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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孝经》学论析
作者是 舒大刚教授   

朱熹的《孝经》学论析

四川大学教授    舒大刚

《孝经》是教孝之书,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之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即使是贤达如朱子者也不例外。据《宋史》本传载,朱熹少时“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后来他成为理学大师后,也极为提倡“学行”结合,注重蒙学与修身,认为:“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事亲必于孝、事长必于弟,孝、弟自是道理合当如此。”黎靖德等《朱子语类》卷八。对少年启蒙教育,他主张“孝弟博学”朱熹《小学》卷一。,故撰《小学》、《家礼》等书为之倡始。所有这些,与他少年时代所接受的《孝经》之教不无关系。可到他成名之后,却对《孝经》持怀疑态度了,淳熙十三年(1186),年57岁主管华州云台观的朱子作《孝经刊误》,将《孝经》调整为“经一章、传十四章”,还删《孝经》文字220余字,首开删改《孝经》之风,对后世影响极大,“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四库全书总目》)。这里,欲对朱熹怀疑《孝经》学观点进行审察,希望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朱熹的《孝经》学思想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思想深邃,勤于著述,成果极多,主要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平生语言论及文牍,后人编为《朱子语类》及《朱文公集》,后世称“朱子”而不名焉。朱子对《孝经》也颇多论说,在《孝经》学史上具有很大影响。
 首先,朱子怀疑《孝经》文字的经典性和可靠性,说是后人伪作。他说:
 “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亦以为此书多出后人傅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又窃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也。”(《孝经刊误》)
 又说:
 “余尝为沙随言《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殊非《大学》、《中庸》二传之俦也。程丈报书云:‘吾尝闻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览其手书遗论,因记其语于后云。(《孝经》论)”朱熹《跋程沙随帖》,《晦庵集》卷八四。
 又说:
 “见程沙随说,向时汪端明亦尝疑此书是后人伪为者。”(《语类》卷八二)
 朱熹告诉我们,他怀疑《孝经》是由于受衡山胡侍郎、玉山汪端明、沙随程可久的启发和鼓励。胡、汪二人怀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说《孝经》文字“多出后人傅会”,也就是说《孝经》非出(或者说非尽出)圣人之手,这就为他开启了怀疑和删改《孝经》的端口。
 朱熹为实现其改编经典的目的,说《孝经》只有前面一段是孔子、曾子师徒当时问对,后面都出于后人依托。他指出,《孝经》自“仲尼闲居”至“未之有也”:
 “此一节,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也。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乃《孝经》之传也。……盖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中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结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孝经刊误》)
 有弟子问:“《孝经》一书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为理会过?”他答:“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语类》卷八二)
 不仅整部《孝经》不是孔子、曾子的作品,就是他所认为属于孔、曾师徒的所谓“经”的部分,也不纯粹是孔子、曾子的原话。他说:
 “窃尝考之,传文固多傅会,而经文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之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孝经刊误》)
 朱熹认为,《孝经》“传文”有很多附会之说,而且“经文”也有不少“离析”、“增加”之处,这些属于孔、曾问对的“经”也曾被“后人妄分以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使其文意分断间隔,而读者不复得见圣言全体大义,为害不细。”(《刊误》)也就是说,《孝经》不仅其“传”非真,即使是首段之“经”也不是本来面目,也被后人搞乱了,其中所引《书》一处、引《诗》四处,以及“子曰”一处,都是后人胡乱添加的,是原本所没有的。由于这些添加,遂使原来文气受到扞格,原有语意不太连贯了。可是,自汉以来,诸儒不知其非,还相信《孝经》是“孔子之所自著”,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说,《孝经》被支离的“经”文基本上还是孔、曾原意,还具有指导意义的话,那么“传”文部分就简直是后人缀拾旧文拼造的赝鼎了。即使是北宋文献学家司马光、范祖禹都认为“其书最真”、最为“近古”的《古文孝经》,朱熹也认为不可信:
