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始出來!由『國際道家學術總會』會長 李亨利 博士精心製作『道家易經占卜牌』,現在已有『線上免費占卜』『測字好好玩』 『占卜好好玩』等系列供大家線上免費使用!@對占卜結果有任何疑問﹐還可到『國際道家學術總會臉書粉絲專頁』發問哦!

網頁翻譯

國學與經營管理墨寶

第二屆學術大會墨寶

第一屆學術大會墨寶

誰在線上

現在有 157 訪客 在線上

國際道家粉絲專頁

參觀人氣統計

本會常年法律顧問

常年法律顧問:李良忠律師

“三国文化”概念初探
作者是 沈伯俊教授   

三国文化概念初探

 

 

日期:19991

作者:沈伯俊 四川大學教授

摘錄: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19991月修订

 

  近年来,随着三国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三国演义》研究的长足进展,人们开始频繁地使用三国文化一词。然而,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并未予以明确的界定。199111月在四川举行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期间,中外学者对三国文化的概念仍未进行深入而集中的讨论,但初步提出了两种观点:有的史学家站在传统史学的角度,认为三国文化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我则从大文化的广阔背景加以观照,认为三国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

  经过几年来的进一步研究,我认为,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可以作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下面略加论述。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

  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是有其科学内涵和科学价值的。历史上的三国时期(通常包括从184年黄巾起义到220年曹丕代汉的东汉末期或前三国时期),在文化上充满了变革与创新,可谓英才鳞集,俊士云蒸,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

  哲学方面。由于天下大乱,王纲解纽,封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自西汉形成的儒学独尊的一统天下已被冲破,出现了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哲学思想最为活跃的局面:道学创立,佛学传播,玄学勃兴,各种理论、各种学派互相争辩,此消彼长,其深度和广度虽然不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几大学说,也没有出现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那样杰出的思想家,但仍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觉醒和社会风气的改变,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文学方面。建安诗歌响遏行云,佳作迭出,三曹七子比肩而立,气势文采各见其长。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均系广为传诵的名篇;蔡琰的《悲愤诗》摧肝裂肺,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情韵深远,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一时期的散文以通脱质朴为胜,曹操的《自明本志令》直言不讳,诸葛亮的《出师表》情辞恳切,均可见其性情。这一时期的赋则以抒情小赋见长,王粲的《登楼赋》、祢衡的《鹦鹉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等,均为情真意切的上乘之作。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有较大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著。特别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建安风骨(或称建安风力),更是倍受推崇,享誉千载,成为后世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旗帜。

  艺术方面。这一时期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有了长足进步,钟繇的楷书艺术,曹不兴的人物画像,蔡琰、嵇康的琴曲等等,都早已名垂千古。

  史学方面。随着官府对史学的垄断的打破和人们思想的解放,私家著史之风盛极一时,修史的态度、方法都有所变革,出现了荀悦、鱼豢、谢承、韦昭等一大批著名史学家,为后来的《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方面。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发展,华佗的针炙术和麻沸散、马钧的指南车和翻车、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等等,均堪称千古奇迹。

  上述种种,人们已经作了多方面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可以肯定,历史学意义的三国文化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或曰扩展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

  政治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承先启后的阶段,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纷纭复杂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魏、蜀、吴三国的开创者曹操、刘备、孙权及诸葛亮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审时度势、内政外交、识才用才等方面,对后人极富启迪意义。在制度建设上,这一时期确立的三省制、州郡县三级政区制、九品中正制等等,对后世影响极大。

  军事方面。这一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乃是中国军事史上的杰出范例;诸葛亮平定南方之举、邓艾灭蜀之役、西晋灭吴之战,亦各见其妙。瞬息万变的征战杀伐,孕育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他们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韬略计谋,一直被后人效法和吸取。实战的需要,使军队编制、人员装备、军事技术等有了新的进步。

  经济方面。在三国鼎立形成以后,曾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纺织、冶金、盐业、交通、航运等等,或取得新的经验,或有了较大发展。曹魏的屯田制、蜀汉对丝绸业的振兴、孙吴对江南地区的开发,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生产力的发展,既是消除分裂,实现重新统一的内在要求,又为重新统一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有的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有的还存在若干空白,尚待人们认识和发掘,这里不拟多加阐说。毋庸置疑,历史文化学意义的三国文化概念也可以成立,同样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上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虽然范畴的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把问题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认为三国文化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只是对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广狭不一而已。尽管它们有充分的理由自立,而且有足够的内容可供研究,并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历史依据;然而,对于许多实际存在的三国文化现象,它们却难以作出完整的说明。这就需要谈到第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了。

  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不过,对于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一语,我想略加补充,改为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比之前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

