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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域和56个民族文化都是“国学”
作者是 季羡林教授/蔡德貴   

 

 

各地域和56个民族文化都是“国学”

 

 

 

北京大學教授

季羡林教授

蔡德贵

资料来源: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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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蔡德贵:您多次呼吁创立大国学,您在给袁行霈的信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国学,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同义词。您也曾应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之邀,为《中国通史》题词:“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您为什么要提倡“大国学”?
 
季羡林: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广义的“大国学”的范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齐鲁文化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鲁文化以外,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过去光讲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是不同意的,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


 
国学的发展不是封闭的,其发展离不开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输出的,一个是进来的。敦煌学是进来的代表,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的文化,都到过敦煌。佛教从国外进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敦煌学里边有很多内容是佛教的,也有其他文化的,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再往下就没了。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是不是也算国学?当然算,因为吐火罗文最早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我说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我们国内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通过文化交流,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弘扬国学,绝不是复古。任何事情都是要前进的,国学也要前进,里边的精华要保留,也难免有一些糟粕,那就去掉。总之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外来的文化不断地融入中华文化之中,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这是不对的。

 


 
 关于大国学内涵
 
蔡德贵:几十年来,您的研究涉及到国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早在1984年,您就应上海戏剧学院的邀请在该院戏剧文学系作学术报告,虽然主题是着重介绍印度的戏剧文化,但在讲到中国的戏剧历史时,您提出特别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戏剧历史的研究。您还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繁荣满族学、蒙古学和朝鲜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能否结合您的研究谈谈“大国学”的内涵?


 
季羡林:出版界过去出过的好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医学史著作,这个“中国”大都是汉族的,满族的东西沾一点边。这是不对的。我说脑袋里想着中国,就必须想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不一样,当然其中的汉族总体发展程度最高,其次就是满族。过去讲五族共和,满族在第二,是对的。满族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就是不缠脚,很了不起。过去写过不少文章,探讨缠脚的历史,也有歌颂小脚是莲花的,说潘妃“步步升莲花”,小脚不是莲花,小脚怎么能是莲花呢?踩在地上,怎么是莲花?讲潘妃“步步升莲花”,我就不赞成。满族很了不起,什么都学,就是不学缠脚。


 
  关于满族学
 
季羡林: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俗、习惯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不景气。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春秋等等。新中国成立后范老(文澜)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邀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遂无问津者。
 
 关于蒙古学
 
季羡林:蒙古学是世界学说,是世界蒙古学。在汉满蒙回藏里边,蒙古学在世界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显学。各国几乎都有蒙古学专家,到现在也是世界显学。原因也很简单,蒙古当时统治了半个世界。蒙古征服的地方很多,涉及的语言也很多。研究蒙古学的队伍,国内好像还没有,尤其是有成绩的,在世界上占有地位的,还没有。蒙古民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两大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一时成了显学,欧洲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清朝末年,此风传至中国,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字,则远逊西方学者。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就是想同他们比肩,也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关于朝鲜学
 
季羡林:至于朝鲜学,做好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仔细对比,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探讨,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中国的朝鲜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向心力。在历史上,朝鲜半岛也出现过分分合合的局面,朝鲜族在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过贡献,唐代有很多高丽僧赴印度留学。他们一方面吸收中国佛学,另一方面又把佛教传入日本,后来他们又传入了宋明理学,并加以发扬光大。
 
蔡德贵:您曾为张至善、张铁伟翻译的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写序,肯定“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穆斯林的作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季羡林:我的朋友白寿彝,本人是回族。白寿彝当时雄心勃勃,有个计划,搞一个千万字的《中国通史》。“回”泛指的就是穆斯林啦,信仰伊斯兰教的。它包括国内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阿拉伯国家对世界的文化交流啊,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这个糖。糖,英文不是sugar吗,都是从梵文来的。世界的糖史,就是糖的历史,有两本,一本是德国人写的,我借过;一本是用英文写的。德文写的那本啊,材料多,比较严谨。英文写的那本,很潦草,反正关于中国的那一部分,几乎全是错。杜环的《经行纪》,我用过。那时候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啊,文化几乎没有,尚武,打仗行。唐朝时代的呢,就是打仗打不过他们。
 
