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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与儒家傳統(一)
作者是 杜維明教授   

 

 

文化中國与儒家傳統 (一)

 

 

 

 

 

哈佛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杜维明教授

 

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

 

 

 

 

 

1995年3月20日講座于新加坡報業中心禮堂
我的這個講題──文化中國与儒家傳統,范圍很大,涉及的層次很多,接触的課題极為繁雜,但這并不只是純粹的學術課題,或者是抽象的智性游戲,而是一個我認為既有現實性、前瞻性,并且很嚴肅,也很緊迫的學術課題。

 

 

我提出這個課題以及与此課題有關的一些相當片面的設想,已經有好几年了。最近五年,我特別感受到這個課題有深刻的意蘊,值得大家一起共同來探討。不僅學術界、知識界和文化界應該重視這個課題,就是政治界、企業界和大眾傳播也應該予以關注。因為它聯系到中華民族(廣義上的中華民族)如何進行自我了解,如何認識全球社群以及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等方面的問題。

 

 

如何塑造新型知識分子

 

我想分三個方面來討論這個課題。首先,我想簡單地介紹一下文化中國是什么意思?它和儒家傳統的關系應該怎樣去定義?在這個背景底下,儒家倫理的基本取向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談一談儒家傳統為文化中國塑造新型的知識分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究竟如何?我希望這個設想能夠契合吳德耀教授這位海南一代哲人所体現的人格風范。

 

文化中國這個課題,很多人提到,也有很多人討論過。1987年,一批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海外的學者聚集在香港,想要創辦一個在北京、台北和香港同時發行的雜志。那時,我們的共識,就是把這個雜志叫做《文化中國》。至于雜志的內容,不僅是討論政治和經濟課題,也會探討文化課題。另外,傅偉勛先生也出過一本書,叫《中國文化与文化中國》。總之,有很多人討論這個問題。

 

 

1990年,我申請了一年假期,离開哈佛,到夏威夷東西中心的文化傳播研究所發展了一個研究計划,就叫“文化中國”。之后,普林斯頓的中國學社,又針對文化中國這個課題,討論過五次。每年到五四的時候,我們就會進行一次討論,對文化中國智識分子的問題、民間社會的問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問題以及中國文化的發展前景的問題,都探討過。

 

 

在康橋,也就是我所服務的地方,我們已經舉行過好几次的討論會。在溫哥華,有一批華裔的基督教徒要從基督教的立場來理解中國文化,并出版了一本叫做《文化中國》的雜志,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三期了。香港在三年前舉行了一個有百多名學者參加的大型國際學術討論會,名稱就是“文化中國”,論文已經在台北出版,很厚的一本論文。在哈佛,也舉行過一次“文化中國認同与傳播”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大陸有十几名學者來參加。去年在杭州,也開了一個由三個學術單位,即北京中國文化書院、杭州大學和上海的學術青年聯辦,集中討論文化中國課題的學術討論會。

 

 

我所理解,我所提出來的文化中國,一共有三個意義世界。這個觀點頗為引起人們的爭議。

 

 

第一個意義世界,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新加坡,沒有什么可以爭議的,主要是由華人,多數華人組成的社會。但是,這些社會必須包括相當程度的少數民族。在中國,除了漢人以外,還有滿蒙回藏,還有很大的壯族以及其他五十多种少數民族。加起來的話,有好几千万人。

 

 

華人社會內部發生的互動

 

第二個意義世界,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最突出的當然是馬來西亞,差不多百分二十八以上是華人,泰國大約在百分之十,至于印尼或菲律賓,可能近于百分之三。在美國、澳洲、非洲和歐洲,華人的比例就非常小,但是人數加起來,也很可觀,經濟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從經濟的力量來看,第二個意義世界和第一個意義世界,乃至第一個意義世界內部已經發生了很多的互動,因此有所謂經濟自然區的形成,比如說香港和華南地區,福建和台灣。

 

 

第三個意義世界是爭議最大的,就是我也包括了一批和中國与中華民族既無血緣關系,又無婚姻關系的國際人士,其中當然有學者和漢學家,但也包括長期和中國文化或中國打交道的企業家、媒体從業員和政府官員。對于中國文化問題,他們常常是通過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韓文和其它語言來加以了解。

 

 

我提出這個觀點,在台灣并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也許他們對這個問題根本沒有興趣。在香港,有很大的反響,說把外國人加入文化中國有點不倫不類,很不贊成。在大陸,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在浙江大學,我提到了這個觀點,有學生質疑說:“外國人既不懂中文,又沒有在中國文化的環境里生活,怎么有資格談文化中國?

