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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與二十一世紀
作者是 葛榮晉所長   


 

道家文化與二十一世紀


 

 

中國人民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

葛榮晉所長

 

 

 

 

 

    產生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道家文化,在人類已經跨入21世紀的時候,它對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將會發生什麼作用?它還有沒有積極意義? 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這是大家都十分關心的問題。

 

 

    當人類已經跨進21世紀的時候,為了推進社會發展,必須解決當前人類所面臨的五個主要社會問題:一是由於與自然關係的失衡而造成的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從根本上危及人類自身的生存;二是由於西方原子構成論和笛卡爾、牛頓力學思維方式的局限而造成的當代科學發展,特別是基本粒子物理學的危機;三是由於東方經濟的崛起以及它對西方管理模式的挑戰,迫切需要建構東方式管理思想體系,以推動社會生產向前發展;四是由極端個人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膨脹,人格為物欲所扭曲、所異化,造成人際關係的緊張、冷漠與疏遠;五是由於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失衡而造成人的價值體系的瓦解、道德滑坡、心理失衡、社會無序和低級趣味泛濫。道家文化雖然不能為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提供一切現成答案,但是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必要從道家文化中吸取哲學智慧和思維方法,以利於當代社會問題的解決,這是無可置疑的。許多學者致力於道家文化及其當代社會價值的研究,從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來揭示道家文化與當代社會的內在聯繫,努力尋找道家文化與現時代的結合點,促進現代文明建設,正是人類對這種跨世紀的時代精神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積極的回應。

 

 

一、 “道法自然”與“自然農法”

 

    人類面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在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的21世紀,人類必然會從道家文化中吸取“道法自然”、“無以人滅天”,和“復歸於樸”等生態智慧,有助於人類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為人類建構生態文明提供新的思維方式。道家所謂“道法自然”,主要是指根據“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老子》37章) 和萬物“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51章) 的思想前提,引出聖人“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老子》64章) 的結論。在我看來,“道法自然”這一命題至少含有三層意義:一是不以人類私利為中心而對環境妄加干預,隨意破壞自然的生存狀態;二是人類的一切行為皆應順從自然,一切按照萬物的自然本性運行;三是追求人類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在人與自然關係上,要求人類效法自然、順從自然,使天地萬物都處於不受人類妄加干預的自然和諧狀態,以達到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目的。這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思想雖說是樸素的,甚至帶有某些片面性,但在二千多年前道家能夠提出人與自然相協調的偉大思想,為解決當代生態環境危機提供有益的思想啟迪和歷史借鑒,不能不令當代學者嘆服。現代歷史學家湯因比先生高度稱讚道家的這一生態觀念,認為道家的“人要征服宇宙就遭到失敗”的認識,是一種“寶貴的直覺。”(《展望二十一世紀》)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弗﹒卡普拉認為在東方傳統文化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並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日本著名學者湯川秀樹先生也指出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經預見到了今天人類文明的狀態,使人感到驚訝的總是生活在科學文明發展以前某一時代,老子怎麼會向近代開始的科學文明提出那麼嚴厲的指控。”(《創造力和直覺》) 這些當代著名學者稱讚“道法自然”等生態思想,是要在歷史的回憶中為人類提供對現實生活的理解,尋求解決當代科學文明危機的新的思維方法。道家的“道法自然”、“無以人滅天,“和“復歸於樸”等思想,能夠為現代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係提供新的哲學基礎,用以補充和修正西方長期以來流行的“天人對立”的思維模式,引導人類把尊重、愛護自然轉化為內心的道德律令,自覺地順應自然、師法自然、親近自然,真正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這就是“道法自然”等生態思想的現代社會價值所在。

 

 