 “《古文孝经》亦有可疑处。自《天子章》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与曾子说底通为一段。只逐章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一段文义都活。自此后却似不晓事人写出来,多是《左传》中语。如‘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季文子之辞。却云‘虽得之,君子所不贵’,不知论孝,却得个甚底?全无交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加载《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只是杂史传中胡乱写出来,全无义理,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又曰胡氏疑是乐正子春所作,乐正子春自细腻,却不如此说。”(《语类》卷八二)
 又说《孝经》“其中煞有《左传》及《国语》中言语”。有人怀疑“莫是《左氏》引《孝经》中言语否”?朱熹断然否决:“不然。其言在《左氏传》、《国语》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经》中却不成文理。”(《语类》卷八二)
 他说《三才章》“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义’,皆是《春秋左氏传》所载子太叔为赵简子道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而文势反不若彼之通贯,条目反不若彼之完备。明此袭彼,非彼取此无疑也。”并加自注:子产曰:“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云云。“其下便陈天明、地性之目,与其所以则之、因之之实,然后简子赞之曰:‘甚哉,礼之大也。’首尾通贯,节目详备,与此不同。”(《孝经刊误》)
 又指出《圣治章》“‘悖礼’以上皆格言,但‘以顺则逆’以下,则又杂取《左传》所载季文子、北宫文子之言,与此上文既不相应,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论子产之语。”
 又指出《事君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亦《左传》所载士贞子语。”
 又说《孝经》传文部分有许多残章短句,不成文字:“《孝经》只有前一段,后皆云《广至德》、《广要道》,都是凑合来演说前意。但其文多不全,只是《谏诤》、《五刑》、《丧亲》三篇,稍是全文。”(《语类》卷八二)
 此外,朱熹还从文理是否对应上来考察《孝经》真伪。说《孝治章》“子曰昔者”至“四国顺之”:“此一节释‘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之意,为传之四章。其言虽善,而亦非经文之正意,盖经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说《孝治章》是申说“经文”“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可是经传的文章并不十分对应,“经”文讲先王推行“至德要道”的孝达到了“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效果,孝是本体,和是效果;而“传”文却说“明王之以孝之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君”云云,“是以天下和平”云云,是以和为目的,而孝为手段。二者微有差别。
 又说《圣治章》是“释‘孝,德之本’之意”,可是前面一段讲“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后面的主题就变了:“其曰‘故亲生之膝下’以下,意却亲切,但与上文不属,而与下章相近,故今文连下二章为一章。”
 又说《事君章》章次有误,说此章“子曰君子事上”至“何日忘之”本是“释‘中于事君’之意,当为传之九章(或云宜为十一章),因上章‘争臣’而误属于此耳。”
 针对朱子“《孝经》是后人缀缉”之说,当时就有人指出:“此与《尚书》同出孔壁。”朱子却用不合于理来予以否定:“自古如此说。且要理会道理是与不是。”(《语类》卷八二)在他看来,不管文献出自何处,是否可信,而要看文献所说“是与不是”,其实就是合不合乎他的所谓“理”!《四库全书总目》曾谈汉、宋二家之别说:“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朱熹正是“宋儒”中“以理断经”、“以理改经”的典型。
 如对《三才章》,他先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一句“与上文不相属”,所以司马光作《指解》时“改‘教’为‘孝’”,于理“乃得粗通”。可是下文所谓“德义敬让、礼乐好恶”一句,却又与此句文理“不相应”,于是怀疑这两句是“裂取他书之成文而强加装缀”,只是他不晓得的出处罢了。他进一步审察说,前段这些文字,其“文虽非是,而理犹可通”,所以不用删削,“存之无害”。至于接下来的后面一段,却文、理皆差矣:“文既可疑,而谓‘圣人见孝可以化民’而后‘以身先之’,于理又已悖矣”。所以他主张要将其彻底删除掉。
