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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朱熹思想以本来面目——兼论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
作者是 李锦全   

 

还朱熹思想以本来面目—兼论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

 

李锦全

  朱熹是继孔、孟之后的一代儒学大师,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从宋末到元、明、清三代,在封建帝王倡导下,他又成为配祀孔庙的“圣人”,他的思想影响到近代以至东邻日本、朝鲜等国家。但朱熹的理学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在他生前就有与陆九渊兄弟和陈亮的争论,到明中叶阳明学的崛起,与之分庭抗礼,清代前期又受到颜元、戴震的批评。从“以理杀人”到“吃人”的礼教,矛头多指向程朱理学。但是这个被称为孔家店二老板的朱熹,是由封建统治者造神运动所塑造出的“圣人”偶像,还是未熹思想的本来面目?正如他晚年所作三首《寄江文卿、刘叔通》诗中的最后两句:“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到今天就值得我们研究了。下面谈点个人意见以供讨论。

  一

  程朱理学所以为后人所诟病,特别在五四运动后被视作封建儒学的代表,主要原因是认为它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即维护绝对君权。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种观点已受到黄宗羲的批判,并斥之为“小儒”。(《明夷待访录·原君》)这与孔、孟君臣对等的观念相比,理学家的尊君、忠君思想,确是比先秦儒家加强了。
  但这里有个问题,朱熹既然尽忠于君主,并从理论上积极维护君权,何以他生前却不为时君世主所用,而待死后才被作为偶像吹捧?如所周知,朱熹入侍经筵在朝只有46日,这期间与宋宁宗赵扩接近,计进讲7次,内引留身奏事2次,面对1次,赐食1次。他对皇帝奏事,除参预议山陵、祧庙外,还奏上乞差官看详封事进言札子,乞讨论丧服札子,乞瑞庆节不受贺礼札子,论灾异札子等。以上札子的基本精神是要皇帝正君德,纳忠言,远近习,收放心,行治道。由于儒家是讲仁治和德政,希望能有个仁民爱物的尧舜之君。当朱熹奉召入都前,门人刘黻曾问他:“先生此行,上虚心以待,敢问其道何先?”他回答说:
  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悦天意,服人心。必有恶衣服、菲饮食、卑宫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为乐,然后庶几积诚尽孝,默通潜格,天人和同,方可有为。(《年谱》)
  朱熹行道,要造就一个诚厚俭约的君主,以符合天意人心。但事实上封建帝王多是骄奢逸乐,任用一些近习小人,如赵扩就以韩侂胄为亲信。而朱熹企图用正心诚意之学以正君心,如在进讲时,要赵扩对“修身为本”一句,做到“常存于心,不使忘失”。强调“存养省察之功,无少间断,则日月常明,而不复为利欲之昏”。像古代贤人那样,“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从谏弗咈,改过不吝”,“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这些说教,作为新君初政的一种无害装饰品,赵扩表面还是虚心接受的。因为当时召朱熹入朝,为的是“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攻媿集》卷二十六《论朱熹补外》),是还有可供利用之处。但当时朱熹以“帝王师”的姿态入朝能否真起作用,有的人并不感到乐观,如项安世在《次韵路德章、吴斗南同迓朱侍讲》诗的最后两句:“莫遣晦翁闻世事,怕教兴尽却思回”。朱熹要是真正想匡时救世,恐怕未到“兴尽”却要“思回”了。

