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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士思想與道家
作者是 南懷瑾 老師   
     
 

隱士思想與道家


南懷瑾 老師


 

       隱士思想,歷來佔據傳統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它如隱士的形態一樣,一向採取“遁世不見知而無悶”的隱逸方式,所以被大家輕易忽略,而容易忘記。如果強調一點來說,隱士思想,與歷史上的隱士們,實際上,便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主要角色。至於講到道家的學術思想,更與隱士思想,不可分離。與其說道家淵源于黃、老,或老、莊,毋寧說道家淵源于隱士思想,演變為老、莊,或黃、老,更為恰當。為什麼我們提出隱士思想的重要至於如此呢?簡單地舉出三個理由,加以說明,便可易於明瞭其中的道理了。
 

 

(一)上古歷史傳說上的反證


       我們的歷史,自上古以至秦、漢。可稱為正史的,除了孔子著的《春秋》,以及春秋的三傳(《左傳》、《公羊》、《谷梁》)與《國語》以外,便是孔子和孔門弟子參加修整過的五經(《》、《》、《》、《》、《春秋》)。後人有所謂“六經皆史”的說法,那便是說,我們所保留的五經資料,都是具有充分價值的史料,但是,這些都是屬於正史的題材;此外,如自古流傳,散見於民間及諸子百家的傳說當中,所記述有關的史料,是屬於歷史背景上反證的部分,也不能說毫無採信的價值。

 

      ~ 富貴如浮雲~ 圖片來源:中國休宁網

 

      

       相傳歷史上的隱士,在三代之際,便有許由、巢父、卞隨、務光等人,這些人物,大多都是“視富貴如浮雲”,所謂敝展功名,薄視帝王而不為的角色;同時,又說他們的學問、道德、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為他們浮雲富貴,敝屣功名,所謂“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們歷史上所推崇的聖帝明王,如堯、舜、禹、湯等人,都為之禮敬景仰有加;換言之,凡是上古的聖君名王,無論為政為人,最顧忌的,便是隱士們的清議與輕視。尤其在野的知識份子,和民間的心理,對於隱士們態度的向背,非常重視,到了秦、漢以後,司馬遷作《史記》,特別點出隱士一環的重要,把他和謙讓的高風合在一起,指出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寫世家,便以《吳太伯世家》做點題;他寫列傳,便以《伯夷列傳》做點題,尤其他在《伯夷列傳》中,借題發揮,大發其歷史哲學與人生、世事哲學的議論,比他的自序,還要進一層,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學的觀點,強調隱士思想的背景,與其崇高的價值。
 

 

(二)孔子與隱士的思想

   
       其次,如眾所公認我們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心存君國的救世主義者,他要面對現實,反對逃避責任,但在他的一生裡,卻極力讚歎伯夷、叔齊和吳太伯等人的讓位逃、隱,推崇他們的人格。他也講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的處世方法,同時提出“甯武於,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觀感等等。這是說明孔子儘管自己具有人世救世的願望,但對於隱士思想“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作法,仍然非常贊同,甚至他有的處世方法,也不得不取與隱士思想雷同的態度。

 

       所以在他周遊列國的時期,遭到晨門者、荷贅者的譏刺;碰到長沮、桀溺的批評;領會楚狂接輿的諷勸,他只有會心的歎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只有在桀溺對他批評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他曾莫可如何地加以按語,才有“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的感歎。後來大家便引用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一句話,認為是孔子罵隱士們逃世消極的醜陋判語,其實,他說這句話,並非如後世人所想像的那樣醜陋與惡毒,他只是說出入各有志,彼此各行其是的感慨而已。

 

       因為鳥是飛的,獸是走的,所謂遠走高飛的消極者,與積極人世者,彼此都可各行其是;表明他自己,決心走的是人世救世的路線。我們只要一讀司馬遷寫《老莊申韓列傳》中,由孔子對於老子的按語:“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給,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一段話,便可瞭解孔子所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語意何在了。並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他對於隱士思想的估價,和推崇老子為高隱代表者的表示。因此司馬遷寫在捉摸不定的老子傳裡,也就有了“老子,隱君子也”的結論。總之,孔子的思想,與秦、漢前後所號稱的儒、道兩家思想,他們在原始的本質上,對於“君子乘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囗以行”的立身處世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於“蓬囗以行”的隱士們,和隱士思想,是具有“心嚮往之”的潛在情感的。
 

圖片來源: 中國議政網

 

(三)隱士與歷史政治的關係


       講到歷史政治與隱士的關係,這在我們整個的歷史系統裡,是一個非常有趣味的問題,只是大家都相沿因襲慣了,談到歷史,不是用一本正經的嚴肅面孔來讀,便抱著疑信參半的態度來研究;可是無論屬於哪種方式,對於歷史政治上幕後隱士們的價值,都被忽略過去了。我在前面曾經強調說,隱士思想與隱士們,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主角,但是自古以來,真正徹底的隱士,已經無法確實得知他們的事蹟,只有被道家的人們,搜羅一部分,假託一部分,歸入若隱若現的神仙傳記裡去了。

 

       我們現在提出與歷史政治有關的人物,也只能算是“半隱士”的一樣。所謂“半隱士”,就是說他們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後,過的是隱士的生活,其餘半截的生活,就出山人世,參與現實社會,和實際的政治有了牽連。關於“半隱士”與“隱士”,我們引用宋代詩人陸放翁的一首詩;做為恰當的說明、放翁的詩說:“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他認為真正的隱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遠;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隱士,已經辜負了自己當初逃隱的動機了,姑且不說別有用意的嚴子陵們,就是許由、巢父他們,被人發現了蹤跡,有了“高尚其志”的“隱士”聲名,也早就錯到底了。這雖是陸放翁有所感而發的話,然而也足以代表“半隱士”們的一般感歎!

