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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軸心時代”或將到來 :論儒學的復興
作者是 湯一介院長   

 

新軸心時代”或將到來 :論儒學的復興

 

 

 

2009年9月24日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

第一屆國學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代表人:湯一介院長

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四屆會員大會論文

 來源:人民網-文化頻道

 

 

 

 

    (一)

 

    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民族復興的進程之中,民族的復興必然與民族文化的復興相關聯,在我國歷史上雖說是由儒、道、釋三家構成中華文化,但儒學卻一直曾居於主流地位,影響著我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學的復興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是分不開的,這是由歷史原因形成的。儒學自孔子起就自覺地繼承著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從歷史上看它曾是中華民族發育、成長的根,我們沒有可能把這個根子斬斷。如果我們人為地把中國民族曾經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子斬斷,那麼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沒有希望了。因此,我們隻能適時地在傳承這個文化命脈的基礎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國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在21世紀儒學作為一種精神文化在中國、甚至在世界(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將會有新的發展。為什麼儒學會有一個新的發展?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經濟的原因,但與“西學”(主要指作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學等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所進行的全方位的沖擊有著密切的關系。正是由於“西學”對中國文化的沖擊,使得我們得到對自身文化傳統有個自我反省的機會。我們逐漸知道,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應該發揚什麼和應該拋棄什麼以及應該吸收什麼。因而在長達一百多年中,我們中國人在努力學習、吸收和消化“西學”,這為儒學從傳統走向現代奠定了基礎。新的現代儒學必須是能為當前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前景提供有意義的精神力量的儒學,應該是有益於促進各國人民團結、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處的大家庭的儒學。新的現代儒學必是“反本開新”的儒學,“反本”才能“開新”,“反本”更重要的是為了開新。

 

 

(二)

 

    從當今世界處於全球化的形勢下,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現了對“新軸心時代”的呼喚,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對古代思想智慧的溫習與發掘,回顧我們文化發展的源頭。關於“軸心時代”的觀念是由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1864-1920)提出的。他認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臘、以色列、印度、中國、古波斯都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羅亞斯特,等等,形成了不同文化傳統。這些文化起初並沒有互相影響,都是獨立發展起來的。這些文化傳統經過2000多年的發展,在相互影響中已成為人類文明的共同精神財富。雅斯貝爾斯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 例如,我們知道,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頭古希臘,而使歐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輝,而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的宋明理學(新儒學)在印度佛教文化的沖擊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反求之六經”,再次回歸先秦孔孟而把中國儒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並對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的文化發生過重大影響。

 

 

    在人類社會進入新千年之際,人類文化是否會有新的飛躍?雅斯貝爾斯為什麼特別提到中國、印度和西方對軸心期的回憶,或曰“復興”的問題?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文化又有一次“復興”的機會?我認為,答案應是肯定的。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國學熱”的興起,可以說預示著,我們正在從傳統中找尋精神力量,以便創造新的中華文化。自上個世紀末,我國學術界出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重視的趨勢,而進入21世紀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潮流,“讀經”、“讀古典詩詞”恢復優良的道德教化傳統,蔚然成風,不少中小學設有讀《三字經》、《弟子規》、《論語》等等的有關課程內容。許多大學生建立了國學院,孔子學院,開設了多門與儒學有關的課程。社會各階層、團體、社區也辦起了讀古代經典的講習班和講座。眾多的企業家在學習誦讀儒家經典,希望把他們的企業辦成以儒家倫理指導的新型企業。特別是胡錦濤總書記在17大中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將有力地推動中華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還必須注意的是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的同時,對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更加關注和有較深地研究了。他們知道,中國文化必須在傳承中更新,這樣中國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復興”,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因此,我們期待著和各國的學者一起為建設全球化形勢下文化上的“新軸心時代”的早日到來而努力。在歐洲,經過解構性的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出現了以過程哲學為基礎的“建構性的后現代主義”,他們認為:“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對解構性的后現代主義的立場持批判態度,……以建構一個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視和關心的后現代世界。” 建構性的后現代主義認為,在嶄新的時代,每個人的權利都獲得尊重,如果說第一次啟蒙的口號是“解放自我”,那麼新世紀的第二次啟蒙的口號則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別。他們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體”的宇宙有機整體觀,以此反對“現代二元論的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裡夫金在他的《歐洲夢》中強調,在嶄新的時代,每個人的權力都獲得尊重,文化的差異受到歡迎,每個人都在地球可以維持的范圍內享受著高質量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類生活在安定與和諧之中。 因此,他們認為,必須對自身的前現代傳統某些觀念加以重視,要重視兩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1947年取得了獨立。在她爭取獨立的過程中,許多民族運動的領袖都把印度的傳統思想作為一種精神武器。早在上個世紀中期印度思想家戈爾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須建立強大的印度教國家,他特別強調“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1985年國大黨的“誕生是印度民族團結和復興的標志”。他們認為,隻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熱忱和宗教精神注入到政治中,才是印度覺醒和復興的必要條件。因此,印度民族的復興必須依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傳統。在進入21世紀,印度國大黨連續取得選舉的勝利,印度社會“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歷史、種族、語言和其他親緣關系所結合起來的同質民族。”這有力地說明印度正是“新軸心時代”興起的一個重鎮。 這是不是可以說,在全球化的情況下,中國、印度和歐洲都處在一個新的變革時期,他們都將再一次得到了“復興”的機會?我認為,雅期貝爾斯的看法是有遠見的。這裡,我必須說明,我並沒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樣將會得到“復興”的機會,如拉美、北非等等,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印度、歐洲(歐盟)的“復興”很可能預示著“新軸心時代”的到來。

 