 他特别指摘的是《圣治章》启人僭乱之心:“但‘严父配天’,本因论武王、周公之事,而赞美其孝之词,非谓凡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为大者,本自有亲切处,而非此之谓乎?若必如此而后为孝,则是使为人臣子者,皆有‘今将’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矣。作传者但见其论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为天下之通训,读者详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又说:“如‘配天’等说,亦不是圣人说孝来历,岂有人人皆可以配天,岂有必配天斯可以为孝?”(《语类》卷八二)
 经他这样一解,《孝经》一书岂不是叫人为了尽孝而造反?所以他直指《孝经》与《孔丛子》一样都是“伪书”:“《孔丛子》亦伪书,而多用《左氏》语者,但《孝经》相传已久,盖出于汉初《左氏》未盛行之时,不知何世何人为之也?”(《刊误》)
 经他这一番怀疑,《孝经》简直就是东拉西扯、东拼西凑、颠三倒四、不成文章的东西,不仅抄袭旧文、语法杂乱、义理不通,而且出自后人依托,几无价值可言,甚至连公认的文献丛抄之书《礼记》也不如:
 “如《礼记》煞有好处,可附于《孝经》。贺孙问:‘恐后人凑合成《孝经》时,亦未必见《礼记》。如《曲礼》、《少仪》之类,犹是说礼节。若《祭义》后面,许多说孝处,说得极好,岂不可为《孝经》?’曰:‘然。今看《孝经》中,有得一段似这个否?’”(《语类》卷八二)
 二、朱熹对《孝经》的“刊误”
 朱熹由于对《孝经》的原始性和可信性极度怀疑,所以他在研究《孝经》时不是以阐发其中的教孝思想为目的,而是要大刀阔斧地砍削《孝经》、改编《孝经》。朱熹《孝经》学代表作《孝经刊误》,不是《孝经》训解,而系《孝经》改本,他“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四库全书总目》),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擅自删改《孝经》的始作俑者。
 他将《孝经》篇首自“仲尼闲居”至“未之有也”,即《开宗明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庶人》、《孝平》七章(今文则《庶人》与《孝平》合一,只六章),合为一章,以为“所谓《孝经》者,其本文止如此”,只有这一大段才是“夫子、曾子问答之言”,其余都是《孝经》的“传”,是后人“杂引传记以释经文”而成的。
 又以为“经”文中也“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如“妄分以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诗》《书》之文”等等。故他作此书时,“定此六、七章者合为一章”,又“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一、引《诗》者四,凡六十一字”,以为如此才是“经文之旧”。
 自“曾子曰甚哉”至“民俱尔瞻”(即《三才章》)以下共十四章“皆传文”。朱熹经过审察,一一指出十四章所“传”对应的“经”文,该移居哪一个章次,或指出哪一句不可靠、有抄袭,应当删除或调整,等等。如:
 说《三才章》“盖释‘以顺天下’之意”;其章次,则“当为传之三章”,而今却居传的第一章,盖“失其次矣”。又指出“其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又与上文不相属”,又与“下文”“不相应”,怀疑是“裂取他书之成文”,特别是“后段”“于理又悖”;“所引《诗》亦不亲切”。凭着这些感觉,于是“定‘先王见教以下’凡六十九字,并删去”。
 又指出“子曰昔者”至“四国顺之”(即《孝治章》),“此一节释‘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之意,为传之四章”。可是:“其言虽善,而亦非经文之正意。”只因“引《诗》亦无甚失,且其下文语已更端,无所隔碍。故今且得仍旧耳”。
 至于“曾子曰敢问”至“所因者本也”(即《圣治章》前半),乃“释‘孝德之本’之意”,为“传之五章也”。但“严父配天”一句却有问题,将“使为人臣子者,皆有‘今将’之心”,不可以“为天下之通训”。至于“故亲生之膝下”以下,“与上文不属,而与下章相近”,“当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别为一章”。
 自“子曰父子之道”至“其仪不忒”(即今文《圣治章》后半、日传本《父母生绩》、《孝优劣》二章),乃“释‘教之所由生’之意,传之六章也”。又本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以下,古文于句首加“子曰”二字别为一章,今文与上合为一章,无“子曰”而有“故”字。朱熹认为:“《古文孝经》有不似今文顺者,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三,恐不是。”(《语类》卷八二)故分章当从古文,文字当从今文。又指出“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句意不完整,怀疑“‘君臣之义’之下,则又当有断简焉”,只是“不能知其为何字也”。又说“以顺则逆”以下,是杂取《左传》,“与此上文既不相应”,“今删去,凡九十字”。
 自“子曰孝子之事亲”至“犹为不孝”(即《纪孝行章》),乃“释‘始于事亲’及‘不敢毁伤’之意,乃传之七章,乃格言”。
 “子曰五刑”至“大乱之道也”(即《五刑章》):“此一节,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系于此,乃传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至“此之谓要道”(即《广要道章》):“此一节释‘要道’之意,当为传之二章。”不知何故篡至于此?