 

       至於歷史政治有關的“半隱士”,例如伊尹、傅說、姜尚,以及間接有關的,鬼穀子、黃石公,與秦、漢以後的“半隱土”如張良、司馬德操與諸葛亮。南北朝以後,列入道家人物的,如王猛、陶弘景,唐代的魏征,宋代的陳摶,元代的劉秉忠,明代的劉基、周顛,清代的範文程等等,都是其中的犖犖大者,為一般比較容易熟悉的人物。這便形成中國歷史政治上特有的情形:凡在撥亂反正的階段,或建國創業的時期,身為中國文化幕後的“隱士”們道家的人物,就見危受命,挺身而出,代表一般山林在野的志士們的精神,輔翼命世之主而創造新的時代和歷史。到了治平的時期,便又默默無聞,把成果與責任,付之自命為儒生們的手裡了。因此,我們要瞭解,中國歷史的演變,及其興衰成敗,成學術思想的關鍵,幾乎有一共通不易的定例:那便是凡當撥亂反正的時期,大多是道家人物與道家學術思想的功勞;到了天下太平,坐而論道,講究修齊治平之學的時期,就成了儒家的天下了

 

       “隱士”的道家人物們,對於過去中國歷史政治具有這樣舉足輕重之勢,除了“通古今之變”,如司馬遷等少數人以外,一般人幾乎不明實況,所以把真正道家的人物,與真正道家的學術思想,就一直蒙在冤枉的檔卷中了。我們姑且舉出正反面一、二種歷史資料,以便有一新的認識,恕限於時間與篇幅,不能具體地詳細講明。
 

1.歷史上畏懼“隱士”思想的反面


       周代:“太公望(姜尚,字子牙,因功被周室尊稱為太公),封于齊。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人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望猶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族之以為教首,使一國效之,望誰與為君乎?
 

       這一歷史故事,便是說明姜太公得封為齊君以後,要殺齊國的“半隱士”華士。他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請他三次又不出山,這便使“半隱士”出身的姜太公動了殺心了。因為姜太公是行家,他懂得“半隱士”的利害,又加上他初到齊國,舊有的地方勢力,還沒有投誠,他決不容許這種不合作的作風養成。所以周公吃驚地問他,你何以隨便就要處決一個“高士”呢?他就說出他的意見,認為假使像華土這種人,還要褒揚他,那麼,我還要做齊國什麼人的君王呢?這真是痛痛快快地說明統治者的苦經,同時,也由此可以瞭解上古對“隱士”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在戰國末期,齊國派使臣到趙國去,趙國的女主趙威後,在接見齊國大使的時候,還沒有談到正題,趙威後便問了幾個有關齊國政治的問題,最後,便說:“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這個外交史上的故事,正和姜太公要殺華士的說法,是同樣的觀念,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當權者對於“半隱士”的畏懼,和懼怕俠義道的情形,是同樣的心理。其實,齊國的“半隱士”于陵子仲,已經大非姜太公時代的華士可比,趙威後挑撥齊國大使,也許正是懼怕這個“半隱士”于陵子仲的才能,對於齊國與趙國之間的外交政治上,是一個有暗中左右力量的可怕人物,所以他在急於去掉故國賢人的心理意識上,便衝口說出這種政治心理作戰的話來了。
 

 

2.歷史上尊重“隱士”思想的正面


       帝堯想要讓位于許由,周初用姜太公的建議,尊重伯夷、叔齊的志節,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知道的事件。秦始皇一怒而坑不聽命、不合作的儒生,因此又大失人心,漢高祖要想換立太子,結果日後用了張良的建議,把那高隱在商山的四皓,素來不理漢高祖的四個“半隱士”,死拉活扯地拖下山來,做了太子的老師。這樣,便使漢高祖不能不屈服,只好變更計畫,也就不敢再談換立太子的事了。此外,如歷代帝王向山中的“隱士”,動問國家大計的,也例不勝舉,有名的如陶弘景,稱為山中宰相。因此,在歷史文化的著作上,便有上古的“隱士”,秦、漢以後的“神仙”,唐、宋時代的“高士”與“處士”等無位而得高名的稱號產生。尤其在宋代,有一類的“處士”,以“半隱士”的姿態而得到一舉成名的光榮,致使後人笑他們有“功名捷徑在煙霞”的譏刺。以及後來兩宋理學家們,講學不仕的作風,都是由這種傳統文化幕後主角的“隱士”流風所造成的。清兵入關以後,英明的康熙,屢開博學鴻辭科來網羅不稱臣、不投降的漢族知識份子,也便是對付“隱士”的一個政策。
 

       我們為了說明道家學術思想的淵源,稍微多加牽扯了有關於隱士的問題,暫且到此為止。至於“隱士”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與利弊,一時很難詳細來說明,總之,姑且拿老、莊做代表的道家“隱士”思想,與孔、孟做代表的儒家思想來說,他們最高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動機,所謂救世治平的宗旨,其實並無兩樣。所不同的,就是採用的方法與態度,各自別有主張。儒家的孔、孟,他們的作法是積極的強行人世,冀圖挽救世道人心;道家“隱士”們的主張,是因勢利導,處之於無形。所以道家的方法是用“弱”、用“柔”,結果往往被用錯,而致於柔弱不堪,這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在好的,有利的一面來講,它正是《易經》乾卦上。用九”的精神,所謂“見群龍無首,吉”。“龍德而隱者也”。因為它不在任何的那一個交位上,所以它能夠絕對的冷靜,絕對的客觀,在幕後領導九五的變化。倘使它也人了交位,當然便被變道所構,自身難免不受其變,而無補于時艱了。我們研究道家的應用,必須先要瞭解這個精神,才能談道家對於中國文化的利弊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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