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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的中庸观
作者是 王岳川教授   

 

 

中西方的中庸观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岳川教授

资料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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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的社会风云中,“中庸”之道被冠上了各种帽子而不断遭受各种误读、歪曲,甚至认为它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更有甚者,将中庸之道与折衷主义、平均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妥协主义混为一谈,认为“中庸”缺乏原动力,其不偏不倚、守中持中让人圆滑处世,无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个体刚健清新的生命塑造。于是,人们在“反中庸”中全盘采用西方的过度“竞争”手段、对自然掠夺的“竭泽而渔”方式、“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的理论,以竞争、斗争、战争的现代性观念来取代传统“中庸”节制合度的观念。这导致了“现代性的恶果”和“后现代性的颓败”。在现代知识谱系和单维时间发展观上,“中庸”精神似乎显得落伍而不够现代,在人类新价值坐标中成为被边缘化的陈旧观念。其实,这是建立在误读中庸之上的偏颇之见,必须正本清源。


 
正确揭示“中庸”的内涵尤为重要。中庸有很强的法度和原则,不是随便折衷、轻易妥协的。中庸要求不偏不倚、择善持节;而折衷主义是一种无原则性的调和,一种平均主义的随波逐流。中庸的原则性具有不可调和的刚性,因为任何不公和偏斜就会导致整体的倾斜颠覆,故而要求把握好事物对立矛盾之间的和谐度,洞悉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这尤为重要;而折衷主义是混淆是非和稀泥的“乡愿”,是在对立矛盾中无原则地调和的伪善之人,“乡愿,德之贼也。”


 
“中庸”的内涵可表述为“中和”。子思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以说,《中庸》全书的主旨是“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人们达到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而“致中和”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恢复人固有的善的本性。要恢复人的善的本性,首先要努力做到“诚”,因为诚是“物之终始”,是沟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因此“诚”是中庸的关键所在。更深地看,《中庸》的主旨虽然讲“中和”,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但讲“至诚”似乎有一味强调“诚”的深度、“至”的极度的极端性:“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庸与诚的关系,值得深加追究。


 
中庸的“诚”有三个维度:(1)连结天和人(“天命之谓性”),“诚”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规范,既重天又重人,体现了从“礼”到“仁”,从“天”到“人”的重要历史转折;(2)“诚”是贯通天、地、人的一种普遍规范,使天和人、地和人、人和人、人和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3)“诚”强调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诚既是道德本体,也是道德实践,既是个我自身的修养,也是人际关系充分协调的原则,更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准则。诚要求以双方之诚去寻求对话,寻求沟通以避免恶性战争、竞争、斗争,最后达到和平。换言之,中庸追求的是人与事的“中和”境界。正因为尚“中”所以达到“和”,正因为达成“和”所以返求“中”。世间万物与人事总的要求就是“中”——世界的平衡发展需要遵循“中道”,人的思虑审事行为方式要求“中庸”,顺“中”则“和”,反“中”则败。


 
“中庸”思想具有东方文化的魅力,但并非仅仅为东方所独有。中庸精神具有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共性,是东方和西方共有的哲学理论,具有人类精神的内在互通性。
 
 
 
古希腊有“中庸”思想。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诗人潘季里特在他的《祈祷诗》中说:“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有许多关于“中道”的言论:“当人过度时,最合适的东西也变成了最不合适的东西”;“人们通过享乐上的有节制和生活上的宁静淡泊,才得到愉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愉快的”;苏格拉底讨论过“中道”问题。柏拉图认为:“需要‘中’的原则,以论证绝对精确的真理。”这些论述表明,古代希腊社会很早就存在着以“中道”为佳的思想,但中道思想的系统理论化,是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都对“中庸”作了深入分析。亚里士多德说:“德性作为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过度与不及,均足以败坏道德,因此,过度与不及是过恶的特征,适度是德性的特征。而只有达到中道的合适范围,才能成为道德的”。亚里士多德把“中庸”分成:怯懦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的是诚实,暴戾与滑稽之间的是幽默,争斗与阿谀之间的是友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美丽的和谐来自对立双方的中间把握,人们应否弃相反的两端尽可能地向“中道”靠拢,并最终取得善。亚里士多德强调“时中”,认为:“在一切可称赞的感受和行为中都有着中道。一个有德性的人自然应当时时求中。”哲学家维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中总结道:“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竭力倡导过中庸思想,他认为,任何事情只有做到中庸才是正确的。……柏拉图持中庸立场,所以称美德为和谐的行为;苏格拉底持中庸立场,所以将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希腊七贤开创了中庸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下了‘物极必反’的箴言。”罗国杰对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评价很高:“中道思想对是非、善恶的区别,是有着严格的界限和鲜明的态度的,与那种在是非、善恶之间模棱两可、不偏不倚的折衷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可以说,孔子、子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道”观点上志趣相近、不谋而合,决定了中庸在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更影响了中西方世界两千年来的发展进程。


 
仔细考察东西方的关于“中庸”、“中道”思想的论述,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孔子“中庸”的“中”有很浓的人性仁爱意味,注重以内在的心灵之“诚”去把握世间万物,而亚里士多德“中道”的“中”表达出西方哲学智慧知性的对象化特征;东方“中庸”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致中和”而达到的心灵“和谐”境界,而西方的“中道”寻求的则是城邦法律的平衡“公正”;孔子的中庸之道的底线是国家的“礼法”,要求个人服从社会的整体,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在社会准则中选择符合中道的同时,对个体意志自由的充分尊重;中国的“中庸”思想,更多地强调日常人伦的中节、持中、现实和谐感,西方的“中道”更多地强调本体论中的人的知识和美德的形而上思考。通过中西方思想中“中庸”的比较,可以看到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思想“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相对而言,中国的“中庸”思想发展更具有体系,而且更具有人生在世坚持“中度”、“中节”人生操守的意义。可以说,东西方的“中庸”思想都产生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人类思想的发源地,影响东西方的重要思想历史进程。


 
东西方到了当代都遇到了“反中庸”思潮,表征为中庸思想的失落或中庸之“度”与“用”的失落。不难看到,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节奏和生命观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庸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被东西方人们所普遍质疑。在西方,由于片面强调发展、竞争和大国霸权,人们逐渐越过了中庸不偏不倚的平衡发展之道,导致过度开采、涸泽而渔、盘剥自然、国际霸权,最终出现大面积的精神缺钙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导致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失衡。如果说,西方是因为“过”而要退回到中庸,那么,东方正在“过”与“不及”之间重新寻求已然偏离的中庸之道。


 
事实上,东方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欠发达第三世界,正在史无前例地抛弃中庸精神。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不断照搬西方模式,人们对技术对财富对社会话语权力的渴望大幅提升,从过去注视个人的内修道德到现在过分注视外在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偏离了中庸之道。东西方社会在偏离了中庸之道之后,都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困境和社会弊端。在全球化时期,“中庸”作为一种人类精神遗产被重新提了出来,表明“中庸”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魅力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重提中庸就是要在今天的全球化、现代性当中去发现过去那些思想当中还有生命力的部分。


 
中庸是一种哲学本体论,之所以在一百年来逐渐失效,大抵因为它生不逢时——现代社会“反中庸”。在反中庸时代重新提倡中庸,显得更为迫切。因为社会经过了否定之否定后,人类思维更加成熟,也更加希望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自己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冷静的思索和辩证的互看,从而把握中庸之道。今天,中庸的意义正在显示出来,在反省现代之路的偏激和极端之后,人类才会迷途知返遵循中道,而走向具有生态文化意义的“诗意地栖居”。人类和平和谐才会成为手中之物,而不只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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