    日本當代著名哲學家和農學家福岡正信先生,根據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在《自然農法》和《一根稻草的革命》等著作中,針對當代科學農法的缺陷與弊病,提出了一個與“科學農法”相對立的“自然農法”的構想。在他看來,近代科學農法雖然給人類帶來了社會進步,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但是它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弊端。福岡正信先生認為,現代農業所以能夠獲得高產,主要是靠多施化肥、多用農藥、施以除草劑和勤於機械作業等技術。但是這種科學農業法越來越成為一種“病態農業”。施用化肥雖然在有限的範圍內可以增產,但是從全局看它嚴重地破壞了土壤結構,殺死了大量的土壤微生物,使土壤發生混亂,導致農作物生長的軟弱化,導致土壤微量元素的欠缺,造成了全球性的土壤退化。在田地裡,撒放劇毒農藥﹐雖然有助於消滅病蟲害,但是它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和對棲息於土壤中各種細菌和微生物的殺害則是驚人的,完全是一種不明智的愚蠢行動。使用農機具翻耕土地,固然可以暫時收到疏土透氣的效果,但是長期使用農機具會使土壤惡化,破壞土壤團粒結構,不利於保水保肥,危害農作物生長,,必然造成減產的惡果。使用除草剷或農機具除去田間雜草,固然有利於次農作物的生長,但是也破壞了植物之間形成的合理的生態結構,造成風蝕、水蝕,導致水土流失、農田沙化和山體滑坡等現象。

 

 

    “自然農法”這一偉大構想,是福岡正信先生在對近代科學農業法進行了全面的反省之後,借助於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哲理而逐步形成的。什麼是“自然農法”呢?福岡正信先生扼要地解釋說:“自然農法是自然之道,無主觀的省力之道。其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無”字,“一切無用”論,即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不用農藥。所謂不用農機具耕地,除了保持土壤團粒結構外,他還相信依靠土壤中的蚯蚓、鼴鼠等可以承擔改善土壤和耕耘土壤的重任,無需人類來干涉;所謂不施肥,主要是指不施化肥。他相信土壤本身就有自生的肥力,認為在田間使用綠肥和有機肥是必要的。所謂不除草,主要是反對以除草劑除草,主張採用草生栽培和綠肥裁培方法,達到“以草除草”的目的。所謂不用農藥,主要是指不用劇毒農藥消滅蟲害,而主張“以蟲治蟲”,即利用自然天敵來消滅害蟲(如在稻田裡,以蜘蛛、蜻蜓、蝗蟲等來消滅飛虱等害蟲),認為這是一種既省力又能防治病蟲害的理想方法。

 

 

    福岡正信關於“自然農法”的構想與實踐,完全是他自覺地以中國道家哲學為其世界觀指導的。在道家看來,不論是“道”的本身還是由“道”派生的宇宙萬物,就其本性來說,都是“莫之命而常自然”的。所以,人類在自然面前應採取“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的態度。福岡正信先生正是按照道家的這種“道法自然”的思想來建構“自然農法”的。他說:“科學的農法是以自然的外因作為研究目標,而大乘自然農法則是什麼也不進行的不戰而勝的方法,彼此之間是相對立的,科學農法所採取的一切方法手段往往是增加割裂自然的眾多過程。自然農法則是一切手段無用論,要求人們真心實意地親近自然,放棄一切人為手段,以自然取代人為,這都是基於自然農法的哲學觀念。正因為福岡正信先生所賴以建立“自然農法”的哲學基礎,是中國古代的道家哲學,所以完全有理由這樣說,“自然農法”是中國古代道家哲學在現代農業中的一次大膽的實驗和成功的運用。

 

 


二、 “崇尚自然”與當代“有機建築”理論

 

 

    美國建築大師賴特(1869-1959)依據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觀念,創立了當代有機建築學派。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現代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術的迅猛發展,人與自然的對立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城市人類生存環境的日趨惡化,人們嚮往大自然,重返大自然的要求,日益成為現代意識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這種社會歷史背景下,許多建築學家面對現實的挑戰,在回味中國古代道家哲學的同時,要求衝破城市方盒子式建築的局限,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懷抱,強調建築必須與自然相結合。賴特先生所提倡的有機建築理論,實際上就是“自然的建築”,使“建築成為環境的一個優美的部分,它給環境增加光彩,而不是損害它。”

