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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人文精神
作者是 張立文 院長   

 

 

儒学的人文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

第一屆國學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發起人

張立文 院長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位,“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它通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自身心灵的诸关系合乎中节的协调,以教化天下,并由此而开出礼乐文化、人伦文化、仁爱文化、人神文化、自然文化和生生文化等。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忧患精神。儒学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未来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中国忧患意识之所以孕育,基于宗教的人文化、圣王的分裂和士的自我觉醒。孔子讲“士志于道”,士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忧道的积极入世品格,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孟子继承孔子,提出“忧患”的概念,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事业兴败,国家存亡,都与有否忧患意识相关联。忧国忧民之心是责任意识、承担意识得以生发的活水,是以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的博文情怀,与民同忧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以百姓忧乐为自己的忧乐,百姓也会以国王的忧乐为自己的忧乐,和普天下人同忧同乐,就可以达到圣王的境界。《周易》是忧患之作,孔子韦编三绝,为之作《传》,就是要使人懂得知危则戒惧,才能平安无危;知平安无危则偷安,就会倾危。这就是要居安思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总之,儒学的忧患精神是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博大情怀;是面临危难、困境而不屈服、不畏难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是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辩证理性精神。在当前人类面临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文明危机、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的危难之时,中华民族应高扬忧患意识,在回应与化解人类五大危机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二、乐道精神。乐道精神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人总有所向往、有所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此“道”可以是一种理论、学说,也可以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如茶道、花道。它们都可以给人以精神的宁静、愉悦和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提升,情操获得了超拔,气质得到了陶冶。乐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生孜孜追求,发愤忘食求道,而忧道之不可得,一旦得道,乐而忘忧,这种乐道精神,是得道时的美的精神满足。为获得得道的精神满足,颜回宁可放弃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甘于贫贱。后来孟子发挥这种乐道精神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讲应怎样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被富贵、贫贱、威武所迷惑、动摇、屈服,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即不放弃求道、得道之乐。孔子认为,乐有两种,一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如符合礼乐节度,称道别人的善处,交贤明的朋友,这是真快乐,包含着丰富的仁义礼乐的内涵,是乐道精神的体现。二是对人有害的快乐,如以骄傲为乐,以游荡为乐,以晏食荒淫为乐,这种快乐是不符礼乐节度,有违仁义廉耻的快乐,是非乐道精神。孟子并不否定人可以从感官欲望和自然生理本能的满足中获得快乐,但反对纵欲、佚游、晏乐的满足和愉快。虽然孟子把“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并提,将“理义”的道德愉悦和道德美感与感性愉悦和生理美感并非并重,但实际上孟子更重视前者。理义的愉悦,即乐道精神的体现,亦乐道精神的内涵,具体而言,如事亲从兄的仁义之乐,知此节此的智礼之乐。这种道德愉悦使人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达到道德美感的精神境界。孟子认为达到诚的境界,是最高的乐道精神的体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的大乐,是对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悦体验。把诚提高到天道的位置,便是一种天人合一境界的内外融合而产生的愉悦。乐的享受,孔、孟虽都肯定心理、生理情欲满足引起的快乐体验,但重心逐渐从物质的、感性的、生理的层面转向精神的、道德的、理性的层面,追求“乐心” 和乐道。乐道和乐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这是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


 
第三、和合精神。和合是儒学对人的生存、意义及可能世界的思考活动,它是儒学所普遍认同的理念,并纵贯儒学演变的全过程,尽管先秦以后有断裂,但现仍有传承,它横摄社会伦理道德、心理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情感等。儒学和合精神是其价值理想,既是宇宙精神,又是道德精神,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冲突融合而和合的精神。和合是天地万物存有的根据或原因;是存有的方式;是动态的、开放的过程;是心情宁静安详,心绪和平恬淡,心灵充实愉悦的境界。其目的是达到人和而天和,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境界。


 
第四、人本精神。西方人本学的本义是指研究人类起源和人种演化的科学。费尔巴哈把自己哲学称为“人本学”,是指以自然感性的人为基础和中心的哲学。中国古代人本是指以人为根本,肯定人在自然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并以此为中心,解释一切问题;在解释一切问题中体现的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便构成一种人本精神。较早提出“人本”概念的是管子。管子所讲的人本,就是把人当作人看,尊重人格,尊重人的自我意志,满足人的需要,可称为人本位主义。孔子的人本精神不仅在把人当作人看,尊重人格,而且重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关怀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孔子仁学充分体现了人本精神。他所说的人,是具有人格的人,而不是其他外在要素的附属品或派生者。因为孔子仁学的核心是讲人,所以仁学也可称为人学或人本学。仁之所以说是人的内在超越,首先,在于仁与人在内涵上有互相贯通、圆融之处。如“泛爱众,而亲仁”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其次,人应该是有仁德的人,无仁德就不是人。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再次,爱人虽意味着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要求由主体自我做起,树立主体性人格。从内圣仁的自我修养,到家庭仁的实践,再到外王仁行天下,贯穿着爱人而人人互爱的人道(仁道)精神,这是人本精神的血脉和生命。若无仁道精神,人本精神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战国时,战争频繁,人民苦难。睿智的思想家大都超越国家的局限,从天下人的视角来思考战争问题,墨子提出“兼相爱”的主张。孟子的仁,是人的哲学升华,是人本精神显现,也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仁的本质就是人,无人就无所谓仁;人又蕴含着仁,无仁,人体、人的本质便无以表现。“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于是孔孟从仁中发现了人及人的本质,从仁学中建立了人学。只有当人超越了自然人、本能人,人的本质才被发现,人本精神才得以体现。荀子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而又发现孟子“亲亲仁也”的思想,又接受了墨子的“兼受”思想。他把爱分为爱人和爱民两个层次:从爱人来说,是仁者之事,施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爱,以及不同敬。爱人是有限定的、非普遍的爱。二从爱民来说,是政治价值的选择,而非道德价值的选择;是以普天下所有的人为施爱的对象,而非以亲者、贤者、贵者为先为厚的施爱对象。儒墨都强调泛爱众的人类之爱的人本精神,当儒学在强调“仁”要从自我做起的时候,就确认了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这标志着个体主体的自觉。个体主体的提升为类主体,并从人性的普遍性说明人的类存在。儒学对个体主体和类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的独立性、尊严性的肯定,即是人本精神的确立。


 
第五,笃行精神。它凸显了儒学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是儒学积极投身现实社会,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追求自己理想价值实现的精神。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以其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求道的乐感精神;探索了“和实生物”和化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冲突融合的和合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人民)能载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忧患、乐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蕴涵着笃行精神的意蕴。孔子既重视认知主体和知识的来源问题的探讨,又强调行的价值,讲求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融合。孔子主张听言观行,重视对行为的考察,“君子不以言举人”,选拔人才不能只听言,否则能说会道者,阿谀奉承者会被选拔上来,而埋头苦干者,能干实干者就会被冷落。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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