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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延續儒家文化香火?—專訪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博士
作者是 杜維明教授   

 

 

如何延續儒家文化香火?

—專訪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博士 
 

 

 

來源:人民網—國際頻道


 


 
杜維明個人簡歷: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出生於昆明,1961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1962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后前往哈佛大學深造。在哈佛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先后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81年至今任教於哈佛大學,1988年起曾一度擔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並榮膺美國人文藝術科學院哲學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被廣泛認為是新儒家第三代的領軍人物和中國傳統文明對世界的“揚聲器”。

 

 

  前不久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官邸,人民網駐美國記者唐勇獨家採訪了杜維明教授,就儒家傳統在中國的處境以及中國如何延續儒家文化香火、儒家文化對當今世界的意義等話題進行了深入討論。記者趕到官邸時,剛好趕上杜教授正在跟一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哈佛訪問學者切磋儒家文化與當代中國。學者們言辭之犀利,觀點之深刻,交鋒之激烈,讓記者大飽耳福。杜教授則扮演主持人的角色,不時插話。幾個小時的講座聽完,記者正要上前跟杜教授打招呼,頗有儒者氣質的杜教授趕忙上前跟記者握手:“歡迎你!”杜教授說,像這樣的文化沙龍在社長官邸是經常有的。送走這些學者們,杜教授又再次落座,與記者展開了沙龍對話。

 

 


近代中國166年文化斷裂的情形非常嚴重

 

  ●●記者:幾年前有一個國際機構做了關於“儒家文化在東方各國影響力”的調查,結果受調查的幾個國家和地區中,最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是韓國,中國內地排在最后一位。作為儒學的母國和發源地,中國的處境為何如此尷尬?

 

 

  ●杜維明:這項調查是朱謙先生做的,當時他在美國夏威夷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下屬的傳播研究所工作。當時調查的結果是,韓國首都首爾(以前叫漢城)最合乎儒家的核心價值,其次是日本的現代,再次是中國香港和台北,最后是中國上海。我們現在了解到,“韓流”在中國和文化中國地區以及日本廣為流傳,和韓國深受傳統文化乃至儒家文化影響有密切關系。“韓流”所體現的人際關系和價值,比如《大長經》,與傳統文化和儒家文化有密切關系。

 

 

    ●●記者:我愛人就深受“韓流”影響,特別喜歡看韓國電視劇。

 

 

  ●杜維明:對。在中國這個儒家文化的發源地,為什麼儒家文化的影響反而不是很大?這個問題需要從1839年鴉片戰爭特別是五四運動講起。當時中國一心追求現代化,而現代化跟西化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儒家文化的衰落和這個潮流有很大的關系。所以這個調查結果並不讓人驚訝。

 

 

  ●●記者: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口號,就是要打倒孔家店。

 

 

  ●杜維明:不僅要打倒孔家店,其實從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有好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傳統。一個是悲憤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受西方文化的沖擊但又無能為力。再一個就是革命主義傳統,還有一個就是反傳統的傳統,甚至造反有理的傳統。這幾個傳統結合起來,發生了化學變化。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當中,傳統文化的聲音的確相對薄弱。如果把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分開來,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中,傳統文化的比重並不很大。目前的這個情況是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變局,也就是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但是慢慢地,這種傳統現在正在恢復,可能會逐漸回到一種正常的情況。

 

 

  ●●記者:現在有人常提文化的斷代。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杜維明:文化斷代的確很嚴重,主要表現在五四以來,尤其是現代,影響了很多代人。這種情況非常讓人憂慮。舉個例子,北京大學是中國最老的現代大學,但是京師大學堂時期的北京大學、五四運動時期的北京大學、五四以后國民黨控制下的北京大學、解放以后的北京大學、文革以后的北京大學都很不一樣,這中間不僅北大的校址變了,它的教育理念、理想人格、學術目的都變了,很多學校的檔案也流失了。

 

