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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君子學
作者是 黎紅雷 教授   

 

說君子學

 

 

 

 

 

 

中山大學哲學系系主任、

中山大學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國學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代表人。

黎紅雷 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孔子“君子學”發微


 

  “君子”一詞在《論語》中共出現107次,並且在所有二十篇中都有出現,在開篇第一章和最後一篇最後一章中都提到了“君子”,是《論語》中唯一一個貫穿始終的概念,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實際上,孔子當年辦學,所創辦的學校就是培養“君子”的學校,孔子就是“君子之師”,孔子之學就是“君子之學”。而在近百年的儒學研究中,學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禮學”和“仁學”。本文不避淺陋,提出孔子“君子學”的概念,拋磚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所謂“君子”,從字面上看,由“君”和“子”兩個單字組成。“君”,按《說文解字》:“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古文象君坐形。”段玉裁注雲:“尹,治也”;下面的“口”,表示發佈命令。因此,“君”的本義應為發號施令的統治者,包括“國君”以及“家君”等。“子”,在古代是對男子的尊稱。其本義是“初生”,故後來借用為陽氣初生時的時間單位——“子時”。“子”後來也泛指後代,包括兒子、子女和子孫等。“君子”合起來指“君”的後代,當時是一種尊稱,意為居於社會上層的貴族階層成員,突出的是其“位”,是當時的“在位者”即統治階層成員的通稱。


 

  孔子的貢獻,在於對“君子”內涵進行了重新的界定,使之成為既有地位又有品位的專業管理者。孔子主張:“君子謀道不謀食。耕者,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因此,當他的學生樊遲請求學種莊稼,孔子回答說:“我不如老農民。”樊遲又請求學種蔬菜,孔子說:“我不如老菜農。”樊遲出門以後,孔子評論道:“樊須真是個‘小人’!在上位者重視禮制,民眾就不會不敬上;在上位者重視公義,民眾就不會不服從;在上位者重視誠信,民眾就不會不動真情。如果是這樣,那麼四方的民眾就會背著子女前來投奔,哪用得著自己種莊稼?”這裡的在上位者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民老百姓,二者之間並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低區分,而只有地位上的上下差別。


 

  那麼,居於上位的“君子”,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品位呢?據《論語•憲問》記載:南宮適問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子這裡在對南宮適的稱讚中,明確把“君子”與“尚德”聯繫起來。“君子”者必“尚德”,“尚德”者必“君子”,“尚德”就是君子應該具備的內在本質,應該擁有的高尚品位。


 

  因此,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必須具備“尚德”的品格,做到“德位一致”,這就是孔子界定的新型“君子”。據《論語•先進》記載: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這裡透露了一個歷史事實:在孔子辦學初期,跟從他學習的實際上是那些並沒有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郊野平民;只是到後來,孔子名氣大了,那些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貴族子弟們,才投到孔子門下。而孔子本人是“有教無類”,他的理想就是,既要使“有其德者有其位”,也要使“有其位者有其德”。二者之中,孔子更重視前者。正如蕭公權先生指出:“(君子)舊義傾向於就位以修德,孔子則側重修德以取位”。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論語》中,孔子提出了四個可以稱之為“君子”的榜樣。第一個是尚德遵道的南宮適(南容):“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參見《論語•公冶長》)第二個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宓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論語•公冶長》)第三個是實行德政的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第四個是遵道而行的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在這四位被孔子所敬重的“君子”中,前兩位是孔子的學生,屬於“修德以取位”的一類;後兩位則是在位的官員,屬於“就位以修德”的一類。這些人,為孔子所致力於培養的“君子”的目標,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典型。


 

  至此,我們可以歸納孔子對“君子”概念的創新及其價值所在:第一,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其基本含義是有位有德的管理者,包括“先進于禮樂”的先有德而後有位者,以及“後進于禮樂”的先有位而後有德者。第二,孔子把“尚德”引進“君子”的內涵,打破了傳統貴族依賴宗法血緣關係對國家管理職位的壟斷,為平民參政大開方便之門,是孔子的偉大創建,與古希臘的民主制度一樣,都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成果,具有現代性。後來荀子則提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荀子•性惡》)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中國早在隋唐時期就建立了“科舉制度”,後經英國借鑒,建立“文官制度”——而後者正是現代“公務員制度”的濫觴。第三,孔子所界定的“君子”,具有兩重屬性:一方面,“君子”是社會的管理者,必須承擔起社會管理的職責;另一方面,“君子”又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應該成為社會大眾的道德楷模。經過千百年的演繹,第二重屬性逐漸被強化,直至成為“君子”的唯一內涵。今天,我們在用“君子”人格進行道德建設的同時,適當回歸“君子”的原本內涵,特別是其中的第一重屬性,這對於提升社會管理者的道德水準,建設更高水準的現代政治文明,依然具有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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