  二

  朱熹侍讲经筵,初时讲些正心诚意之类的道学说教,赵扩为着收取人心,还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但他用“内批”诏旨独断专行和任用韩侂胄等近习干预朝政,即关系到朝廷纲纪问题,朱熹不客气地面奏四事,却当面提出批评。他说:
  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
  朱熹认为做君主的独断专行,并不符合“为治之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实行的是专制君权,但帝王的诏旨正式颁行还有一定程序,如臣下认为不妥的,可以经过审复请君主再作考虑,这是封建政治体制中对君权的一点约束,虽然作用不大,但专断的君主总觉得不能为所欲为,于是用“内批”的方式,直接下诏给当事人,有点类似后来的手令,就避开审复这个程序。同时这种内批虽出自君主个人,但容易受左右近臣所摆弄。所以朱熹也连带提出这个问题,要“左右勿预朝政”。他接着说:
  而几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复较量,勿徇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须奏覆。但未令尚书省施行,先送后省审复,有不当者,限以当日便行缴驳。如更有疑,则诏大臣与缴驳之官当晚入朝,面议于前,互相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政,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盖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文集》卷十四《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朱熹坚持封建治体,要做到近习不得干预朝政,大臣不得专任己私,君主也要酌取公论,对不同意见,要容许“互相论难”,做到“择其善者”才施行。但这样一来,君主就不能独断专行,近臣就不能干预朝政,当然为赵扩和韩侂胄所不能容忍。于是赵扩又是使用内批这件武器,借口说“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这样轻带一笔,就把这个“帝王师”逐出国门,于是连“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的招牌也不用了。
  朱熹被逐出朝,心情虽有点不平静,但致君为尧舜的“帝王师”理想熄灭了,当他回归舟过钓台时又想到严子陵,吟起了他自称不知何人所题的《水调歌头》:
  不见严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云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两忘身世,来插钓鱼竿。肯似林间翮,飞倦始知还。中兴主,功业就,鬓毛斑。驱驰一世人物,相与济时艰。独委狂奴心事,未羡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爽气动星斗,终古照林峦。(《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
  朱熹已是倦鸟知还,虽有欲济时艰的反思,但报国无门,还是“放去任疏顽”,走回孔老夫子讲学授徒的老路。而这首词,据题下夹注,谓“实亦先生所作”,可能属夫子自道。而当时他提倡道学的深意,仍不大为人理解,所以他到上饶讲学唱酬时,老友徐安国在题为“晦庵席上作”的《满江红》,对此颇为叹息:
  争献交酬,消受取真山真水。供不尽杯螺浮碧,髫鬟拥翠,莫便等闲嗟去国,固应特地经仙里。奉周旋惟有老先生,门堪倚。追往驾,烟宵里。终旧学,今无计。叹白头犹记,壮年标致。一乐堂深文益著,风雩亭在词难继。问有谁熟识晦庵心,南轩意?(《西窗集》)
  朱熹回到武夷讲学,而朝中不断传来坏消息,陈傅良、彭龟年、刘光祖、吴猎等刚直敢言的道学党人相继被逐出朝,接着道学党首领赵汝愚罢相,在流放中含愤而死。太学生敖陶孙为诗吊曰:
  左手旋乾右转坤,群邪嫉正竟流言。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赖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世孙。(《诗人玉屑》卷十九)
  韩忠献指韩琦,他家的末世孙就指韩侂胄。当时反道学与道学两派的对立是邪与正的斗争。韩侂胄既扳倒赵汝愚,接着矛头就指向朱熹。先由刘德秀借春试大比机会,上了一道禁绝伪学的奏疏。说“二十年来,士子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以滋其盗名欺世之伪”。(《宋会要辑稿·选举·贡举杂录》)接着朱熹和其他理学家的著作遭到毁禁,人被称为“伪徒”。还有胡纮奏劾朱熹六大罪状,甚至说赵汝愚“谋为不轨”,招致朱熹为“奸党”,倚为“腹心羽翼”;汝愚身后,“犹为死党”。这就不单是伪学问题,更演成政治迫害了。怪不得有个叫余嚞的上书请斩朱熹。由于他是曾作“帝王师”的一代儒宗,所以这些政敌还不敢贸然下手,但反道学的势头仍不断升级,如刘三杰向皇帝面奏,指称“伪学之党,变为逆党,防之不可不至!”于是效法元祐党籍故伎,由朝廷开列出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除宰执4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外,侍制以上就以朱熹为首,凡列名党籍的,给以终身禁锢,永不叙用。
  朱熹晚年遭受这种打击,一方面感到“亲旧凋零”,“气象极觉萧索”;但同时对“吾人往往藏头缩颈,不敢吐气”,说“甚可笑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李季章》书四)至于朱熹本人,当有的弟子劝他避祸时,他回答说:
  今为避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语类》卷一百零七)
  朱熹当时的处境,确是避无可避,但他自信道学是正确的,对外来迫害,只有横眉冷待,才是表现出“吾道之光”。
  朱熹最后6年党禁在家,曾写有《水调歌头》表示他的心境和抱负。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道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这里沧洲指沧洲精舍,是朱熹晚年授徒讲学之地。他虽遭受逆境,并非消极隐遁,直到临终几天仍然著述不辍。吾道自有传人,这是他的抱负,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信念。

  三

  庆元党禁是朱熹晚年身受的灾祸,他死后似乎很难得到翻身。但颇奇怪的是,在他身后10年,即在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朱熹得赐谥曰“文”,被尊为“朱文公”。到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被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改封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从祀孔庙。咸淳五年(1269)度宗诏赐婺源朱氏故居称为“文公阙里”。到元代至元元年(1335)诏建朱熹文庙。明代景泰六年(1455),朱熹后裔还得到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清代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熹升入配祀孔庙“十哲”之列,牌位由东廊进入大成殿。康熙皇帝称他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由是朱廷梅在《重修文公庙暨建韦斋祠记》中,对朱熹的歌颂到了顶点。
  百世之下,使百世以上之大道昭如日月,沛若江河,微朱子,孰与归!故曰:朱子者,孔孟后一人也。朱子之道,既上接孔孟,下轶周程,则朱子者,天下之朱子也,万世之朱子也。(《婺源县志》卷六十六)
  这样一来,说朱熹是孔家店的二老板,也不为过了。
  从上面情况看,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在他生前与身后,遭遇何以截然不同?朱学地位的变迁,原因何在?二、从五四运动到批林批孔,所批判的朱熹,是封建统治者所塑造的“圣人”偶像,还是朱熹的本来面目?有个真伪问题,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可以合起来解释。
  这些年来批判朱熹有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宋明理学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所以反封建就要反理学,而朱熹却最为明、清统治者所推崇,故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但是他生前何以遭受庆元党禁?我认为朱熹思想对待封建君权带有两重性:从总体上、宏观上朱熹理学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即是维护君权;但是在具体上、微观上对君主有较高要求,即是要作为仁德之君,作事要听从“公议”,反对独断专行和偏信近习之臣,提高来说对君权要有所限制。这两种思想他认为是统一的,但接受的当事者——君主却会有不同反应。
  宋宁宗赵扩初政时召入朱熹侍讲经筵,装出尊师重道的样子,无非借他的名望以收取人心,但朱熹对皇帝却几次提出批评,从赵扩看来,那是对君权的限制和挑战。所以当朝臣问到为何驱逐朱熹时,他说:“初除朱熹经筵尔,今乃事事欲与闻”。又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在赵扩心目中,用朱熹讲点经书作为摆设是可以的,但要干预皇帝的言行,那就不能容忍了。至于朱熹身后,他不会再进逆耳忠言,而尊君的理学教条又可以大加利用。于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扬之可以登天,抑之可以入地,封建统治者这种作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至于我们近年批判的朱熹,可以说是有真有假,而假的形象似乎更多一些。朱熹理学总体上是维护封建君主这是真的,但君主的独断专制统治他又是反对的,以理杀人并非朱熹的本意。以他来代表封建专制的形象只能是个被利用的假象。这些年来他一度成为封建专制君主的替罪羊,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上就形成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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