  可以說,在全世界范圍來看,中國是出現文化斷代情況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個情況和日本、韓國和美國都有很大不同。雖然在二戰中吃了原子彈,但日本的學術譜系從來沒有中斷過。比如,日本儒家學者山崎暗齋,從17世紀開始他所建構的學派便代有人才出,從他開始到現代每代人都在研究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出現中斷。

  相比之下,從五四以來,在中國大陸,一個人從小學到大學中間不受干擾的人幾乎很少。在大陸學術界,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中間不間斷的這代人,現在才剛剛開始。當然,這代人所接受的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並不多,但就是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了。

 

 

  ●●記者:剛才提到儒家文化在中國出現嚴重斷層,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五四運動過於反傳統。1949年中國解放后,一系列相關政策對儒家文化的衰落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杜維明:解放后的中國對傳統文化的沖擊比以前更大。從鴉片戰爭(1839年)到建國(1949年)110年當中,每10年就會出現一次大的變動,如太平天國、不平等條約、日本的侵略、清朝的覆滅、軍閥割據、國共兩黨抗衡。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每5年就有一次大的變化:從朝鮮戰爭到大躍進,從三年自然災害到集體農場,再到文化大革命,每次變化都驚天動地。如果從教育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的確是源遠流長,但近代中國167年文化斷裂的情形非常嚴重。所以中國人才會出現“集體健忘”,甚至這個“集體健忘”還是我們主動自覺的。這使得我們對歷史的重新改寫和回顧,看起來就多元多樣,對整個傳統文化的發展就認為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我們要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儒學是應該揚棄的糟粕。

 

 

  ●●記者:您經常到韓國、新加坡、日本和中國台灣等等同樣尊崇儒教的國家和地區,您看到的儒學在當地的傳承,給您印象比較深的是什麼呢?

 

 

  ●杜維明: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播出過電視紀錄片《河殤》,是反傳統比較激烈的,它提出一個說法,就是希望“黃色土地能夠進入藍色海洋”。當時我就說,不要忘了,藍色海洋不是大西洋,是太平洋,而太平洋中有中國台灣地區、韓國和日本,如果看得更遠一點,還包括新加坡。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而且多半都認為儒家文化對國家的發展有正面的意義。以前我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儒家文化和小農經濟、權威政治、家族制度和集體主義等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但是新加坡根本沒有農業,但它居然也能夠發展儒學。台灣現在基本上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儒學對它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總之,這幾個地區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當然影響既有正面也有負面。

 

 

  韓國、新加坡、日本和中國台灣這幾個國家和地區我都去過。在我的印象中,日本是一個非常好禮的社會,韓國的文化資源非常深厚,動力非常大,知識界對儒家文化熱情洋溢,新加坡秩序井然,廉政做得非常成功。從表面上看台灣有很多亂象,但我個人比較看好,因為這是一個發展已經相當成熟的社會,表現上的亂象並沒有讓整個社會面臨解體的危險。台灣的文盲率隻有1%-2%,中學生上大學的比例已經在50%以上,市民的職業性非常強。如果說內地有很多“海龜派”,那麼在台灣,無論是政治領袖還是知識精英,無論是媒體還是企業,海龜派都特別多。選民很有智慧,整個社會以中產階級為主,所以很有穩定性和凝聚力。在台灣,從小學到大學,有很多課程都涉及到儒家文化。

 

 

    ●●記者:有人說,韓國和日本是中國文化的活化石,意思是說,中國很多古典的東西都在韓國和日本完整保存下來了。您對此怎麼看?