咱们研究西域啊,比较晚。这方面的书啊,只有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讲得多一点。那时候,长安那个地方啊,有点像后来的上海,各民族都有,当时当然是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


 
 关于藏学
 
蔡德贵:您一直支持对藏学做研究,您从1946年在北大创办东语系之后的第三年,就聘请于道泉到系任教。于道泉又和原来已经在东语系的王森先生以及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创办了藏文专业,开始招生。第一次招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季羡林:我曾经在《一点希望——致藏学研究中心》的信中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藏学已经成为显学。欧、美、日本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对西藏的历史、宗教、语言、文学、民俗、艺术等等,进行深入细致认真严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累累的成果。世界各国研究佛教者几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因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译文,原文已佚,汉译佛典中也找不到,不通藏文,研究就难以进行。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藏学的根源当然是中国西藏。我国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统,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族文学者中也有不少对西藏的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发生兴趣的。近年来,他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这当然又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我们当然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决不能执行鸵鸟政策,或者视而不见,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为我辈所不应取。论藏文使用水平,外国学者当然不如我们。但是论辅助条件,论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外国藏学研究者又往往超过我们。我们决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鹤鹳饮海,井蛙观天。这样是绝无进步可言的。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最大的弱点是对于国外研究情况不甚了解,信息极不灵通,甚至连想了解的愿望都没有。国外藏学研究的专著和杂志也十分不全。这是非常危险的,是阻碍我们科学研究进步的。当今之计,我们必须广通声气,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携手共进,取长补短,决不能划地为界,自立营垒。能做到这一步,我国的藏学研究就能大踏步前进,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大放异彩,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密宗应该是藏学的重要内容。


 
藏学跟印度的关系更为密切。藏文使用的字母,是婆罗米字母演化的。婆罗米字母是和田那个地方使用的。藏文的字母就是从和田的婆罗米字母演变出来的。“贝叶经”不是藏学,什么经都可以写,贝叶就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一种什么树,也不是叶子,一种树啊,大概底下有一块(可以当作“纸”),当时没有纸,在上面写字,就叫贝叶经。贝叶经不一定都是佛教经典,因为当时的贝叶就是“纸”,写什么就是什么(其他经也可以写在贝叶上)。因为佛经东西多,所以大多数贝叶经都是佛教的经典,但是不能一听贝叶经,就以为是佛经,不一定。


 
 关于敦煌学
 
蔡德贵:您在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的时候,“敦煌学”一条由您亲自执笔,可见您很重视敦煌学。


 
季羡林:“敦煌学”这个名词,是陈寅恪先生最先使用的,其涵义比较笼统,凡研究与古代敦煌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称之为“敦煌学”。特别是有名的莫高窟和19世纪初(或18世纪末,相差不过一年)发现的藏经洞,其中图籍琳琅满目,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研究的对象。“敦煌学”之名因之日彰。至于“吐鲁番学”这个名词,始作俑者恐怕就是不佞自己,它泛指研究古代新疆文化的学问。因为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比较多,成果比较大,所以就以“吐鲁番学”概括全疆的研究工作。其中并没有多少玄妙之处。敦煌吐鲁番学具有六个方面的价值:第一,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第二,对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第三,对研究语言学、音韵学的价值;第四,对研究宗教问题的价值;第五,对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价值;第六,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


 
敦煌的意义啊,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世界文化是东西传递的,从东方传到西方,从西方传到中国,这中间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世界文化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文化啊,无非两大重点,一个是中国文化,这个不用说了;另外一个是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世界别的地方没有产生这么重要的文化,而这个文化交流的通道,就是丝绸之路。敦煌的文书,除汉文写本外,卢文、回鹘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1/6,可见敦煌是文化交流的集大成者。新疆地区更是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在这里广泛传播与交流,有汉文、梵文(古印度)、吐蕃文(古藏文)、回鹘文(古维吾尔文)、于阗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等等。


 
龟兹学也包罗在国学的范围。龟兹本来就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处,自汉代以来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相继设在龟兹。敦煌学自然也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此外,2005年在田阳举行第四次壮学学术研讨会,我曾发去贺信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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