 

 

我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說:“假如一個19歲的中國年輕人,開始對法國文化發生興趣,學習法文;到29歲,法語講得很純熟;從20歲到39歲,可以用法文寫一點報導法國文化的東西;到了49歲,開始成為法國文化的權威,逐漸可能變成專門研究法國大革命的重要專家之一。這一位中國年輕人,跟法國既無血緣關系,又無婚姻關系,他對法國文化有沒有發言權?他說:‘當然有,因為他爭取到了,他努力研究法國’。”

 

 

有一大批我這二十多年來所接触的美國年輕人,在從事中國文化研究。在美國學術界有個通例:你假如要研究中國文化,你就必須是美國高等學術界的精英中的精英。也就是說,只有成績最高的學生,才會被接受研究中國文化。我在普林斯頓、柏克萊、哈佛的入學委員會服務了很長的時間,知道要想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那一些候選人,都是美國學術界的精英中的精英。最近,有六位數學能力和語文能力都是800分(滿分)的年輕人報名研究中國文化,我們只錄取了其中三位。另外三位也是滿分的,我們沒有錄取,因為競爭太強了。

 

 

而這些直接參与文化中國論說的美國年輕人,經過十几年的長期奮斗,終于得到博士學位的時候,常常是失業的。可是,他們卻樂此不疲,再經過一段時間后,可能有所發展。有一些因為在學術界找不到工作,轉行投身銀行界、企業界,變成大富豪的也不少。有些學者說,到了銀行界,發現競爭性很差,和漢學或中國研究根本不能比。他們說:“我們經過中國學研究的挑戰以后,這簡直是小儿科。”所以,我堅持要這個第三個意義世界。

 

 

文化中國不是狹隘地域觀念

 

 

我認為文化中國不是一個狹隘的地域觀念,不是一個狹隘的种族觀念,也不是完全語言的觀念。文化的觀念太大了。文化和族群意識、地域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通過主動自覺的努力而爭取到的。

 

 

近百年來,中國經過了好几次的浩劫。從文化的立場上講,最大的浩劫是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當時,大批中國人把中國文化摧殘到慘不忍睹的地步。你說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就是中國文化的代言人,我就是中國文化的維護者。這個命題根本站不住。摧殘自己文化的中國人,比比皆是。反過來說,想通過文化的努力來了解中國智慧的外國人,也相當的多,比例上講起來當然是非常非常少,但他們的人數在逐漸增加。我們不能忽視他們的重要性。

 

 

儒學若一枝獨秀是不健康的

 

接下來,再談文化中國和儒家傳統的關系。有很多人誤會了我杜維明,認為我從事儒學研究,總是想儒學一枝獨秀,想獨尊儒術。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我只是覺得,儒學在中國最近這一兩百年里的命運太悲慘了。因為命運太悲慘,如果能夠為它一陳詞,讓它有再生的力量,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從來沒有夢想過或幻想過要把儒學變成一枝獨秀,即使是能夠一枝獨秀,我認為也是不健康的。

 

 

基本上,我的立場是文化多元,從文化多元的角度來看儒家傳統所具有的精神資源。從這個角度看,文化中國的觀點是非常寬的,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絕對不只是儒家傳統,還有道教、佛教等其他傳統。中國的民間宗教傳統里頭,有儒家的成份,但也有很多不是儒家的成份,而是佛家的。佛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大大超出了儒家,在台灣,在香港,在新加坡,都可以看得出來。

 

 

文化中國還有很多其他的精神資源,如法家的思想,甚至于陰陽五行的思想,墨家的思想,這些都是文化中國的資源。回教,現在中國有五千万回民,包括維吾爾族;基督教在文化中國也有很大的生命力,出了很多第一流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思想家。

 

 

文化中國范疇遠超儒家傳統

 

 

這一切都是文化中國的資源。所以,文化中國的范疇遠遠要超出儒家傳統,毫無疑問。但是,儒家傳統是文化中國的資源之一,值得發揚。而發揚儒家傳統,不僅是從事儒家研究的人,就是關切中國文化將來的命運的人,大家都應該有興趣,這是我的理解。

 

 

可是,在另一方面,不論把文化中國的范疇擴展得多大,都不能涵蓋儒家傳統。也就是說,儒家傳統的范疇体系的涵蓋面,又要比文化中國寬。為什么呢?因為,儒家傳統也是日本的,也是朝鮮的,也是越南的,將來也可能成為歐美的。所以,不能說中國文化這個傳統把儒家傳統完全包容在內。除非我們能說日本文化、朝鮮文化、越南文化都是中國文化的一支。但我想,即使我們再傲慢、再狂妄,這句話也是經不起考驗的。

 

 

所以,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已經不僅在中華大地,同時也在日本、朝鮮、越南及很多其它地方開花結果。其實,儒家傳統常常在中華大地上受到很大的摧殘,但在韓國、日本有很大的發展。

 

 

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舉一個很突出,對我來講既興奮又傷心的事情:我認識一位杰出的日本學者,叫做島田謙次,其實應該叫ShimadaKenji。Kenji教授在1974年訪問北大,當時還是在文革的余韻,批林批孔的風气還很盛。Kenji教授告訴我,他在北大發表論文時,說過“儒家傳統是東亞文明的体現”,另外還講了一句更有刺激性的話:“假如貴國的學人對這一傳統棄之不顧,那么我們京都的朋友要加倍努力”。