 

 

 

    ●杜維明:這個說法不太准確。因為一方面,儒家傳統隻是文化中國很多資源中一個關鍵性的資源,不管中國文化的概念有多大,不能包括儒家傳統。日本、韓國和越南等與中國文化有密切的關系,但又都有其獨立的文化。中國文化本來就是一元多體,50多個民族每個都有自己的文化。在韓國,大乘佛教、巫教和基督教影響非常大。在日本,神道教和大乘佛教影響非常大,基督教人數不會超過2%-3%。在台灣,影響力很大的是人間佛教。

 

  大中華文化圈,跟韓國文化、日本文化和越南文化有很大不同。不能把韓國和日本算在大中華文化圈之內。在我看來,大中華文化圈,也就是文化中國,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再加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馬來西亞有七八百萬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也很多,我們將其稱之為離散族群,甚至還包括一些與中國人既有血緣又有婚姻關系的外國人,因為他們從文化上影響我們,還有一些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在塑造現代中國文化方面他們起了很大作用。

 

  韓國有專門的儒教大學,跟其他精英大學能相提並論

 

  ●●記者:跟韓國、新加坡乃至中國台灣相比,中國大陸在保持儒學傳統方面的差距主要在哪裡?

 

 

  ●杜維明:第一,知識精英是否認同儒家文化。在韓國,有專門的儒教大學,名叫成均館,跟韓國其他最好的精英大學可以相提並論。成均館的命名來自中國元代的太學、國子監,有超過600年的歷史,我去參觀過。相比之下,中國的知識精英,包括中華書局的李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前院長胡繩、著名作家舒蕪等,都強烈反對儒學,認為儒學是造成中國長期落后的重要原因。

 

  第二,政界和企業界是否推崇儒家文化。在韓國和日本,很多政界和企業界領袖都非常重視儒家文化。比如韓國三星集團一直在贊助成均館,它每年都向成均館投入成千成億的資金,三星集團認為這對它是莫大的榮譽。

 

  第三,生活世界是否體現儒家文化的精神,這是最有趣的。比如在韓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視儒家禮節,韓國人每年都要祭孔。而且韓國人很較真,認為祭孔必須使用明代的儀式,清代的儀式不夠正宗,這是韓國的傳統。十五、十六世紀,儒學在朝鮮族全面發展,韓國的年號基本上是順著明代的年號,他們認為滿清入關是對儒學的摧殘。韓國的祭孔儀式非常庄嚴,彌漫著祭奠至聖先師的氛圍,政府也很重視,經常是教育部長以上的官員親自出席。在台灣,人們也搞祭孔,也至少是台北市市長和教育部長出席。中國最近也恢復了祭孔,但相比之下,旅游觀光的色彩太濃,不夠庄重,無法跟韓國比。

 

  另外,韓國對儒家文化的推崇還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細節。比如韓國貨幣1000元是韓國流通最廣的貨幣,相當於10元人民幣和1美元。這張鈔票的正面印著一位慈祥長者的人像,他就是韓國大儒李退溪,像下是他的生卒時間(1501-1570年)。李退溪號稱“韓國朱熹”,是朝鮮李朝時代最有影響的哲學家,為朱子學說在朝鮮半島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有人評價他為“朝鮮五百年推為第一儒家”。李退溪的人像旁邊印著一個投壺,這是古代儒家學者游戲用的。鈔票的反面印刷的建筑群是陶山書院,由李退溪一手創辦,地位相當於中國的白鹿洞書院。

 

  當然,儒家文化對韓國的影響也有負面。比如,韓國確實是明顯的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大男子主義很盛行。在韓國,大學教授在家請客的時候,同樣是大學教授的夫人並不上桌,她隻能在廚房陪同她的母親一起做飯燒菜。還有,韓國女性即使在大學表現很出色,但畢業后要在社會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還是要受到一些限制。所以韓國的女性主義者對儒學批評得非常厲害。當然,現在情況也在慢慢改變。

 

 

  普通西方人經常誤讀儒學

 

  ●●記者:您長期在西方教授中國傳統文化,遇到的壓力主要是什麼?

