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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伯昆谈哲学
作者是 朱伯昆教授   

 

 

朱伯昆谈哲学:

什么是哲学?其未来的走向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朱伯昆教授

来源: 网易历史  

 

 

 

 

朱伯昆:我现在办易学研究院,就是想把易学和科学联系起来,如果我有一套西方的科学思维和传统的科技知识的话,我的研究可以更丰富,不过现在来不及了,只有找国内科学史权威董光璧教授来一块儿做。

 

 

康香阁:朱先生,您从事哲学研究已近60年,这已成为您生命中的一部分,请谈谈您对哲学的理解,例如什么是哲学?

 

 

朱伯岜:古希腊就有哲学,西方哲学史各家对哲学的概念理解也不一样。我认为哲学的范畴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各个时代对哲学的理解不一样,哲学概念内涵是随着各个时代的发展而不同。

 

就西方而言,什么是哲学?philosophy说的就是爱智,是对智慧的爱,是智慧之学。那个时候,智慧之学这个范围很广,不是指很具体的某个学科,总的讲是提高人的智慧,鉴别能力,这个叫爱智。但是,爱智的“智”是什么,各家理解也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照我的理解,有最大包容性的是古希腊说的“关于智慧的学问”,就是“爱智慧”。古代中国的“哲”字就是智慧的意思,但没有“哲学”这个词,只有“哲人”,孔子就是哲人,也就是智者的意思。如此说来,中西方对“哲”这个字的意思还能达成一致看法。当然另一个问题即智慧是什么内容,各家说法又不一样了。什么是哲学?我的理解是:哲学是一个时代的人对世界观的一个总的看法。

 

 

康香阁:“对智慧的爱”,意思是说哲学有很大的包容性吗?

 

 

朱伯岜:不是。哲学也不能包容一切,那不成了大杂烩啦。用现在的话来说,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是对整个世界有一个总的看法,是和具体的学科有区别的。比如,对人生的看法或者对社会的看法就分门别类地属于各学科了。古代哲学是什么都放在一起,后来这些学科都分出去了,比如,文学、艺术、心理学、伦理学等,现在只剩下一个总的看法。所以,只说哲学的内容是智慧还不够,哲学不能包容一切。一般来说,哲学就是对周围世界观一个总的看法,这是哲学的理论和对象,我过去是这个意见,现在也还是这个意见。

 

从思维方式来说,哲学对各学科有启发作用和指导作用。各门学科形成后,哲学对它有反思的作用。只是不能代替具体科学,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康香阁:您一直做中国哲学,您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色在什么地方?

 

 

朱伯岜:我的想法是,每一个民族理论思维上有共性,也有它的特性。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哲学没有理论思维,都是“感觉主义”,这个不对。没有理论思维就谈不上哲学,各个民族的智者可以成为哲学家,首先一点是他有理论思维的成果。每个民族因为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思维又有他的特征。

 

有的民族的思维突出某一方面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演绎和归纳,有的民族偏重归纳法,有的却偏重演绎法,只是不能说某个民族没有演绎思维或者归纳思维,没有的话那叫什么哲学呢?

 

再以辩证思维为例,每一个民族的辩证思维不能完全一样,各有特征,偏重的也不一样。西方人的辩证思维是对立面和斗争,他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先斗争,斗胜的一方成为主导,负的一方被淘汰,这是创立对立面。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一样,他讲对立,有斗争,但也讲对立面有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一面。西方人不是不知道依存和互补,但他的重点不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这种思维受《易传》的影响,强调相互依存、相互转换,阴阳互补。阴阳互补是中国辩证思维的一个特征。

因此西方人解决矛盾的方式就是对抗。现在也是这样,整个西方都是这个思维。美国小布什上台后一系列政策就是对抗思维,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发展的结果就是单边主义,是对抗思维的结果,不管对方。中国人讲互补,比如说在国际关系上就用多边主义。多边互补、互动是维持一个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基本思路。但我们也不是否定对抗,对抗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必要时给予抗争是没问题的,但目的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和谐互补,这样人类才能共存共荣,而西方把抗争当成目的了。

至于为什么每个民族都会各有偏重,原因是生活环境不一样。中国理论强调互补互助,这和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有关,中国以农立国,天时地利人和,要达到一个和谐,五谷才能丰收。从这方面就看重了互补。一个民族的思维是和它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它赖以生存的环境有关系。

 

 