 

 

    賴特一生所從事的建築實踐,都是以他所提倡的“有機建築”理論為指導的。當賴特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從事建築研究與實踐的時候,正是美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蓬勃發展的時期,同時也是現代摩天大摟在美國各個城市急劇興建的時期。但是,在他一生的建築設計中,很少設計大城市的摩天大樓,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郊外別墅與草原住宅的設計上。這些別墅與住宅的設計,多座落在自然環境優美的地方,在佈局上與大自然相結合,使建築與周圍的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如他在威斯康星州建造的半工半讀的學園 —“塔里埃森”,就是隱蔽於綠樹叢中的一座寧靜的庭院,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之中。他在亞里桑那州建造的“西塔里埃森”,是用當地的石塊和水泥築成厚重的矮墻和墩子,上面用沒有油漆的木料和白色帆布板遮蓋著。有的地方像石塊堆砌的地堡,有的地方像臨時搭設的帳蓬。在房子內部,有些角落如洞天府地,有些地方則開闊明亮,與沙漠荒野連通一氣,頗有山村野味。1936年,他為美國匹茨堡市百貨公司老闆考夫曼設計的“流水別墅”,更是一件建築與自然相結合的成功之作。在匹茨堡郊區,有一條熊跑溪,溪水從天然的濕石上跌落而下,形成了一條宛如銀帶的瀑布。賴特就把考夫曼的別墅建築在這個瀑布的上方,使別墅竣立在流水之上,使建築物與周圍的地形、林木、山石、流水有機地融為一體,相互輝映,別有情趣,他曾在1932年提出過一個“廣畝城市”的構想,即構想把城市建成帶有田園風光的城市。這是重建與改造現代城市的一個獨特構想和大膽嘗試。在現代社會中,科技建築固然給人類的物質生活帶來了優越性,但是它也滋生了現代建築綜合症,即在現代建築材料內不但含有帶毒的石棉和氡氣,而且還帶有各種病毒、細菌等微生物感染,再加上室內空氣、裝飾和電器污染,形成了人類疾病的污染源。人類面對高樓大廈和室內豪華裝飾所帶來的建築物綜合症,在回味道家的“道法自然”的古訓中,要求在21世紀推行生態建築,即要求運用生態工程系統,把建築作為“自然 — 社會 — 經濟 — 生態”復合系統,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防止人為污染,美化自然環境,創造出完美的人工建築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的生態建築工程。如英國倫敦東的伯格霍爾特村的田園式的老廳別墅,修建於諾丁漢郡霍克頓周圍的生態定居點;馬來西亞依據“生物氣候學”原理而建造的生態大樓,在它的周圍種植有各種花草樹木,能夠最好地利用太陽能和風能,既可以節省能源,也有益於人的身體健康;日本建築學家和科學家擬在21世紀建造空間城、地下生物城和海上人工島等生態工程。隨著城市人口的劇增和現代居住環境質量的下降,各種生態建築必將會在大地上豎起。

 

 

三、 “道”的智慧與當代物理學的發展

 

 

    隨著工業文明和化學技術的發展,出現了大量的色香味俱全的“人造食品”,以及各種精加工食物。這些人造食品,雖然能夠滿足人的某些心理要求,但是它也給人類健康帶來了嚴重危害。所以人類要求向大自然回歸,極力追求“綠色食品”,即追求未受污染的新鮮的農畜產品或只經過粗加工而未添加任何人工化學成份的食品。在現代社會中,人工合成纖維及由它而製成的服裝,往往會放射出許多化學物質,導致人類各種疾病,所以人們對化纖衣料失去興趣,極力追求以棉花、蠶絲、皮毛等農畜產品為原料的“綠色服裝”(如德國布里塔.施泰爾曼製衣公司設計的生態服裝)。從“人造食品”向“綠色食品”從“化纖服裝”向“生態服裝”的過渡,反映了世紀之交人類在價值取向上的親近自然的需求,也是人類在“道法自然”觀念啟迪下要求生活方式,向大自然回歸的一種表現。

