要的精神資源。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養,整飭吏治,加強廉政,降低管理成本方面,傳統核心價值觀仍有效用。仁義禮智信等價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與生命之中,極具草根性,只要我們有文化自覺,善於啟導,協調整合,仍然會成為我們的軟實力。人不可以沒有文化理想。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培養一代代人風,是最為重要的工作。我們一定要從自己做起,同時著眼於民族文化生命的賡續。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因此而可大可久!

 

(原題《時機與意義: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復興》,

載《中國社會科學內刊》創刊號,20072月第1期)

 


[1] 章太炎說: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民報》第七號《國學講習會"序》)

[2] 我曾於19941023日在《文匯報》發表了《國學與國魂》一文,此文在當時有一定影響。本文第一部分的一些內容,特別是以下層面分析即源自該文。

[3] 參見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及《治國學雜話》,俱見《胡適文存二集》,亞東圖書館1934年版。

[4] 見魯迅《文化偏至論》,此時魯迅還是章太炎的門生和國學振起社的成員。

[5]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見馮著《中國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6]教育部與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尚沒有國學這個專業的名稱、代碼與編號,目前國學本科生與研究生招生只能掛靠在別的專業上。也就是說,國學在體制內的教育中還不具有合法性,至少是沒有戶口吧!

 

[7] 參見郭齊勇:《孫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評》,《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8]羅伯特·貝拉著:《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三聯書店與牛津大學出版社,北京,1998版,第228頁。

[9]丸山真男:《評貝拉的〈德川宗教〉》,《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附錄三,第259-2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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