 

 

  ●杜維明:我是從1981年到哈佛大學教書的。在此之前,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4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書10年,也就是說,我在西方講授儒家文化已經有近40年時間了。

  儒家能不能得到發展,能否用英語或者說非漢語來表述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這是儒家能否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關卡。世界三大宗教,每個都有多元多樣的文化形式和語言,我們可以用中文來念聖經,並不一定非得用希伯萊文,我們也可以用中文來念佛教經典,並不一定非得用梵文。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法文、德文等來了解儒家文化呢?我個人在這方面也面臨很大的壓力,無論是從中文來講還是從非漢語來講都有困難。中文的困難在於:由於聽講人過分熟悉,他們會說,儒家的負面影響很大,你一定要在海外多講它的好處。英文的困難是:聽講人很願意聽,願意了解和認識儒家文化,但由於不熟悉和文化差異往往導致誤讀。

 

 

  ●●記者:普通西方人會怎樣誤讀儒學呢?

 

 

  ●杜維明:他們會認為儒家是一個特殊文化的產物。而且他們也了解到,五四以來的許多文化精英對儒家有很多批評,所以他們會想:儒家是不是過時了?儒家隻是屬於特定文化圈的價值,和我們西方人沒有太大的關系?不過現在西方開始逐步接納儒家文化,開始思考它的人文價值。比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就把《論語》當作受教育的西方知識分子必須學習的一個文本。《論語》是唯一入選的非西方文本。

 

 

  ●●記者:聽說您在哈佛開辦的儒學課堂中,學生越來越多?

 


●杜維明:我已經教了7、8次了。最早開始的時候,學生大概有100多人,后來學生越來越多,最多的時候超出500人。后來學生有所減少,到最后教的時候大概又是100多人。我已經有3、4年沒有教了。2007年春天我又要開設這門儒學課程,我想學生應該會有100多人。我現在帶的本科、碩士和博士生都有。我給哈佛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教《四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當然都是翻譯過來的,而且是小班上課,限定學生不能超過12人。我給研究院上的課是儒家倫理,學生既有碩士,也有博士。

 

 

  ●●記者:您覺得,他們主要關注的是儒學的哪些地方?

 

  ●杜維明:基本上是倫理,包括個人的修養問題,還有社會的和諧問題,還有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儒學的人文精神是很寬廣的。西方的人文學和人文主義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對自然有侵略的傾向,對宗教不聞不問。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學要求人類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諧,又要與宗教保持相輔相成的關系,所以它的內涵比較寬廣。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謂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些觀念已經被西方接受,成為最朴實的倫理。

 

 

  ●●記者:但是孔子似乎也說過,子不語怪力亂神,儒家似乎也排斥宗教?

 

 

  ●杜維明:不是。《中庸》裡面說,鬼神之德,其盛矣乎!事實上,孔子是尊重鬼神的。《論語》裡面有一句話說,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人們一般認為,孔子隻注重生,不注重死,隻注重人,不注重鬼,我覺得這是一個誤解。你不會走就不會跑。要先要知道人,才能夠知鬼神。隻有對人和人的世界有全面了解,才能了解鬼神。儒家有一個說法是慎終追遠,所以才有祭祖的做法。鬼和神、魂和魄都很重要。招魂屬於楚國的傳統,但儒家也有這樣的說法:當你祭奠祖先的時候,祖的游魂會回來和親人團聚。所以儒家對鬼神是一種敬而遠之的敬重態度。敬而遠之並不等於害怕,而是尊重鬼神,認為不要用人所不知的力量去干擾它,而是要保持一定的距離。這跟西方凡俗的人文主義對宗教的排斥有很大不同。儒家倫理是扎根在人的基本經驗之上的,與美學有密切的關系,另外人文學必須拓展到宗教的層面才能充分展現它的內涵。

 

 

  很難給改造儒學列個清單

 

  ●●記者:今天人們都在談論如何改造儒學,使其能夠適應中國的現代化。您認為到底應該怎麼改造?您研究儒學這麼多年,能否給大家開個清單,列出哪些是應該被徹底拋棄的,哪些是應該傳承下去發揚光大的?

 

 

  ●杜維明:當然可以列個清單,但這可能會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第一,我們首先要了解儒學,這是一個跨時代的現象,又是一個跨文化的現象,同時又是一個多學科的現象。先認識,再了解,在這個基礎上再看能否開發它的資源,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如果沒有深入了解,要想開個清單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記者:人們都認為您是新儒學大師,難道對儒學也還不夠了解嗎?