 

三)

 

    我們特別要注意到,在本世紀初,我國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這將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會對人類社會健康合理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我們知道,“和諧”是儒學的中心觀念,在我國傳統儒學中包含著“和諧社會”的理想以及可以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大量的有意義的思想資源。《禮記?禮運》的“大國”思想可以說為中華民族勾畫出一幅“和諧社會”的藍圖。《論語》中的“禮之用,和為貴”,這就是說“和諧”將會對調節人們社會生活起著最重要的作用﹔而“和而不同”又可以為不同民族和國家的“和平共處”提供了理據。特別是《周易》中的“太和”觀念經過歷代儒學思想家的發揮,已具有“普遍和諧”的意義,這就是說,“和諧”應該包含“人與自然”、“人與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人的自我身心內外”等諸多方面的“和諧”,才可以稱為“普遍和諧”。所以王夫之說“太和”是“和之至”,“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諧”,如此等等,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

 

 

    為什麼,我們國家在21世紀初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理想?我認為,這是我國的領導人和廣大學術界有見於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大的轉折關頭。我們可以看到當今人類社會正處在十分不和諧的情態之中,有許多人類社會要面對的共同問題。近兩百多年來,由於對自然界無量的開發,殘酷的掠奪,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由於人們片面物質利益的追求和權力欲望的無限的膨脹,造成了人與人之間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以至於殘酷的戰爭。由於過分注重金錢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調,人類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為一種社會病。因此,當前人類迫切需要解決,甚至今后還要長期不斷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或者說“人與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以及“人自我身心”之間的種種矛盾問題,這些無疑是人類面臨的最重大課題,其中人們必須對當前存在的問題要有自我覺醒。針對上面說到的三大矛盾,我們認為,儒學可以為當今人類社會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資源。當然,必須注意,我並無意說,上述三大矛盾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決,真正的較完滿的解決還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斷的在實踐中創造新的理論來逐步解決。但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儒家思想可以無疑為解決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參照的智慧。

 

 

四)

 

    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觀念將會為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提供有意義的思想資源。《郭店楚簡?語叢一》中說:“易,所以合天道人道也。”這是說,《周易》是一部會通“天道”、“人道”所以然道理的書,也就是說它是一部講“天人合一”的書。對於如何了解“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有段話很重要,他說:“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於天﹔即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天”離不開“人”,“人”也離不開“天”。人初產生時,雖然得之於天,但是一旦有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來彰顯,即“人”對“天”就有了責任。“天人合一”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思維模式,它要求人們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對立的,這是由於“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壞“天”就是對“人”自身的破壞,“人”就要受到懲罰。因此,“天人合一”學說認為,“知天”(認識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和“畏天”(對“自然”應有所敬畏,要把保護自然作為一種神聖的責任)是統一的。 “知天”而不“畏天”,就會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機的生生不息的剛健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會把“天”看成外在於“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自然)的恩惠。所以“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應擔當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負責任地保護自然的使命。“天人合一”這種思維模式和理念應該說可以為解決當前“生態危機”提供某些有意義的資源。

 

 

    “人我合一”(同人我)的觀念將會為解決“人與人(社會)”之間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義的思想資源。“人我合一”是說在“自我”和“他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即不離的內在關系。為什麼“自我”和“他人”之間存在著相即不離的內在關系?《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中說:“道始於情”。人世間的道理(人道)是由情感開始的,這正是孔子“仁學”的出發點。孔子的弟子樊遲問“仁”,孔子回答說:“愛人”。這種愛人的品質由何而來呢?《中庸》引孔子的話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愛”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愛自己的親人是最根本的。但孔子的儒家認為“仁愛”不能停留在只是愛自己的親人,而應該由“親親”擴大到“仁民”以及“愛物”。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把愛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愛”擴大到對別的國家、別的民族的愛,那麼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嗎?把“親親”擴大到“仁民”,就是要行“仁政”。我想,我們今天要建設“和諧社會”,首要之事就是要使我們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固定的產業,要愛老百姓要像愛自己的父母、親人一樣。就全人類說,就是要使各國、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擁有其應有的資源和財富,強國不能掠奪別國的資源和財富以推行強權政治。所以“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愛護和相互尊重的“人我合一”思想對建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應是有重要意義的。

 

 

    “身心合一”(一內外)將會為調節自我身心內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義的思想資源。“身心合一”是說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之間存在著一種相即不離的和諧關系。儒家認為達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中說:“聞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說,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就應該反求諸己,這就是“修身”。所以《大學》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如果一個社會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之以有道德修養的人來管理這個社會,社會上的人都能“以修身為本”,那麼這個社會也許就可以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世界就可以成為一個“和諧的世界”了。

 

 

    在儒家看,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自我身心內外”的種種矛盾其中“人”是關鍵。因為,隻有人才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不是我們可以說,當今人類社會遇到的問題,儒學可以為其提供某些有意義的思想資源?善於利用儒學資源來解決當今人類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是不是可以說為儒學的復興提供了機會?當然,我們必須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並不十全十美的,它並不能全盤解決當今人類社會存在的諸多復雜問題,它隻能給我們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價值的理念(如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等的理念),啟發我們用儒學的思維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給這些思想資源以適應現代社會和人類社會發展前途新詮釋的基礎上,為建設和諧的人類社會作出它可能作出的貢獻。

 

 

    司馬遷說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者,未必盡同”是很有道理的名言。我們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來治亂興衰的道理,把它作一面鏡子,但是古今不一定都相同,需要以我們的智慧在傳承前人有價值的思想中不斷創新。因此,我們今天的任務是對自古以來的有價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進行現代詮釋,創造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新學說、新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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