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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作者是 沈伯俊教授   

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沈伯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然而,一些重要而又是基本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课题

  明清两代,尽管《三国演义》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但人们对它的成书年代并未作过认真的研究。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笔记杂著中提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时,往往根据传闻,或称其为南宋时人(如明代嘉靖年间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清代雷琳等的《渔矶漫钞》则转贩其说),或称其为元人(如明代万历年间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或称其为洪武初人(如清初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或笼统地称其为明人(如明代嘉靖年间高儒的《百川书志》)。明代嘉靖、万历间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记载《水浒传》作者时,将罗贯中写成罗贯字本中,且未言其时代,实则重复了田汝成的记载,只是抄录有所脱误而已。对作者生活年代的记载如此歧异,又怎能判定作品的成书年代?

  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开创了具有科学意义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1923年至1924年出版的杰作《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中,鲁迅综合明清人的记载,说罗贯中盖元明间人(约13301400。而在1924年所写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他又一次写道:罗贯中名本,钱塘人,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既然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其作品《三国演义》当然也应该产生于这一时期。这就是《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说的来历。

  1931年,郑振铎、马廉、赵万里三位先生在宁波访书,发现了明代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续编》,其中有这样一段: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这是迄今人们见到的有关罗贯中的记载中最为完整的一条,作者又自称是罗贯中的忘年交,因而弥足珍贵。至正甲辰即元惠宗(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距元朝覆灭(1368)仅四年。《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在此年与罗贯中复会,后来又活了六十余年,那么罗贯中至少也应活到明初,由此可见,罗贯中确实是元末明初人。这一记载,正与鲁迅的论断相合。因此,这一资料一经披露,立即受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鲁迅19351月为《小说旧闻钞》写的《再版前言》中,就特别郑重地提到: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从此,成书于元末明初说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成为数十年来权威的说法。

  不过,元末明初毕竟是一个笼统的时限,是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给出的一个模糊的时间定位。元末至少可以包含二三十年,明初也长达数十年,将二者合在一起,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一文(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也完全脱离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状况,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排印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月第1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从文学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元末明初那样的文学氛围中,尚无可能产生出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样大部头的杰作。他根据明代成化年间刊行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和明代前期著名剧作家朱有燉的杂剧《义勇辞金》均看不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这一现象,认为《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应在明代中叶。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我曾于九十年代初撰文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部分把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上文引述的陈铁民观点已经指出: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2月第1版;亦收入《〈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9月第1版)。

  今天,在世纪交替之际,回顾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发展历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看法:

  第一,对《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研究,决非可有可无,而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研究工作。长期以来,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虽然沿用了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说法,但大都在明代部分设置《三国演义》专章,实际上把《三国演义》视为明代作品。如果能证明它成书于元末(或元代中后期),那就必须把它列入元代文学史的范畴,那么,以往对《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都应当重新加以审视,许多方面的认识不得不作出修改。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吗?欧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生平、著作已经三百多年,成果车载斗量,研究的程度已经非常精细,而新的成果仍层出不穷;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品,我们中国学者难道应该永远搞不清楚它的具体成书年代吗?当然,对于这样一个专门化的问题,一般从事思想内涵、艺术成就研究的学者可以不去深究,尽可依据通行的文本进行探讨;但是,对于一门系统的学问而言,这个问题却是迟早都要解决,不能永远模糊下去。因此,少数有志者对这个枯燥而艰难的课题上下求索,辛勤探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值得尊重的,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

  第二,数十年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对《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上面谈到的五种观点,除了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显然难以成立之外,其余四说,各有所据,各有一批赞同者。尽管目前还没有哪一说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公认,暂时还是诸说并存;但比之过去,人们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盲目性已经大大减少;通过各种观点的阐述、争鸣和彼此辩驳,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逐步形成一个多数学者都能接受的观点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要真正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在基本事实的认定、新材料的发掘、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更踏实、更细致的努力。例如,《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门人名单中的罗本,究竟是否《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一些学者认为是;但已有学者根据《宋元学案》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中罗本名下的一条按语,指出这位罗本彦直,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本贯中并非一人。对这种基本事实的认定,就应该而且可以通过讨论尽快达成一致,而不宜让不同的意见长期自说自话,互不相干,令人无所适从。又如,上文提到的确定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问题,目前就存在较大的分歧:一批学者(包括我自己)认为,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诸本《三国志传》的祖本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嘉靖元年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这就需要通过严谨的考证和心平气和的争鸣来寻求解决。再如,对于《录鬼簿续编》那条关于罗贯中的记载,人们一直视为最可靠、最权威的材料,这不仅因为材料出自忘年交的回忆,非常难得,而且因为所记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的作者姓、字相同,时代也吻合。但是,人们似乎回避了一个问题:这里所记的是戏曲作家罗贯中,其中并无一字说到他写作小说之事。那么,这位罗贯中是否一定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呢?有人解释说,《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初识罗贯中和至正甲辰与之复会时,罗氏还没有写小说,故《续编》没有涉及这一方面;罗氏是在那以后才开始写作《三国演义》的。这种分析,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但这毕竟还是一种推测,从科学研究的要求来看,我们还需要寻找更直接的证据。当然,反过来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否定那条记载的可靠性,也是难以服人的。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尊重事实,用坚实的证据说话!

  事实上,在我九十年代初撰写那篇文章以后八九年来,有心的学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发掘材料,考辨史实。比如,杜贵晨不久以前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认为,从《三国志平话》的刊刻情况,可以表明《三国演义》成书的上限是至治三年(1323)。他又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演义》成书的下限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由此得出结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论述,但他引用的瞿佑有关《吊白门》的资料,却是首次使用,很有价值,理应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这说明,在新资料的收集和发掘上,我们是大有可为的。

  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由于以往人们对诸多现象认识的歧异性,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发扬严谨诚朴的优良学风,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原则,弘扬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既要勇于开拓创新,又要扎扎实实地理清头绪;既要珍惜自己艰苦探索的成果,又要尊重他人的一得之见;既要敢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总之,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责任感,虚怀若谷,互相尊重,友好切磋,取长补短。我相信,在师友们的共同努力下,《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个世纪课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2期。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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