 

 

  ●杜維明:我想我自己還差得太遠!所有偉大的精神傳統,比如基督教的傳統、伊斯蘭教的傳統、佛教的傳統都像長江大河乃至海洋一樣,我們能夠知道的隻是很少的一部分。另外,所謂大師的提法,我認為不是很准確。新儒學大師的提法,我也不贊成。沒有新基督徒和新佛教徒的說法。當然,我們希望儒學能夠創新,面對不同的時代和挑戰它都能夠創新。真正有創造性的工作很難的。我從開始接觸儒學到現在已經有四五十年時間了,但我認為自己還是了解得很片面,常常會犯錯誤。

 

 

  ●●記者:您剛才提到,儒家在人文關懷方面高出西方一籌。您認為應該如何進一步開掘儒家的人文精神?

 

 

  ●杜維明:當今世界各地出現的生態環保危機表明,人和自然的關系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一個有價值的東西。另外,人的終極關懷,也就是人的宗教信仰的問題也可以用到儒家。美國社會之所以富有凝聚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在西方社會裡,美國和歐洲很大的不同,就是宗教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非常大。你如果到哈佛大學所在的劍橋市和附近的波士頓市看看,就會發現到處都是教堂。宗教在中國的發展非常快。這讓我很驚訝。以前是儒道佛三教,現在是儒道佛和伊斯蘭以及基督教五教俱備。儒教不是宗教,但它有宗教性,它能夠在社會上扮演跟宗教類似的角色和功能。我編過兩本論文集,就叫《儒家的精神性》。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能否和平共處?儒家對各種不同的宗教都相當尊重,在這方面也有它豐富的資源。如何讓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儒家很注重根源性,也很注重公共性,如何協調二者的關系,是從事儒學研究乃至鑄造傳統文化的大師大德們共同的想法。我希望通過儒家,能夠發展一種對話的文明。

 

 

  ●●記者:既然儒家有精神性和宗教性,而宗教都解決了人們面對死亡的恐懼問題,那麼儒家如何看待死亡?我知道,道家的庄子很洒脫,他的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

 

 

  ●杜維明:道家是希望通過修煉成仙來超越死亡。大儒面對死亡,也都是心平氣和,有一個很庄嚴的回歸儀式。王陽明曾經在陽明洞裡擺放了一個石頭棺材,每天面對它,來對死亡的挑戰作出回應。曾子在去世前對弟子說,你看看我的腳,你看看我的手,我這一生能保全我完整的身體不是很容易。

 

  把《論語》翻譯成英文的一個學者,曾經引用一位法國著名思想家的話說,他沒有看過比論語論述死亡的尊嚴更全面的書。儒家講孝的時候,說生要事之以禮,死要葬之以禮並祭之以禮。儒家沒有輪回的說法,人隻有一生,死了也就死了,所以更珍惜生命。在儒家看來,君子有三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也稱三不朽,胡適后來把它又推廣到宗教的三不朽。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到今天還沒有死,孟子也沒有死。隻要有人還在懷念你,你就沒有死。

 

 

  ●●記者:您認為哪些儒家的東西現在很明顯是應該被拋棄的?

 

 

  ●杜維明:三綱應該被揚棄,包括君為臣綱,就是政治專制主義,父為子綱,就是家族等級制度,夫為妻綱,就是男性中心主義。三綱是一種政治化的儒教,是社會控制的工具。但是五倫,就是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都是雙軌的,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五常,以前叫仁義禮智聖,現在叫仁義禮智信,這些核心價值對現代中國依然有價值有意義,對世界其他國家也有借鑒的作用。這些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同時又具有普世意義。

 

 

  ●●記者:三綱和五常之間會不會有難以割斷的聯系,使得人們難以繼承五常拋棄三綱?