 

 

大陸的學者當時很贊成他的說法,但是不能夠發言。實際上,這也是我們痛心的事情,嚴格地說,在過去几十年,真正嚴肅的儒學研究,不是宣傳,不是政治化,而是嚴肅的儒學研究,是在日本的京都和韓國的漢城,其發展的情況,遠遠要比台北、北京以及其它中國文化區來得有成績,也深刻得多。因為它們的文化沒有薄弱,吃了原子彈,但學術傳統并沒有被糟蹋,而儒家傳統在中國的命運卻非常的曲折。

 

 

在多元精神文明下茁長

 

 

現在很多人在談東亞文明的复興,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有較多東亞文明的興起,先是日本,接著是所謂的四小龍,最近還包括社會主義東亞。日本和韓國學者把這個區域叫做“儒教文化圈”,包括了工業東亞和社會主義東亞。如果輕松一點說,“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不管你從食物(稻米)、餐具(筷子)或語言符號(漢字)來看,這個文化圈里,儒家的生命力很強,但它的生命力是在多元的宗教精神文明的默契下,才能茁長的。

 

 

所以,在中國,一定要考慮到道教,要考慮到民間宗教,還要特別考慮到大乘佛教;在日本,要考慮到大乘佛教,部份的道家,但最重要的是神道教;在朝鮮和韓國,要考慮到大乘佛教,還有它們的巫教。可見,儒家傳統在這几個社會,事實上都有不同的表現。換句話說,儒家傳統是多樣性的。

 

 

另外,我想從儒家傳統本身的發展及其命運,和文化中國現在的課題的角度,提出兩個觀點。第一,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在現階段說,是薄而不是厚;第二,文化中國的价值領域,是少而不是多。這是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

 

 

是什么原因造成這個現象的呢?是從五四以來的強勢意識形態。五四以來的強勢意識形態又是什么呢?當然是西化,但卻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一個特殊的西方文明。這個西化所体現的精神,可以說是物質主義、現實主義和廣義的科學主義。這個強勢的思想在文化中國的各個地方,影響力非常的大。

 

 

在中國大陸,現在有所謂的商業大潮,大家“下海”以后,物質主義、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科學主義更加突出了。在台灣,雖然宣傳中國文化,但它是從工具理性的角度宣傳中國文化,以前是為了替國民党造勢。現在,台灣的意識形態,基本上還是物質主義、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科學主義。另外,像新加坡和海外華人社會,工具理性的影響最大。這個力量,突出了經濟和政治,對于社會、文化,特別是人文學的方面,并不重視。這是很明顯的。至于精神性,就是宗教學所說的精神性,它在文化中國的生命力非常薄弱。雖然有很多人是教徒,可是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大的方向,卻是物質主義、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其精神性很淡。很多人認為,目前在國際上,能夠体現精神性的,是西藏的達賴喇嘛,但達賴喇嘛所体現的是佛教的精神性,正好是和文化中國,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相抗衡的。

 

 

意識形態受科學主義影響

 

 

最近在大陸,精神性的問題提得非常高,突出提出這方面問題的,多半是少數民族。另一方面,在海外的中國大陸學者,對精神性的問題也提得很起勁,但他們多半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可是,作為文化中國主流的儒家傳統所代表的精神性的問題,卻提得不很明顯。主要是因為科學主義、工具理性,已經成為現階段文化中國最有影響的意識形態的緣故。

科學主義、工具理性影響了文化中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中國大陸,最有勢力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最有影響力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潮,特別是科學民主。不管是有勢力還是有影響力,都是西方思想,而后面根据的多半就是科學主義。

 

 

1972年,中國大陸第一次派代表團到斯德哥爾摩參加國際環保會議,但卻拒絕簽署國際環保最基本原則,成為与會一百多國當中,唯一不簽署基本原則的國家。為什么中國不簽呢?因為最基本原則當中,有這么一條:“不僅發展是有限制的,科學技術也是有限制的。”大陸代表怎么也不肯簽字,因為“科學万能!這條原則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辨証唯物論思想。”

 

 

這個思想影響非常大,落實在教育方面,突出了教育就是為了社會服務。它不僅是工具理性,而且還是社會工程,很現實的塑造一個人成為服務社會的工具。對于文化的傳承,對于個人人格的充份体現和完成,對于批判精神的發展,基本上不重視。重視的是從工具理性來發揮個人能夠服務社會,特別是在技術層面和科學層面的功能,不是為了培養全部的人格發展。

 

 

在這個情況下,經濟和政治的价值更突出,多元的人文价值很難出現。人文學的价值,即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的价值,都在于人的自我反思,不僅是個人,而是群体人的自我反思。這种學問,在文化中國不會受到很大的重視。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大陸某位身居高位者,居然會問“花那么多工夫去搞考古干什么?”“那么多人去搞歷史干什么?我們現在搞四化,全部精力都應該放在建設上,你搞歷史干什么?”等問題。當然,文學、哲學、宗教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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