 

 

    西方近代物理學是建立在古希臘的原子論基礎之上的。原子論屬於構成論的思維模式。它認為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虛空,而原子是在虛空中運動著的。認為宇宙間的一切變化都是由不變的原子的不同結合與分離造成的。根據這種思維模式,形成了西方科學中的理性分析方法,產生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觀和物質觀念以及整個牛頓力學體系。西方近代物理學雖然取得了重要成果,為人類的物質文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這種構成論的思維模式,所包含的形而上學性質,如絕對虛空的存在,原子相互之間的絕對間斷,原子運動的外因論和原子的不可分、不可變性等,在當代物理學的進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境與挑戰,它難以解釋物理學研究中出現的新現象,導致物理學的危機,使當代物理學家不得不從東方文化特別是道家哲學寶庫中挑選新的思想武器。於是,道家文化特別是它的宇宙生成論和直覺主義,便被科學家選來為推動當代科學發展服務。

 

 

    在道家的宇宙生成論中,“道”是一個最基本的哲學範圍。老莊的道論不同於西方的原子論,實際上是一種宇宙生成論模式。認為“道”是“萬物之宗”(《老子》第4章),宇宙間的一切都是由混沌之“道”生成,主張一切變化都是“產生”和“消滅”,或者是一種存在形式向另一種存在形式的“轉化”。在老子看來,“道”是“有”與“無”的統一,“道”產生宇宙萬物,實際上是一個從“無”到“有”即從“隱”到“顯”的過程,是由形而上之“道”向形而下之“物”的轉化過程。即所謂“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14章)。所謂“道”之“無”,並不是牛頓力學所謂“絕對真空”,而是指“道”的質樸性。用老子的話說,就是“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老子》14章)。它是一種“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的超驗的混沌之物。但是“道”並不是絕對之“無”而是一種實有。所謂道之“有”是指道的潛在實有性。在老子看來,“道”雖是超驗的混沌之物,但它只是一種尚未顯現的潛在之物。用老子的話說,就是“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21章)。這就是說,“道”雖是一種恍惚之物,但其中“有象”、“有物”、“有精”、“有信”,是一種“無”中之“有”。正因為“道”蘊含有產生萬物的潛能,所以它才能夠化生出形形色色的宇宙萬物。當代科學實驗証明:這種生成論的思維模式優於西方原子論,更便於用來解釋當代物理學中出現的新問題,更有利於推動當代物理學向前發展。這是一幅與現代物理學發展趨勢相吻合的宇宙生成模式,正如德國物理學家海森伯(1901-1976年)在《普郎克的發現和原子論的基本哲學問題》一文中所說: “盧瑟福的實驗和玻爾的理論指出,化學家所謂的原子,是由一個核和一個殼組成的。三十年代的核子物理學告訴我們,應該把原子核看作由質子和中子組成的一種結構。這樣,我們終於認識到三種最重要的基本粒子,即質子、中子和電子,是一切物質的最終組成部分。可是後來的實驗指出,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種類的基本粒子,這些基本粒子和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粒子的差別,首先在於它們只能生存很短的時間;因為它們會很快發生放射性衰變,也就是說,轉變成另一種粒子。這樣,介子、超子被發現了,而且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大約有三十種各種不同的基本粒子,其中大多數只有很短的壽命。”這段話說明,海森伯不但認識到基本粒子的轉化問題,而且也認識到基本粒子在互相碰撞中所產生的分裂,“實際上不是基本粒子的分裂,而是從相互碰撞的粒子的功能中產生新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物理學所揭示的這些新的物理現象,依據西方古代的原子構成論是難以解釋的,但是依據中國道家的宇宙生成論則是可以理解的。於是,許多物理學家便開始懷疑與拋棄西方原子構成論這一僵化的思維模式,而轉向中國古代道家的宇宙生成論模式,並試圖以此來擺脫當代物理學研究的困境。

 

 