 

 

  ●杜維明:不一定。在西方,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大概有1000多年,人們認為不通過教會不能得救。后來馬丁?路德提出靠信仰照樣可以得救,導致人們通過教會才能得救的信念動搖。五四以來,對儒家等級主義、權威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批評得已經非常充分。從事儒學研究的人,幾乎沒有例外,對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是認同的。但必須知道,除了自由以外,還有正義和公義的問題。除了理性以外,還有同情的問題,即我們常說的惻隱之心。所以儒家的很多資源可以和西方啟蒙思想相配套。西方常常講普適的價值觀,實際上自由是普適的,公義也是普適的,理性是普適的,惻隱之心也是普適的,權利是普適的,責任也是普適的,法是普適的,禮也是普適的,個人尊嚴是普適的,和諧的社會也是普適的。這些價值都有普適的一面,而且有些最好的價值還有矛盾,比如平等和自由矛盾,效率和公平矛盾。

 

  現在中國有兩個思想潮流,一個是自由主義,一個是新左派。新自由主義很突出自由和權利,新左派則突出平等和責任的問題。女性主義則突出團隊的關系、同情和面向未來等。各個不同的思潮都有自己的特色。

 

  希望政府和企業投入一些資金,專門培養文史哲的接班人

 

 

  ●●記者: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出現了祭孔、讀經、建立國學院等現象,如此密集地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進行重新認識與推崇,引起了社會廣泛爭論。支持者說利於文化傳承,批評者稱商業味太濃。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

 

 

  ●杜維明:儒家在中國的發展,有人說是“國學熱”,但總的說來我認為還是力量太薄弱,因為我們畢竟是從零開始。如果把日本對日本傳統文化、美國對美國傳統文化、法國對法國傳統文化、韓國對韓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相比較,中國對中國傳統文化就太糟了。太慘了,太慘了!太薄弱!我們必須考慮,怎麼才能把民間社會很薄弱的儒家文化資源變厚。現在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影響社會的力量多半來自學術或知識領域之外,突出表現在超女、歌星影星等。真正的英雄似乎都是企業界領袖、歌星影星或者運動員。我很希望影星歌星運動員或者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們都能夠有比較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影星成龍熱衷慈善事業,金庸的小說裡有很多儒家文化的因素,但很多人對於宣揚傳統文化並不是很自覺。

 

 

  ●●記者:現在,中國流行的觀念是學習文史哲好像沒什麼出路,您也曾提過,教育最大的危險是滑入市場社會的危險。缺乏對年輕一代的儒學教育,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在哪些方面還需要加強?

 

 

  ●杜維明:市場經濟是好的,我們擔心的是市場社會。中國一旦滑入市場社會,所有人際關系包括婚姻都市場化了。中國人接觸的價值領域太單一,過於突出政治經濟,對文化不重視。比如中國的精英絕大多數願意考理工或者醫學,所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認為學習文史哲好像沒什麼出路。就是學習社會科學的,也大多選擇企業管理和外文。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不僅在大陸,就是在整個文化中國地區都比較少。現在大家應該有一種危機感,企業、政府、媒體要加大推動學習傳統文化的力度。

 

  希望政府和企業投入一些資金,專門培養文史哲的接班人。在美國,從事文史哲研究的大半是出於自己的興趣。而在文史哲研究中從事中國研究的,又是精英的精英。美國的大學校長,多半也是文史哲出身。在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的學術地位比商學院要高。隻有文理學院才能授予哲學博士PHD,其他學院隻能授予DR. 其他學院的學生要拿到PHD學位,必須跟文理學院合作。在日本,清流(人文學者)比較清苦,但社會地位極高。我很熟悉的一個日本學者岡田武彥,他的親戚中企業家不少,他的薪水比他兄弟低得多,但他在他家裡面最受尊重。另外,學術界的工作比較穩定,可以長期發展,比較容易得到滿足感。比如醫學外科手術,做上1000次,是非常乏味的重復勞動,沒有多少創造性可言。所以醫生多半會自己另外發展一些興趣和愛好,或者是音樂或者是其他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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