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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谈“王道”及不同文明的对话
作者是 许嘉璐教授   

 

 

许嘉璐谈“王道”及不同文明的对话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当前,人类急切需要不同文明的对话,在对话中一定离不开传统,因为现实就是过去的延续,过去的发展。

 
演讲人:许嘉璐
 
简介:许嘉璐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人文学者。他曾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主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编者按:
 
  世界,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越来越复杂,从物质形态到精神世界。然而人类毕竟是智慧的生物,会为自身思考未来,从现实中摸索如何解决问题或从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奋起的力量。
 
  许嘉璐先生关于“王道”的思考和倡导,或能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一些教益。本文经演讲者审阅,题目为编者加。
 


当今的世界,真是乱糟糟。冷战之后的种种战争和动乱,以及恐怖主义行径、人居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包括南北、行业、阶层间的差距)、各国社会动荡等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至今还看不到结束之期的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北非中东的混乱局势、科特迪瓦的内战,无不影响着人类的正常发展。寻究起来,这些都与流行于全球的“霸道”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面对世界上种种威胁人类的事件和事故,各国的智者几十年来都在认真思考、分析,为时代把脉,为未来探寻出路。从斯宾格勒到汤恩比,从福柯到哈贝马斯,都曾经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指出了人类文化、思维和社会面临的危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西方文化的致命弱点,他们的论证有许多和中华古老的文化有某种程度的暗合,无意间或有意地引导人们向东看,到中国的文化里觅寻智慧。


 
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积累了成系统的、经历了五千年磨砺检验的、至今仍然沉淀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经验与理论。只不过近一百多年来,在有意强化的西方文化的聚光灯下,中国人质朴智慧的光芒显得暗淡了。在中华文化的智慧宝库中,“王道”思想就是一件值得世界各国参考的宝物。


 
追溯中国的“王道”


 
众所周知,“王道”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从殷纣王的囚室里刚刚被解放出来的箕子在回答周武王向他咨询循天理以治天下的道理时说的话,是他所理想的由一个君王统领众多诸侯国的原则和方针。可能这时“王道”两字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所以汉唐经学家解之为“先王之道路”或“先王所立之道”(见郑玄注及孔颖达疏)。所谓“先王”一般是指夏、商、周。到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时,“王道”已经有了特定时代的特定内涵,即指往古王者以仁义统领诸国之道。三代是一统的,王是最高统帅。孟子的时代周王早已被边缘化,天下群雄并争,人民颠沛离散,饿殍塞路,孟子认为急需一个能够“朝诸侯,有天下”的王者出现,以恢复三代一统而安定的局面。而达到“王”的途径,就是“王道”,也就是对内实行仁政,悦近而来远。通观其游说诸侯时所有宣传“王道”的论述,最为典型的是对齐宣王所说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无以,则王乎?”和“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均见于《孟子•梁惠王上》)这和他所说的“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是同样的意思。在孟子那里,第一次把“王”和“霸”相对而提,例如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延至荀子,不但有“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荀子•王制》)、“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天论》)等关于“王者”之法的论述,而且其书有《王霸》一篇,专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道理,目的也是希望在诸侯中能够出现“一天下”的王者。


 
其实,孔子的仁政理想和伦理学说,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思想中,最终也是指向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鉴于“政由五伯(霸),诸侯恣行,淫侈不轨”,于是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迨及汉世,天下早已统一,“王道”所指有了很大变化,所以当汉元帝(时为太子)向其父亲宣帝提出应启用儒家时,得到的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斥责,甚至差点因此而丢掉继承皇位的资格(《汉书•元帝纪》)。不管是宣帝还是元帝,他们所说的霸、王之道,已经与战国时指国与国关系不同,纯然是指在一个大一统帝国内的施政问题了。借用“王道”概念以表达对朝廷施行仁政的期望,恐怕已经是当时的惯例。例如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此后,魏晋六朝、隋唐,或因天下动乱,或由国祚短暂,或以其时儒学不兴,关于王、霸之说不彰。直到南宋朱熹与陈亮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持久(二人书信往还近十一年)而激烈的争论,王、霸问题才尖锐地提到士人面前。这就是陈亮所说的“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陈亮集》,《甲辰复朱元晦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大明”,应该是指经程、朱辨析,王、霸与义、利相对应的关系明确了。


 
陈亮门人芦偘的一段话似乎可以概括朱、陈之争的实质:“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亮)崛起其旁,独不以为然。且谓‘性命之微,子贡不得而闻,吾夫子(案,指孔子)所罕言,后生小子与之谈之不置,殆多乎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案,指“五行”和“谷”)《乾》无利,何以具四德?(案,指元、亨、利、贞)如之何其可废也。于是推孔孟之志、《六经》之旨、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后知圣贤经理世故与三才并立而不废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简大,坦然易行。”(《宋元学案•龙川学案》)