 “子曰君子之教”至“其大者乎”(即《广至德章》):“此一节,释‘至德’‘以顺天下’之意,当为传之首章。然所论‘至德’语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至“无思不服”(即《感应章》):“此一节,释‘天子之孝’,有格言焉,当为传之十章(或云宜为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亲”至“于后世矣”(即《广扬名章》):“此一节,释‘立身扬名’及‘士之孝’,传之十一章也(或云宜为九章)。”
 “子曰闺门”至“徒役也”(即《闺门章》):“此一节,因上章三‘可移’而言,传之十二章也。严父,孝也;严兄,悌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为十章)。”
 至于“曾子曰若乎”至“焉得为孝乎”(即《谏诤章》),因义无所系,不能指出具体对应章节:“此不解经而别发一义,宜为传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至“何日忘之”(即《事君章》):“此一节,释‘中于事君’之意,当为传之九章(或云宜为十一章)。因上章‘争臣’而误属于此耳。”其中“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一句,也是《左传》中有的,只因他认为“于文理无害”,其“引《诗》亦足以发明‘移孝事君’之意”,故幸免于删,“今并存之”。
 最后一章:“子曰君子之丧亲”至“事亲终矣”(即《丧亲章》),也是义无所系,故以为“传之十四章”。并说:此章“亦不解经,而别发一义,其语尤精约也。”
 朱熹之所以如此大胆地删改《孝经》,因为在他眼中,“《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著。但说得孝之效如此,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说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亲切。”(《语类》卷八二)《孝经》既然“非圣人之言”,不是圣经,甚至也不是贤传,而是浅人伪托的假货,连小学生“作业”都不如!于是他想怎么批改就怎么批改,想怎么删节就怎么删节,想怎么评点就怎么评点,想怎么调整就怎么调整!
 三、朱熹《孝经》学说论析
 《孝经刊误》撰成后,即因作者朱熹的大名备受学人关注和追捧。据魏了翁说:“朱文公尝著《孝经刊误》,公之子在尝举元稿以遗余,余既锓梓与学士共之。史庆长又以告予曰:‘昔者绳祖尝集先正名贤《孝经》批注,今愿得《刊误》为之章指。’余举以畀之,俾得汇次成编。则又以黄直卿《孝经本旨》,及其所辑洙泗论孝合为一书。” 魏了翁《题史绳祖孝经》,《鹤山集》卷六五。可见,《孝经刊误》曾由其子朱在授予魏了翁,魏了翁曾予刊刻。史绳祖撰集“先正名贤《孝经》批注”时,又从魏了翁处得《刊误》“为之章旨”。后人编辑《晦庵集》,又将《刊误》收入第六六卷之中,后来《刊误》遂有单行本和文集本两种。
 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对其也称赞有加,但又告诫人们不可为法:“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陆秀夫在馆阁时得《刊误》,读之赞不绝口,遂与“在馆诸同志”仿朱子之议,将《孝经》作了真正删削和调整。其《后序》曰:“既入仕,滥次西藏勾当,得朱元晦《刊误》一篇而玩味之,夫然后心目之开朗,欣然若有所得。” 陆秀夫《孝经刊误后序》,《宋左丞相陆公文集》卷三、《经义考》卷二二六。“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四库全书总目》),如宋之黄榦《孝经本旨》、史绳祖《孝经解》、冯椅《古孝经辑注》及《古文孝经解》;元之董鼎《孝经大义》、吴澄《孝经定本》;明则有项霦《孝经述注》、孙蕡《孝经集善》、孙本《古文孝经解意》、潘府《孝经正误》;清有周春《中文孝经》、张星徽《孝经集解》、任启运《孝经章句》、林愈蕃《孝经刊误要义》等等,可谓趋之若鹜。元代以下的《孝经》研究,在文本上几成将《孝经》改得面目全非的《刊误》本的一统天下!