    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1907-1981年),曾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突然想起了《莊子.應帝王篇》中的“中央帝混沌”的故事。這則故事是說:“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方忽,中央之帝方混沌。倏與忽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視聽息食,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為什麼他會突然想到這一則寓言故事呢?他在1961年寫的一篇叫《莊子》的短文中指出:“我研究基本粒子已有多年,而且,至今已發現了三十多種的不同基本粒子,每種基本粒子都帶來某種謎一樣的問題。當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深入一步考慮在這些粒子的背後到底有什麼東西,我們想達到最基本的物質形式,但是如果証明物質竟有三十多種不同形式,那就是很尷尬的;更加可能的是萬物中最基本的東西並沒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們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對應。它可能是有著分化為一切種類基本粒子的可能性。但事實上還未分化的某種東西。用所習用的話來說,這種東西也許就是一種“混沌”。正是當我按這樣的思路考慮問題時,我想到了莊子的寓言。”(《創造力和直覺 — 一個物理學家對於東西方的考察》)莊子所謂“混沌”,實際上就是老子所謂“道”的形象說明。這就是說,當湯川秀樹試圖探索三十多種基本粒子的“背後到底有什麼東西”即進一步探求基本粒子的終極本原時,他想到了老莊的混沌之“道”。因為如前所述只有這種質樸性與潛在性相統一的“道”,才能合理地說明這一當代物理學的重要問題。湯川秀樹正是從老莊的道論吸取哲學智慧而思考著當代物理學的新課題,尋求新的答案。他指出,老莊的混沌之說“提示了我們在基本粒子方面遇到了那種形勢,我不希望過分誇張這種觀點,但是,現代物理學似乎在許多方面帶來了許多古代哲學的回聲。事實上,我們有時確實發現,古代世界的某一個學者思想中的一次靈感閃光,會在很晚以後的一個發現上渲染上一種驚人明亮的光輝”。從湯川秀樹身上,我們確實看到了這種道家哲學的智慧之光。

 

 

    當代美國物理學家弗‧卡普拉,在他從事理論粒子學研究的同時,也對中國的道家作了深入研究,系統地探討了它與現代物理學之間的關係,他撰寫的《物理學之道》(1975年)、《轉折點 — 科學.社會.興起中的新文化》(1982年)、《非凡的智慧 — 同不平常的人的談活》(1988年)等著作,就是從事這課題的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物理學之道》一書中,他著重論証了東方古典哲學的科學精神同現代物理學的變革趨勢的一致性,証明了道家所謂“道”的觀念與現代物理學所謂“場”的概念的相似性。在《轉折點》一書中,他把當代科學文明危機歸罪於西方笛卡爾 — 牛頓的機械論世界觀,認為效法笛卡爾 — 牛頓的思維模式,才導致了現代物理學的各種困境和災難,並且進一步說明了新的科學世界觀與中國古代道家的“道”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在《非凡的智慧》一書中,他對老、莊的“道”的概念評價甚高,指出:“在偉大的精神傳統中,在我看來,道家提供了最深刻並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它強調在自然的循環過程中,個人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潛在兩者的基本一致。”充分肯定了老、莊的“道”觀念是一個“非凡的智慧”,指出道家為克服當代物理學的危機和開拓新的研究途徑提供了新的科學世界觀。

 

 

    美國當代物理學家惠勒教授提出的“質樸性原理”,決心要從一無所有中導出整個物理學。“因為幾乎整個物理學大廈是建築在一無所有之上”。我們在這裏發現了惠勒的“質樸性原理”與老莊“道”的觀念有著驚人的一致。惠勒教授從宇宙創生論承認宇宙的開端,並且推論出物理學定律也應是從“無”到“有”的創生過程。“質樸性原理”在物理學上充分體現了老子的“道”的質樸性。這與老子所謂“道”的質樸性是不謀而合的。

 

 

