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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天命 敬畏自然— 今天怎样重新认识孔子(二)
作者是 蒙培元 教授   

 

 

 

 

倾听天命 敬畏自然—

 

今天怎样重新认识孔子(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学研究所

蒙培元 教授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05 1    

 

 

 

 

 

 

 

  首先,孔子的思想学说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元问题”是什么?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个“轴心时代”,不同的文明形成不同的轴心。孔子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那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元问题是什么?这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从孔子开始,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根本性,当前我们重新理解孔子思想时,必须把握住这一点;在进行中西文明的对话时,我们的对话也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点之上。

 

 

  史学家司马迁就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一种非常准确的把握。我们不能因为司马迁只是个史学家,就认为这话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就可以忽视他的看法。但有些学者却不这么认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劳思光教授,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学界以个人之力完整地写中国哲学史的,主要有两个人,一是冯友兰先生,一个就是劳思光教授。但他的哲学史完全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西方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认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根本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应该是主体意识问题。劳思光当然也推崇孔子,因为孔子主要讲人,讲人的主体性意识。这一观点在现今哲学界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中国哲学讲不讲主体性?孔子讲不讲主体性?当然讲,而且很重视主体性。但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是大不相同的。我认为,当我们深入中国哲学的研究时,就会发现,我们很强调“天人之际”,这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孤立的主体性,不是西方讲的自我意识。

 

 

  关于“天人之际”究竟是什么意思,也有两种说法:“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但主流是“天人合一”。老子、孔子都讲“天人合一”。重视“天人合一”,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实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方向。所以,对孔子哲学的元问题的把握,就该从这里入手。

 

 

  那么,讲“天人合一”,“天”究竟是指什么?

 

 

  有代表性的看法有这样几种。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讲的“天”是“主宰之天”,像西方讲的上帝,是个人格化的神。这种观点在近现代中国哲学界占支配地位。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就是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提出的。他认为孔子讲的“天”是指自然界,“天道”就是自然规律。这两种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一直到现在,讲孔子“天人观”的“天”究竟是什么,还是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还坚持“天”是上帝,但大部分学者放弃了这种观点,冯先生本人就是这样。他在晚年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天”就是指自然界。我认为这是冯先生思想的重大转变,而这样的看法更加符合孔子的思想。

 

 

  我个人的看法是:天,就是指自然界,这一点是确定的;但这个“自然界”不是西方人讲的那种与“人”相对立的“自然界”,不是让人去“征服”的那个“自然界”,这一点是很要紧的。

 

 

  对于“天”的认识,从商朝到周朝有一个过渡,商朝的时候叫“帝”,周朝的时候叫“天”。当然,在周朝时,“天”有时也叫“帝”,但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天,颠也”(《说文解字》),就是指广袤的宇宙,具有空间的意义。这已经和人格化的上帝发生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从周朝开始,对“天”的意义提出了怀疑,一直到孔子时期,“天”的意义发生了很重大的转变,这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的“宗教改革”,非常重要。

 

 

  孔子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说什么话啦?四时在那里运行,万物在那里生长,天什么都没说啊!但学者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按冯先生原来的看法,天本来能说话,但它不说话,所以才叫“天何言哉”;若是个本来就不会说话的东西,比如桌子,那就无所谓“言”了。这有道理。但另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天本不能说话,因为天就是指自然界,所以它本来就不能说话。那么,关键就是怎么理解这个“自然界”。按照西方哲学的观点,自然界是个物理的世界,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或者已经死亡的世界,只是人认识的对象。但在孔子的理解,自然界却是个不断的有生命创造的自然界。这是中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所以,“天何言哉”固然是指天不说话,但天却以它的生命创造为言说,人不仅要倾听它,而且还要实现它。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要实现它。“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从生命的创造,进而讲到生命的价值,这是孔子开创的儒学的关键所在。

 

 