 
陈亮认为程门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已经不能使人心服;后之学者(实指朱熹)进而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更与历史事实不符。他批评:“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甲辰复朱元晦书》)“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序》)朱熹则批评他说:“同父(亮)在利欲胶漆盆中。”“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123)陈亮之所以据史实而言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是鉴于当时国力衰弱,北国南逼,认为空谈性理误国,应该提倡“以经制言事功”(黄宗羲语,见《龙川学案》序录)。因此其所言“王霸”是与义和利、理和欲、道和器,乃至内圣和外王相对应的概念;而其所谓“利”并非一己过分之利欲,而主要是指“无一念不在斯民”(《策、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独名于汉唐》)之利。他的学说


 
在程朱之学被视为正统之时,“遂为世所忌”(《龙川学案》黄百家按语),“无不大声排之”(全祖望《陈同甫论》,转引自《龙川学案》附录)。但是,对后世却影响至巨,不但在当时培养了一批重事功的学者,而且影响了浙东等地区的世风,即使明末清初“实学派”中执牛耳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其实已经远绍龙川的精神和学说了。如果我们把浙东一带现今民营企业格外发达的情况放到历史背景中考察,恐怕也和永康、永嘉学说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朱、陈之所谓“王”与“霸”,实已离其原旨益远。而若“王”、“霸”离开了孟荀原意,和义利、理欲以及道器结合起来,其实从来就不是截然二分互不关涉的。


 
 中古以前的“王”与“霸”


 
粗略总括自战国至南宋关于王、霸思想的运用和阐发,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四点,以供思考“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


 
1.孟子同孔子一样,树起传说中的“三代盛世”为标杆,以恢复天下一统为目的。所不同的是,孔子希望诸侯施仁爱、崇礼乐、弃霸业、尊周室;孟子则面对几个争雄的超级大国,希望有一个诸侯国能够实行“王道”以统一天下。换言之,“王道”在孔孟那里是处理国与国关系、寻求一统的利器,“内圣外王”的思想在他们的学说中已经成熟了。


 
2.刘汉既已经过提倡黄老思想休养生息,又经文景之治以及武帝固边拓疆,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政权主要是处理内部问题,自然要“以霸王道杂之”,亦即恩威并用、儒法兼行。实则这时的“王”、“霸”含义已经有别于孔、孟、荀,转指内政了。


 
3.宋儒先是惩于五代时期道德沦丧,世风朽败,释氏流行,古学凋零,于是以道统自任,倡孔孟,探理、性,颂王道,正人心;继而陈亮一脉以国弱民贫、御侮无力为忧,故兴不弃利、欲、霸、器之说。其实两派不过各执一端,所以黄宗羲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但其实他是有些偏袒陈亮的,所以又说“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均见《龙川学案》按语)


 
4.今之世界犹如中国战国时期之纷纷,与古不尽同者,霸权国家不仅凭借武力大倡“人权先于主权”、“反恐无国界”以及“单边主义”,以强推自己的价值观为旗帜,任意征伐弱小,而且极力推销现代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工具理性,影响所及,促成了新兴国家在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侵蚀,加剧了文化断裂、社会撕裂、人心分裂。现在弘扬“王道”原旨,岂非恰逢其时!


 
近百年的“王道”宣示
 
其实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人们先后都有过体现“王道”思想的宣示。


 
例如,孙中山先生在九十年前就说过:“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武力便是霸道”(《国父全集》第一册,4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民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同上,第三册,538-540页)。“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个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这个民族才可以发达。”(同上,第一册,53页)他的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同上,54页)


 
孙中山先生在这方面的种种论述都本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思想。惟其如此,所以一脉相承至今。例如在孙中山先生身后约三十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也不会侵略别人,但是对人民反抗侵略的革命战争还是要支持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又过了二十几年,邓小平先生也说:“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因为三位伟人都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信心,所以能以中华民族的智慧,预见到中国一定会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走上富强之路。现在两岸一起来进一步探讨“王道”的内涵和当代意义,显然也是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继承、延伸和弘扬。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1924年讲上述那番话时,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努力挣脱帝国主义“次殖民”(孙中山语)统治的阶段,此时就说“济弱扶倾”以尽自己的天职,可能被讥为“言之无根”;毛泽东主席在大陆正处经济困难时讲强大起来也不会侵略别人,也可被视为“浪漫”;邓小平先生在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就说永远不称霸,或可被扭曲为“宣传姿态”;那么,在大陆靠13亿人民的努力开始强大、两岸关系由于彼此的善意而处于最好阶段、大陆几十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的实践已经让许多国家了解了中国人对待“天下”的态度的这个时期,我们再次以鲜明的语言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会和世界人民同舟共济的“王道”思想,肯定会有更大的说服力。