    著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教授在他多年從事的物理學研究中,發現了量子力學中的“測不準原理”,與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有相合之處。在“測不準原理”中,如同在場論和質樸性原理中一樣,一再體現了“道”的智慧與力量。湯川秀樹認為,現代物理學中的量子論,相對論以及宇宙學等新科學都不是老子說的“常道”。他依據《老子》第一章思想,指出:“也許我之熱愛這段譯文,是因為我是一個物理學家。在伽利略(西元1564-1642年)、牛頓(西元1943-1727年)於17世紀發現物理學的新‘道’以前,亞里斯多德物理學就是公認的概念。當牛頓力學建立起來並被認為是正確的‘道’時,牛頓力學就又成為唯一得到公認的概念了。二十世紀出現物理學從超越‘常道’並發現新‘道’開始的。今天這種狹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形式下的新‘道’已經變成‘常道’了。甚至像第四維和幾率幅這樣奇特的概念,現在也幾乎變成慣常的了。找出另一種非常的‘道’和另一些非常的概念的時間已經到了。如果照此理解,那末,老子在二千三百多年前所說的這些話就會獲得一種非凡的新意。”這說明老子的“道”的科學精神對於開拓二十一世紀物理學研究的新領域具有多麼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現代宇宙學的研究中,無論是英國科學家霍金提出的“宇宙創生於無”的理論,天體物理學家霍伊爾提出的穩態宇宙理論,還是伽莫夫等人提出的最具社會影響的大爆炸宇宙學,都與中國古代老子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宇宙生成假說極為相似,在思維方式上是相吻合的,從科學上充分體現了老子的“道”是“有”與“無”統一的哲學思想。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發展道路上,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文化是完全可以進入現代科學殿堂的。

 

 

四、 “無為而治”與企業管理科學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社會提出的各種管理科學思想,雖為現代科學管理學作出了貢獻,但是由於東西方傳統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的不同,西方管理學家多依據“人是機器”的理論,將人“物化”,把注意力集中於硬性管理(或“硬結構管理”),如“功能管理”和“計量管理”等,把管理重心放在企業管理的具體方法、制度、措施、規章、設備、機構等有形因素上,將企業人員高度組織化、標準化,把企業變成一架精密的機器,這固然有它合理的地方,但它往往忽視“軟性管理”(或“軟結構管理”),即忽視“企業精神”、“企業文化”、“經管理念”、“社訓”等無形因素,忽視生產者本身的思想文化素質的培養。這是西方管理科學的一個致命的弱點。同時,由於亞太地區經濟的急劇發展,面對深受東方文化影響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挑戰,在當代世界經濟激烈競爭的情況下,使人們認識到單憑西方的“硬性管理”模式是難以湊效的,還必須善於從道家文化中吸取智慧與力量,以一種“軟性管理”與“硬性管理”相結合的方式來應付這種動蕩社會的挑戰。於是,中國道家哲學的基本觀念如“無為而治”、“柔弱勝剛強”、“有無相生”、“虛實相資”、“反者,道之動”、“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等,遂被世界各國管理學家將它廣泛地應用於政治管理與企業管理。如美國管理學家約翰.海德所著的《領導之道 — 新時代的領導戰略》、艾博契特所著的《二十二種新管理工具》、張緒通教授所著的《道學的管理要旨》以及美國出版的《未來的行政首腦》等,都把道家思想奉為行政首腦和企業管理賴以成功的圭臬,從而把道家的軟性管理思想變成了二十一世紀科學管理思想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五、 道家思想與醫學模式的轉變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醫學模式,而任何醫學模式的建構都是立足於當時的醫學實踐,並以一定的哲學思想為指導的。近代西方隨著工業生產和化學科學的發展,依據“人是動物”的哲學觀點,生物學醫學模式一直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從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由於近年來環境污染、職業病、煙酒危害以及人的社會心理障礙等,所造成的非傳染疾病,如惡性腫瘤、心臟病、腦血管病已升為疾病之首,而傳染性疾病,如呼吸道疾病、結核病等和由此而死亡的人數已退居末位,使人類的疾病譜和死亡譜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而這一根本性變化,使傳統生物學醫學模式不得不被現代的“生物 — 心理 —社會”醫學模式所代替,開始由單一的生物學模式向綜合性的醫學模式轉變。在這一現代醫學模式的轉變過程中,道家提倡的“形神合一”論和“心理療法”,“道法自然”與“自然療法”,以及它的“反者,道之動”,的辯証法思想,“有物混成”的整體觀點,由“和”的觀念而引出的陰陽平衡、綜合功能等思想,都恰好彌補了西方生物學模式的缺陷和弱點。正因為中國古代道家思想具有現代醫學模式的原型和辯証思維方法,所以在二十一世紀醫學模式的建構過程中,必將發揮其重要的啟迪和借鑒作用。