 然而今天观之,朱熹怀疑和删改《孝经》的种种作法,实有可议之处。
 首先是擅疑、擅改经典,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儒学传统。对朱熹篡乱古经的作法,历史上曾有人提出过批评。柴绍炳曰:“《春秋》‘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类,以其传疑,未尝辄加增损。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删订经文,二程改《大学》,朱子作《孝经刊误》,将旧文并省,分属经传,而删其句字。夫仲尼不敢改鲁史,而程、朱改《大学》、《孝经》,此等事,姑听先儒自为之,勿可效也。”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五六程颐《大学定本》条引。以孔子修《春秋》“疑以阙疑”、“信以传信”的精神,来批评“程、朱改《大学》、《孝经》”之妄为,以为“勿可效也”。朱彝尊也批评说:“按自汉以来,说经家鲜有移易经文片言者,移之自二程子《大学》始也。自汉以来注疏家,莫能删削经文只字者,删之自朱子《孝经刊误》始也。”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六朱熹《孝经刊误》后按语。指出程、朱擅自移易、删改经文,大有非圣侮经之恶习!
 对于《孝经》文字的删定,在朱熹之前曾有三次,一是刘向。《隋书·经籍志》说:“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二是唐玄宗注《庶人章》“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删掉“己”字。三是司马光将《三才章》“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之“教”改为“孝”。历考三次所改,情形各自不同。刘向是用颜本今文校对壁中古文,是有版本依据的。玄宗所改,有古文本为依据。司马光所改但凭理据,但只是个别字词,未及篇卷。至于朱熹《刊误》,则大砍狂删,伤筋动骨,改字不足,遂及章次;移易不足,遂删篇段,使《孝经》无复完书,何况圣经!
 其次,朱熹自称疑经有所师承,纯属子虚乌有。前引朱子语说,他怀疑《孝经》是受衡山胡侍郎、玉山汪端明,还有程沙随的影响和启发,我们在现存上述三人的文献中并没有发现相关证据。
 衡山胡侍郎即胡寅,宋高宗时为礼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论语详说》,世所不传,内容无考,其中是否有“疑《孝经》”之说尚难断定。《斐然集》只讨论《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的时代性以及明堂是否为祭祀场所问题胡寅《零陵郡学策问》,《斐然集》卷二九。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于“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下按语:“胡宏高宗时为礼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峰论语指南》一卷。”乃误以胡宏当胡寅(蔡方鹿先生《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页480亦有辨析)。胡宏、胡寅俱胡安国子,宏有《五峰集》。集中有宏《与彪德美》书:“又天帝精义,须自有说,但恐思之未至耳,不可便以《孝经》之言为不是,须反复思索可也。禘喾、郊稷,却似无可疑者。”可见在“郊祀配天”、“宗祀配帝”问题上,胡宏亦反对“以《孝经》之言为不是”。,并无其他怀疑之语。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引“致堂谓:‘《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说明他还是承认《孝经》思想源自孔子,而笔录于曾子之弟子的。
 沙随程可久,即程迥,字可久,宁陵沙随人。玉山汪端明,即汪应辰,玉山人,孝宗时为端明殿学士。现存的程、汪二人著述,也不见有怀疑《孝经》“多出后人附会”之语。朱熹《晦庵别集》卷二“与程沙随可久书”:“《孝经》妄意所疑,不谓汪丈亦有此说。近亦条具数处,并俟后便拜呈也。”题下注:“以下沙随之孙仲熊家藏。”此件插入此语,前后俱无粘连,其可靠性甚为可疑。汪应辰《文定集》有《跋李伯时孝经图》:“汉石建以驯行孝谨为齐相国,齐国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谓‘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也。况于圣人乎?” 汪应辰《跋李伯时孝经图》,《文定集》卷一二。他推崇《孝经》之教,从中看不出半点否定《孝经》的意思。
