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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为本:《论语》的核心精神
作者是 钱逊教授   

 

修身为本:《论语》的核心精神

清华大学教授      钱逊

 

近年我在许多场合提倡“读《论语》,学做人”,既提倡别人读,自己就更要读。温故而知新,在反复重读中,也有了一些新的体会。现在把它写下来,与大家分享,请大家批评。
  《论语》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过去我说是讲做人。这没有错,不过现在有进一步的认识。今天想说的就是,对《论语》精神最好的概括,是《大学》所说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政者正也——核心的政治理念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他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动乱变革之中的时代。孔子生处乱世,不满于礼崩乐坏的局面,意欲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这是孔子全部思想的出发点。
  怎样做到这一点?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
  正名,改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使社会秩序归于正常。这是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况提出的,也是孔子的基本目标。
  正名,恢复社会秩序正常,关键在正人,使人走上正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人有德而知耻,知耻而有所不为,自觉走上正道。社会秩序自然也就归于正常。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
  都是讲正人。正人中又有两方面:正人和正己。“正人先正己”。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对百姓的教育是重要的,但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位者不能以身作则,对百姓的教育就不会有效。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民风之正,全在于君子之风。君子之风正,则民风正;君子之风不正,则民风衰。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
  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孔子用一个“正”字概括。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为达到“正”的目标,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一般认为,孔子治国为政之道,核心是“为政以德”;过去本人也持这一观点。去年出版的《论语初级读本》中,仍持此说。近来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认识。孔子治国为政,核心思想应该是“政者正也”。
  “政者正也”说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为政以德”说的是“怎么做?”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比“怎么做?”更根本。治国为政做的是一件怎样的事?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一个“正”字。“为政以德”是为了达到“正”的目标所应采取的方法;“政者正也”的为政理念决定了“为政以德”的治国路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八个字概括说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为善;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预防犯罪。孔子这个主张着眼于使百姓自觉走上正道,体现了“政者正也”的理念,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主张“为政以德”,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概括说明。德和礼是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统一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孔子还把政权巩固的基础放在百姓的富足和信任上。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庶”、“富”、“教”是孔子治国的三项具体目标。在正常情况下,其先后次序是先庶,次之富,然后教化。在特殊情况下,先去兵,次去食,民信为要。即使经济困难,也一定要取信于民。百姓信任政府,就会与当政者共渡难关;失去百姓的信任,尽管还有经济基础,政权也会垮台。
  孔子“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的思想,反映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稳固,基础在人,不在物;治国的实质不是管制,更不是镇压,而是“正”;治国的手段主要不是强制,而是教化,恃德不恃力。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立足于人的完善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说,这也是整个儒学的核心思想;全部儒学,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提高每一个人的素质。现在看来,孔子的这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
  我们国家稳固的基础在哪里?
执政治国的实质是什么?掌权、执法、管人?为什么有的城管人员会滥用权力,欺凌百姓?

  我们怎样从自己做起,正人先正己?
  怎样做到道德与法制的协调发展,相辅相成?
  是亦为政——教育为治国之基础
  孔子一生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育上。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以孝悌教人,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教育亦即治国。在孔子思想里,为政和教育紧密相连。从政治方面看,他主张为政以德,把道德教化当作治国的手段和国家的重要职能。要求在位的当政者要有德;对百姓则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百姓“有耻且格”,这些都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做到,所以教育是治国的基础和重要手段。从教育方面讲,他认为教育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文化活动,而是培养治国贤才,教化百姓,关系到社会安定、国家治乱的根本大事,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
  教育以传道为中心,以培育治国贤才为目标。
  总之,为政不只是掌权管人管事,教育也不只是传授知识;无论为政还是教育,中心都是“正人”,此乃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
  既然中心是正人,那么,正人的目标是什么?孔子提出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要做君子,不做小人。
  对君子的要求,可以从理想追求和形象要求两个方面说。
  修己以安百姓——君子的理想追求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述而》)
首要是志于道。“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朱熹:《论语集注》)