 

 

六、 結論

 

    道家所揭示的人生哲理與藝術,雖然是在兩千多年前針對人類農業文明的社會弊病而發,但是它的智慧具有超前性和普遍性。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現代工業文明的進展,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崛起,在現代社會中,“爭名(權)於朝,爭利於市”的現象更加嚴重。利欲至上、權錢交換、貪污受賄、道德虛偽,生活節奏加快、人際關係緊張,心理狀態失衡,人為“物欲”新異化,正在嚴重地扭曲著人的本性,折磨著當代人的平靜心境與和諧生活。道家提出的“身重於物”和“少私寡欲”的人生價值取向,對於現代人樹立“身外之物”觀念和淡化做官心理,緩解由於利益衝突和權力之爭而激化了的人際關係,調解人的生活節奏,維持個體生活的心理平衡,保証社會的相對穩定,不但可以起到一種解酒劑、清醒劑的作用,而且也為淡泊名利的人性取向提供了理論根據。在人生歷程中,人既需要“爭”、“不知足”、“不敢後人”,也需要“知足”、“不爭”、“吾不敢為天下先”。“爭”與“不爭”、“知足”與“不知足”、“不敢後人”與“不敢為天下先”是相輔相成的。奮發進取的“不知足”、善於開拓、敢於拼搏的“不敢後人”思想,是事業成功的保証。但是有時人也需要清靜無為的“不爭”與“知足”。只有“知足”才能“不辱”,只有“不敢為天下先”才能“不殆”。這樣,才能保証人的身心放鬆,養精蓄銳,以利再戰。由於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人生的各個領域都能滿足一切欲望,往往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不能同時滿足,事業與愛情無法兼顧,工作與娛樂發生衝突,權位與財貨有時也難以雙收。在這種不可兼得的情況,或取“知足”態度,或取“不知足”態度,或將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調整人的生活節奏,緩解人際的緊張,以維持人的心理寧靜與平衡。這種“知足”、“不爭之德”、“不敢為天下先”,也是道家為人類提供的一種高超的生活藝術。道家主張的“上德若谷”、“以德報怨”、“寵辱若驚”、“功成而不居”、“人貴自知之明”等思想,以及它的“無名”、“無功”、“無己”的人生理想境界說,雖有某些消極因素,但它在創造和諧的人際關係,塑造現代高尚人格和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則是一劑針貶社會弊病和人的心理障礙的良藥,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效力,閃爍著人生藝術的智慧之光。如果我們在21世紀能夠更好地轉換道家的人生哲學,就會使人類生活變得更瀟灑、更自由,這是道家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為了揭示道家文化的現代社會價值,我們必須在道家文化研究方向上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即要求從道家文化的學院式研究向重在揭示道家文化的現代社會價值一新領域轉變。只有廣泛而深刻地把道家的社會價值揭示出來,才能把道家文化與現實生活聯繫起來,並賦予道家文化以強大的時代生命力。同時,還要求我們在揭示道家文化的現代社會價值時,必須把著眼點放在發掘與弘揚它的積極因素上。只有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道家文化的積極因素上,並且努力揭示道家思想的現代社會價值,才能為推動現代科學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思考題:


1. 道家文化與保護生態環境的關係如何?


2. 道家文化的人生哲學價值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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