 可见,朱熹之托言“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者,恐非事实,馆臣揭露“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于改经,故托之胡宏(当作胡寅)、汪应辰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当得其隐情。
 其三,关于《孝经》引《诗》《书》问题。朱子怀疑《孝经》文字非古,谓《孝经》引《诗》《书》为后人添加。其实,称引《诗》《书》,这是先秦、西汉文献的传统,《礼记》中《大学》、《中庸》、《坊记》、《表记》、《缁衣》等以及《韩诗外传》等皆是如此,并非后来兴起。皮锡瑞指出:“《汉书·匡衡传》衡上疏曰:‘《大雅》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考《御览》引《鉤命决》曰:‘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开号,列曾子以示撰,辅《诗》《书》以合谋。’讳书之传最古,其说如此。匡衡之疏尤足证引《诗》为证,为圣经之旧,非后人所增窜。《孝经》每章必引《诗》《书》,正与《大学》、《中庸》、《坊记》、《表记》、《缁衣》诸篇文法一例。朱子于《大学》、《中庸》所引《诗》《书》皆极尊信,未尝致疑,独疑《孝经》,何也?”皮锡瑞《孝经郑注疏》之《开宗明章》“大雅曰云云”疏。如果说传世《礼记》尚有后人改篡的可能,而今出土文献《缁衣》篇文法也与传本无殊,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其四,关于“严父配天”问题。《孝经》说:“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这分明是讲明“圣人”德行的最高境界也只是“孝”,并用周代礼制(郊祭、明堂)来说明这一问题。程朱理学“以理断经”,他们批驳“严父配天”之义有时到了任意曲解、无限上纲的地步。程颐说:“郊祀配天、宗庙配上帝……但《孝经》之文有可疑处。周公祭祀,当推成王为主人,则当推武王以配上帝,不当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则周公自当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一五。已开怀疑《孝经》之端。朱熹为否定《孝经》,更将“严父配天”作了别样发挥,多次说:“如‘配天’等说,亦不是圣人说孝来历,岂有人人皆可以配天,岂有必配天斯可以为孝?”当有人称赞《孝经》:“如‘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恐非圣人不能言此。”他却搬出“严父配天”来予以否决:“此两句固好,如下面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岂不害理?傥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尽孝道也,岂不启人僣乱之心?”(《语类》卷八二)
 其实,这完全是对《孝经》的曲解。司马光早就明说:“《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尊其父以配天然后为孝也。”司马光《配天议》,《传家集》卷六六。朱熹本人也曾研治“三礼”,对此制度并非不能理解。曾有人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说如何?”朱熹答:“此自是周公创立一个法如此,将文王配明堂,永为定例;以后稷郊推之,自可见。后来妄将严父之说乱了。”又有人问:“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熹答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谓之帝。”(《语类》卷八二)朱熹的这些解释都是对的,是合乎礼制和礼意的。
 同时,他也知道《孝经》举周公也是特例,不具普遍意义。弟子问“严父配天”,朱熹答曰:“‘严父’只是周公于文王如此称才是,成王便是祖,此等处尽有理会不得处。大约必是郊时是后稷配天,明堂则以文王配帝。《孝经》亦是凑合之书,不可尽信,但以义起,亦是如此。”(《语类》卷八二)