 


 
“王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体现
 
“王道”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投射到处理“天下”事务方面的结晶。三代时的“天下”,不过相当于现在的中原地区;汉代时的“天下”也没有超出现在中国的版图范围。在地球变成一个村庄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天下”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至宇宙。这就是说,随着天文地理等知识的不断拓展,“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爱胸怀也相应地不断扩大。爱屋及乌,由对各国人民的关切友好,自然更增强了对自然环境、社会产业、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关怀。再者,孔孟提倡王道,最终是要一统天下,今天我们挖掘“王道”的丰富内涵,意在多元世界的和谐和平。今人早已超越了古之圣贤。王道思想包括了对人与人、人与天、身与心、现实与未来的深刻观察和思考,我们的探讨自然也必将涉及世界所需要的人文与物质危机的种种方面。我相信,我们的研讨一定能够在很多议题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赓续传统,倡导不同文明对话
 
以中美两国为例,中美不仅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更是两个文化大国,两国的文化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我不完全同意只谈美国从独立战争到现在的历史,实际上美国的传统文化是希腊罗马•希伯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研究美国的文化应该追寻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今天的美国。


 
同时,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观察今天的中国,要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如果不去深究中国从商周时代所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文化传统的范式,恐怕难以得到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们两国一起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世界上都是有影响、有意义的。对于中美这两个大国,其实共同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人类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回顾过去,回归精神。


 
为什么要回顾过去?人类每到一个关键时刻,总是要从祖先那里寻求他们闪光的智慧,作为今天继续向前进的精神动力和营养。为什么要回归精神?因为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对物质的无限追求,乃至把物质变成神的时代。精神往往被社会遗弃了,遗忘了。而我们学者有责任重拾过去的传统,来关注人类的精神。只有物质是构不成社会的,它只能构成原始的地球,只有有了精神,才有辉煌的过去、繁荣的现代和更加美好的未来。当然,在我们回归精神、回顾过去的时候,也不应该脱离当下,这是不现实的。人类只能向前进,不能倒退。那么,学者们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对中国人来说,就应该要颂扬宋代儒学在历史基础上进行创新的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和吸收以伽达默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哲学诠释学、批判诠释学的营养。


 
我认为,伽达默尔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宋代的儒家有完全契合的地方,这就是把传统看成一个生命;历史在延续,传统的生命也在延续。因为后代的解释者,往往是把自己的生命,即把自己经过体验的见解注入古代的文本,使之延续,同时又适合他所处的时代,反映他所处的时代。这样传统就不是一个僵死的、不动的、现成的,似乎只是一个没有活气的文本,而是生动地存在于人类的心里,活泼泼地存在于学术的空气中。


 
当前,人类急切需要不同文明的对话,在对话中一定离不开传统,因为现实就是过去的延续,过去的发展。我一直在不断地呼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抱着这样的一个宗旨: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要相互了解,进一步相互理解,在理解了对方之后,应该欣赏,因为不同的文明都有它自己杰出的贡献,是别人所没有的。对于对方有而自己欠缺的,就应该要欣赏,只有达到一个欣赏的高度,你才会向对方学习。了解,理解,欣赏,学习,最后达到双方共同发展的目的。


 
在中国和西方的传统中,有一点很巧合的接触。15—16世纪时,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已经产生躁动,在酝酿着文化变革时代的到来,因此后来发生了文艺复兴,催生了工业革命,整个改变了人类的社会和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明代,从中叶到晚期,中国也产生了一种启蒙的思想,同时,由传教士介绍,中国的《老子》、《论语》也被译成拉丁文,以至于笛卡尔看到后,惊叹原来在东方有如此高明的智慧,知道了遥远的东方——中国整个的学术传统是人本主义,这成了文艺复兴发生的一个营养。我想这不是巧合。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宗教的统治、影响,还是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的消费观念,都在酝酿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当人类面对物质利益的时候,常常失去了自我;当社会精英作为社会的良知清醒的时候,应该放慢脚步,回头看看。在我们看的时候,总是以今天的立足点和眼光来看的,在我们眼里的过去已不是真实的过去的样子了,已经被约化了,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原来人类的脚步是这样的蹒跚,前人走过的道路是这样的曲折,原来古人的精神要比我们丰富。这样我们就懂得了,我们要把人文社会科学提到各国人民的面前,告诉人们:这个领域太重要了。这样我们会与更多的清醒者,手挽着手,在未来的道路上少一些坎坷,少一些曲折,走向人类共同的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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