  就拿人们熟知的诸葛亮崇拜现象来说吧。历史人物诸葛亮,确实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军事家,他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清正廉明,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仅在当时极被敬重,而且在后世深受推许。不过,客观地说,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当有限的,就历史功绩、历史地位而言,数千年中国史上超过诸葛亮的政治家、军事家至少可以举出几十个;然而,要论在亿万人民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文武周公姜尚管仲也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罢,谁也比不上诸葛亮。原因何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民间传说故事的世代讲述,由于唐、宋、元通俗文艺的多方刻画,特别是由于《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由于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反复渲染和广泛传播,才使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丰满,越来越美好,家喻户晓,倍受热爱。这样的诸葛亮形象,与历史人物诸葛亮虽有联系,但已有了很大距离。正是由于文学艺术对史实的融合、改造和创新,由于广大民众伦理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渗透,使诸葛亮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再看风行海内外的关羽崇拜现象。历史上的关羽,号称万人敌,确是一员虎将、勇将或名将;然而,他还算不上军事家。就历史功绩而言,历代超过他的名将比比皆是,如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统帅郭子仪,功劳就比他大得多。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关羽的地位却凌驾于所有武将之上,在清代还高于诸葛亮,甚至高于万世师表孔子。其原因,除了历代统治者的层层褒扬和极力抬高之外,《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故事的美化与渲染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人印象中的关羽的赫赫战功,相当大一部分,如温酒斩华雄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斩蔡阳等,都是《三国演义》虚构的),而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等艺术品种,又不断地强化关羽的超人形象,各种宗教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神化关羽。正是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把关羽推上了神的高位,让芸芸众生顶礼膜拜。这样一个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实在相去甚远,只能用大文化的观点来诠释。

  三国文化的宽泛性,也表现在众多的三国遗迹上。根据我的初步统计,全国至少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留存有三国遗迹,总数多达几百处。这些遗迹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少数由三国时期遗存至今的古迹,如许昌的曹魏故城遗址、南京的石头城遗址和成都的刘备惠陵等墓葬。

第二类,虽然出自三国历史,或与三国史实大致相符,但或多或少渗入了《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内容。比如大名鼎鼎的成都武侯祠,被公认为最有影响的三国遗迹,但它并非三国时期的旧物,而是始建于公元四世纪的成汉时期的纪念性祠庙,以后历代又迭经兴革补充,我们今天看到的则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重修;祠中人物塑像的设置介绍和有关陈列虽然基本上依据三国历史,但人物的造型、服饰、兵器则显然受到《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曲的影响。这类遗迹,在全部三国遗迹中占了很大比重。

第三类,虽有一点历史的因子,却因《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影响而与史实大相径庭,甚至面目全非。如四川广元被称为汉将军关索夫人鲍三娘墓,经考古鉴定,确系东汉晚期墓葬,但关索和鲍三娘却是民间三国传说虚构的人物,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就很有代表性。

第四类,出自对史实的附会,或者纯系《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产物。例如江苏镇江的甘露寺始建于唐代,却因《三国演义》中甘露寺相亲的动人情节而被视为有名的三国遗迹;又如历史上的诸葛亮南征时并未进入永昌郡(治所不韦县,即今云南保山市),但当地却长期流传有关诸葛亮南征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建起了武侯祠,一千多年来屡毁屡建,至今犹存。四川、陕西、湖北、云南等省,因《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而形成的三国遗迹,随处可见。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国遗迹,大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国时期的遗迹,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尽管它们不能与三国历史划等号,但却寄托了历代人民对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追慕和缅怀,表现了人们的爱憎、理想和愿望;它们的形成演变本身,也已成为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灵变迁的历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研究价值。

  因此,从大文化的广阔视野进行观照,人们所说的三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世代累积型的文化,它是漫长历史时期中民众心理的结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各地也广泛传播。

  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分别提出了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或称关公文化)、《三国演义》文化等命题,并运用大文化的观点对这些命题作了论述,有的论述还相当精彩。随着研究的发展,这些命题已经得到学术界许多同行的认可。它们在内涵上时有交叉,均可视为广义的三国文化的分支。

  上述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每一个都可以分别进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但相对而言,我们不妨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正因为这样,这三种概念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围绕着同一个圆心,层递扩大其范畴。这个圆心,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的基本内核;层递扩大的范畴,就是其发展、演变、吸纳、衍生的方方面面。这里当然不存在简单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问题,就象江河的源与流:万里长江,其源头只是几条纤细的小溪,但没有这源头便没有万里长江;然而,仅仅靠这几条小溪,而不融汇百川,也决不会形成浩浩长江,奔腾到海!所以,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其实共同承担着阐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如果对这种辩证关系缺乏清醒的认识,过于拘守传统的史学角度,否定和排斥各种衍生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作茧自缚,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明确了这一点,在研究三国文化时经常感到的历史与文学既密不可分,又不断打架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事实上,199111月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四川大学、四川省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让来自史学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与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共聚一堂,这本身就是对三国文化的宽泛性的肯定。同样,19935月在浙江富阳举行的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富阳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也是由《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三国史研究专家和从事三国题材创作的艺术家共同出席。这雄辩地证明,文学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这两大方面军正在逐步会合于广义三国文化这面旗帜之下。这自然是令人十分高兴的。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强调指出:三国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直到今天,它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今天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之旅、三国故事新编,等等,不仅是三国文化的载体,而且是对三国文化的丰富和补充。人们对三国文化的种种诠释、研究和应用,同样也延续和发展着三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将伴随我们走向未来,再创辉煌……

 


加入『國際道家粉絲團』!!
 
站內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