 以上这些都说明他对《孝经》的原意并不是不了解,也不是没有作出过正确的解释。只因要歪曲和否定《孝经》,便不顾自相矛盾地前后异说。
 其五,朱熹诬称《孝经》抄袭《左传》、《国语》中语,亦非事实。《左传》和《孝经》所说皆古语格言,《左传》能用,岂独《孝经》就不能用?况且《孝经》早出,行于战国之世;《左传》晚出,见于西汉之时。孰早孰晚,一目了然;孰先孰后,不辨自明。
 其六,朱熹妄将《孝经》分经分传,是以后世文章概古法。他说《孝经》前六、七章乃经,乃孔曾之所说;后面各章皆是释经之传,乃后人之缀辑。亦全无任何文献根据。首段以揭橥大义,后章乃逐次申说,此文章之基本法则,孔、曾既作为经典,自然不会只揭其义而不加说明。观《易大传》之例,故自明白。朱氏既分经传,必欲割裂经文以为解经之传,必然前后失次,经传不协。削足适履,其悲何及!
 又指《孝经》之传有传不为解经者,有先后失次,有前后不睦者,是皆自我作古,以今匡古,以己匡圣。圣人垂言为训,吐辞为经,直抒胸臆,自然得体,未尝有意为文,如何可用后世繁文巧词来规范古人呢?
 其七,朱子怀疑《孝经》,乃欲建立自家“四书”体系。《孝经》引《诗》《书》为证,朱子对之十分反感,以为是“后儒添加”,甚至是“齐鲁间陋儒所作”。可是《大学》《中庸》引《诗》《书》,他却视为当然,并不反对,说明他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是颇不一致的。同样,“以父配天”之说,在《孝经》中提出来,他时而委婉地加以解释,时而又剧烈地表示反对,也没有一定不变的态度。更有甚者,此论在《中庸》中提出来,他却是极力回护,并无并点怀疑。《中庸》说:“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正是“以天下养”的意思。弟子问:“向见先生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非圣人之言,必若此而后可以为孝,岂不启人僣乱之心?而《中庸》说舜、武王之孝,亦以‘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言之,如何?”他却回答说:“《中庸》是著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泛言人之孝,而以此为说,则不可。”(《语类》卷八二)
 同事异说,同辞异论,全以其对文献的好恶为转移。朱子之所以不疑《大学》、《中庸》而否定《孝经》,全在于要破除汉学经典体系,建立自己的“四书学”典范。他认为:“为学须是先立大本……故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语类》卷一一)因此他对汉唐儒学“当孔颖达时,未尚《孟子》,只尚《论语》《孝经》尔”(《语类》卷一九),深表不满,故必欲反其道而行之。
 他创立《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修学进德的文献体系,谓之“四书”,认为圣人立德的规模根本尽在于此,故要求学人先读此四书,即可进入圣贤堂奥。他反复强调:“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同上书卷一四)
 可是,汉唐诸儒却推尊《孝经》,他们在强调孔子所修经典时,是将《孝经》与《春秋》并列。纬书载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他们在推行儒学启蒙教育时,又是以《论语》、《孝经》并重。匡衡:“《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他们在编纂目录时,甚至将《孝经》类图书列于群书之首(王俭《七志》),等等。这些推重《孝经》的作法,显然与朱子志欲推行的“四书”教育不协,所以他要怀疑《孝经》,甚至不惜肢解《孝经》、丑化《孝经》,从而为破除“汉学”经典体系、推行自家“四书”典范扫清路径。个中缘由,学人不可以不知。
 朱子建立“四书”体系自有其历史功绩,但其通过否定《孝经》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做法却不足为训,也不足为法;后人慑于朱子大名,屈己从之,舍古经而从《刊误》,弃真从伪,习焉不察,也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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