康香阁:冯友兰先生说过哲学的功用有两个,一是锻炼人的理论思维,另一个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朱伯岜:境界是人生修养、人生态度问题。境界主要来自禅宗那些生活境界,比如禅宗追求“空”的境界。一个人把事物都看空了,有这种境界,什么意思,就是到了这种境界后“不着念”,一个念头不能着在上面,着在上面就烦恼了,你不着就能得到解脱。比如说你吃肉,吃好的,觉得真香真香,天天想这个香,万一有一天吃不着肉就会苦恼,这就不行。你可以享受它,但不应着念它,这就是禅宗讲的空。不着念就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在生活中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解脱。

 

 

康香阁:您特别注重理论思维这样一个方面,精神境界您谈得不多。

 

 

朱伯岜:对,我是注重理论思维方面。关于精神境界问题我谈得不多,因为我觉得那是属于个人修养问题。境界从个人受用、解脱,可以用。宗教实际也是给一个境界,不过他是寄托在上帝,你碰到什么困难,有苦恼了,念叨念叨,求上帝宽恕,心里就安静下来了,这个苦恼暂时得到缓和。中国近代讲哲学讲“境界说”基本属于陆王心学,陆王心学就是搞一个境界,属于个人修养问题。这一方面,我写了一本《先秦伦理学概论》,本来想继续写下去。后来也没有兴趣了,因为写来写去都是道德修养问题。道德问题各个民族都不一样,它没有普遍性。中国儒家这一套就推广不到基督教徒那儿去,或者阿拉伯世界去,他们早有一套。你很难接轨,自己享受可以。理论思维不一样,理论思维你搞好了其他民族也可以用。

 

 

康香阁:《易学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巨著,毋庸讳言,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公认这部著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易学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

 

 

朱伯岜:我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大概是197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第一期,我有一篇论文《王夫之论本体和现象》,讨论了本体论现象,王夫之是一个大家,易学对他的本体论影响很大,这样我从这篇文章得到启发,想研究这个体系。

 

另一个启发是与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中国哲学史论》有关,著作里提到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如王弼、程颐,没有提他们的易学。我与冯先生讨论了几次,我问他王和程的哲学范畴都是从《易传》里来的,为什么不提它?冯先生认为我说得对,但冯先生说《周易》有一套术语,有一套概念,把它弄清楚要花很大的工夫,太复杂,一般讲哲学史,就从中提出一两个范畴加以论述就行了。冯先生并不是不知道王和程的哲学是依赖《周易》,只是没有专门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基本上是这两方面引起了我对易学的兴趣,兴趣还是重要的。我研究后又发现,易学的确很重要,关乎到中国哲学的根儿。过去讲中国哲学史、宇宙论和本体论这个题,都是脱离易学发展来讲的,这不行。还有《太极》怎么成为中国哲学史的范畴?与《周易》有关。所以我就想研究《周易》的体系问题。

 

 

康香阁:《易学哲学史》中文第四版快出版了,这部近150万字的著作是您花了近10年工夫写成的,历代也有很多人研究易学,您这套书与他们有什么不同,您最大的体会的是什么?

 

 

朱伯岜:与以前相比,这套书不同点一是从哲学角度,另一个是历史的角度,即经传分开。《周易》经过几千年注,注的注,搞不清楚了,而且他们注释《周易》都是经传一体,没有把《周易》本身那些内容搞清楚。我这套书有突破的是,经传学分开,没有混为一谈,要不经也说不清楚,传也说不清楚。不过经传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

 

体会应该是对传统重要经典的研究方法。我是从《周易》来研究中国哲学发展,我这个思路可以研究其他各家。比如道家《老子》,把他们的发展理清楚了,就是研究中国哲学重要的一部分。这种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历代各家的诠释,看经典的发展,这样对于研究中国哲学还是相当必要的。

 

 

康香阁:您对未来易学有什么展望和期望?

 

 


朱伯岜:现在还从哪方面来研究?我现在办易学研究院,就是想把易学和科学联系起来,如果我有一套西方的科学思维和传统的科技知识的话,我的研究可以更丰富,不过现在来不及了,只有找国内科学史权威董光璧教授来一块儿做。

 

现在说中国东西多么好,多么伟大,外国人不信。传统的东西要有价值的话,还是要和现代的人文精神和科学思维相结合,中国传统的东西才有价值,才有生命力,我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关键。比如说中国科技观有一个特点:无论如何发展,为人类造福的科学就有价值,否则就没有价值,和西方工具主义不一样。从工具理性来讲原子弹可以造,克隆人也可以做,但中国传统的科技观就反对发明出来毁灭自己的东西。

至于具体到哪个点有突破,让中国哲学仍然有广阔的天地,我还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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