  何谓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道即指仁道。志于道,即要“仁以为己任”,以弘扬仁道为一生之使命和责任。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修己,认真修养,是成己;安人、安百姓,是成人。成己、成人,即为建立理想社会而奋斗;这是孔子对君子提出的要求,也是孔子自己的理想追求;亦即“仁以为己任”的内容。
  这里提出和回答了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的关系,群体和个体的关系。
  修己,即要求“义以为上”,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在处理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的关系上,是精神生命第一,还是物质生命第一,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颜之乐,正是义以为上的人生境界的体现。
  安人、安百姓,是处理群体和个体关系的要求。即不是孤立地讲个人的完善、个人的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而是把人放在群体中,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看,强调要把个人的性命融入到群体的、历史的大生命中,在群体的发展中求个人的发展,实现个人的价值。
  义以为上,群己统一这两个方面又相联系。追求物质利益,总是为个人;超越个人而为群体,也就超越了物质利益而进入精神生命领域。
  当时的一些隐者对孔子曾有讥讽,以为孔子为救世而四处奔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的回答是: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他以为人不可以脱离人群,也就是对群体负有责任;出仕就是“行其义也”,尽自己人生的责任,正是体现了义以为上,群己统一的联系和统一。
  这种价值的最高追求,就是“杀身成仁”。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杀身成仁”,常受人质疑、诟病,认为强调“杀身成仁”就是否定个人独立的人格。其实并非如此。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任何一支强大的军队,其统帅是可以被剥夺的。但是一个普通人所立下的志向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的。从个人来讲,一个人立下志向以后,在任何的环境下面都要坚定不动摇。孟子说: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由此可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为理想信念、群体事业献身;二是个人人格的完成。在古人身上二者是统一的。中国古代的杰出人物和仁人志士,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作为毕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文天祥是一个典型。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元人先是劝降,许以丞相;劝降不成,将他关进土牢;文天祥坚贞不屈,做到了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最后从容就义。在他就义之后,人们发现,他在腰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概括了儒家学说最核心的要求,是文天祥对他读的儒家学说的一个理解。他明白表示成仁、取义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以终于达到这个目标而感到无憾和欣慰。为理想信念、群体事业献身和个人人格的完成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文质彬彬——君子的形象
  《论语》中多处都以君子和小人对举,全面描述了君子的形象。其中最能概括说明君子形象的是: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文指的是礼,质指的是仁。内外兼修,仁礼统一,内心的道德品质和外表的礼仪,达到很好的统一,才是君子。
  下面分述仁和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爱人,是仁的根本精神;它通过孝悌、忠恕等道德得到体现。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把孝悌直接与不犯上作乱相联系,给孝悌赋予了政治意义,认为孝悌的意义和作用是直接为巩固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服务。这是当时宗法等级制度的反映,是孝的特殊性的方面。
  然而孝还有更重要的普遍性的意义。从爱人的对象方面讲,爱人首先是从孝悌开始。爱人不是抽象的、普遍的爱。现实中人们的爱总是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由亲及疏。而父母兄弟是一个人最亲近的人。所以孝悌可以说是爱人的起点。如果你连父母都不爱、不孝,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悌是仁的根本。首先是对亲人孝悌,然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广到其他的人;再由人推广到物,以天地万物为友。这就是亲亲、仁民、爱物。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由此而有“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之恩,和子女的报恩之情,这种血缘亲情,是丧礼的基础,也是孝的基础。这是普遍的;只要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就有孝存在的基础;孝就是人生的常道。所以孔子说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对于曾子所言,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对此,朱熹《集注》以为,曾子有见于夫子之道难言,“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从《论语》看: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孔子说是“可以终身行之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孔门之学,重在于行,忠恕易晓易行,可以终身行之,由此可进而达于孔子之大道。所以说是仁之方。亦可说,爱人之行,从忠恕始;忠恕是上达孔子之道的门径。
  以上是说仁。以下再说礼。《论语》多处讲
  “不学礼,无以立。”
  礼与仁密不可分。言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说君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为学,“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均离不开礼。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仁、孝都落实到礼,依礼而行,即是仁、孝。礼既是仁的落实,也是检验仁的标准。所以仁不能离礼。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仁是灵魂,礼是形式。礼亦不能离仁。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礼虽是外在形式,但是如果认真地去做,就可以使民风淳厚。
  总之言仁必言礼,言礼必言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目标明确了,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达到目标?孔子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
先天的性相近,差别不大;人的高下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修养。

  为己、由己、求诸己—修养三原则
  修养的基本态度:为己,由己,求诸己。都落实到“己”,可以叫做“三己”原则。
  为己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所谓为己,是说学习修养都是为了充实、提高、完善自己;为人,就是做给别人看,沽名钓誉,牟取名利。为己是学习修养的最根本的态度。抛弃“为己”的态度,也就丧失了儒学的根本精神。
  由己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哉?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道德修养全靠自己,做好做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有人没有做到,只是他没有努力去做,不是做不到;由己的另一面,是说全靠自觉,不靠灌输,更不能强制。孔子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循循善诱,立足于启发学者的自觉,一切由己。
  求诸己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君子凡事首先从自己方面要求,而不怨天尤人。《论语》中多次用不同的文字说到这一点。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
  说的是一个意思,不怕没有职位,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无能,没有能力担当重任。这就是求诸己的精神。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求诸己,从自己的方面要求,才可以做到“人不知不愠”。
  求诸己,就要从自己做起;不待他人先行,不求条件完备。
  遇有矛盾摩擦,首先反躬自省,多做自我批评,也是求诸己的表现。这是化解矛盾,达致和谐的途径。
  “三己”原则体现了一个精神:立足于个人的自觉。启发个人的自觉,依靠个人的努力,靠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提高全民的素质。
  孔子身处乱世,志在救世;而救世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要在在位君子之正己。由此他提出“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的为政理念;为达正人的目标,本教育即为政的思想,致力于教育;他提出以“君子”为理想人格目标,阐述了以“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追求和“文质彬彬”的形象要求为中心的君子形象;最后落实到“三己”的修身原则;而修身不惟庶民,自天子以至于庶民,皆以修身为本。一句话: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这句话最好地概括了《论语》思想的核心;也可以说,这是整个儒学的核心思想;全部儒学,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提高每一个人的素质;而要做到这一点,靠的也是每一个人的自觉。我们读《论语》,学儒学,首要的一点也在修身为本。离开修身,最后一切都归于无用。

  以人为本和以修身为本
  或以为孔子、儒家思想核心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确系儒学人文精神重要内涵,但不足以反映儒学核心精神。与修身为本相较,主要差别有二:
  其一,以人为本主要是一种治国理念。其内涵主要为: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爱民、富民,等等。而修身为本的核心内容则是修身,是人心之正;以人心之正为为政之基础和目标。
  其二,以人为本是就在位者而言,要求在位者关怀、爱护百姓,为百姓谋福祉。换言之,以人为本的主体是在位者;对于庶民百姓,无所谓以人为本。修身为本则是对一切人的要求,其主体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所有的人。
  在这两点上,以人为本都未能反映儒学的核心精神。还是《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既说明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又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准确地概括了《论语》和儒学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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