  生命的价值是由人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很伟大的。但人并不是把自然界当成个对象去认识它,主宰它,而是要实现它的价值。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在路过宋国时,因为相貌与阳虎相像,桓魋要杀他,把他当作阳虎围困了起来。孔子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那么,天怎么生德于我呢?“德”是个价值范畴,自然界有价值吗?这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就认为,这里的“天”就是上帝,天生德于孔子,就像上帝让耶酥去传教一样,是一个宗教的使者。但孔子却从未承认过这样的身份,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宗教人物。他自认不是“生而知之者”,更不是上帝授命于自己,让自己去传教。那么,“天生德于予”的“天”是什么?只能是自然界。自然界潜在存在着某种价值,由人把他实现出来。这就是“天人之际”的一个根本问题。

 

 

  那么,人和自然界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内在的关系,而不是外在的关系。现在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界之间不该是过去那样,“知识就是力量”,人仅仅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即使自然是有价值的,那也只是对人有用,例如森林矿产资源可以为人所用。这只是使用价值,是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价值。像孔子这样的思想却认为,人与自然界有内在联系、内在价值,而不是外在联系、外在价值。那么,所谓“内在”究竟指什么?就是“生命”问题。人的生命和自然界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点,人和自然界不只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有些现代人对人的认识能力充满信心,似乎一切都可以为人所认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可以无所不至,穷尽自然界,甚至有着可以代替上帝造人的狂妄的想法。中国哲学绝不是这样的看法。这不是否定人的知识,而是认为,认识必须在价值的指导之下进行。

 

 

  人和自然界的生命联系,就体现在情感价值上。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首先是情感的动物。不要小看了情感。一个没有情感的人,麻木的人,最好也只能做到成为一个理性的工具,建立不起人生的价值。所以,情感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哲学,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人的情感。人和自然界同样有一种情感,生命的内在联系表现为一种情感的联系——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回报自然,还要敬畏自然。

 

 

  三

 

  敬畏自然,首先是要倾听天命。孔子在讲到他一生的修养时,讲到“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那么,“天命”是指什么呢?“知天命”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命”的问题非常复杂,而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现在至少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孔子讲的“知天命”就是命运、命定。命是个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性,这就叫命定。西方宗教中也有这个思想,韦伯特别强调的,加尔文宗教改革时,就有个命定的思想,你一生下来,上帝就把你的命前定了,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当然,命有好坏之分,所以我们不断地努力。命定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有很深厚的思想根源,所谓“听天由命”,这也使得中国人有很强的忍耐精神。《论语》中也讲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个东西我们没法改变。这样的命定论思想,最消极的做法就是无所作为。这是一层意思。

 

 

  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在命定的有限范围之内,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实现一种价值。但这时,价值就和客观必然性发生了冲突。其实持这样的看法的人还不少。

 

 

  关于孔子讲的“天命”,还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天命之谓性”的“命”。(《礼记·中庸》)这就是直接从价值层面讲的命,即“天生德于予”中讲的德性,这个德性就完全是个价值的体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仅是天人合一的,而且这个德性是要靠自己来实现的,靠修养来实现的,这是人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当代新儒家、比如牟宗三就有这个意思。但他又把天命转过来变成主体性的哲学,把天命就变成客观性、普遍性,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客观性,这和孔子的思想不完全相符,孔子思想中始终是有个天的。

 

 

  那么,孔子所说的“天命”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学术界还未有答案。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说,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孔子思想中具有二重性。命定的思想,确实是限制在生命的存在上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确实是有命定的因素。现代医学发达,说人的生命可以延长到二百岁,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生命可以活多长,这是客观的。但另外一个更高层面的意义,“天命之谓性”的命,就完全是道德意义上的,是价值上的意义。如《易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就完全是在价值层面上讲的,而这个价值层面的意义是通过人的生命来体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的思想有着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的意义。

 

 

  这两层意义的关系,在中国哲学中始终是一个问题,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中国哲学始终力图把这两重统一起来,当发生矛盾不能统一的时候,就求诸于“天命”。所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命,究竟是什么命?有人说是上帝的命令,有人说是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甚至最近有人说,命不是必然性、而是偶然性。李泽厚先生就这样讲,认为命是偶然性,不可捉摸的,于是我就树立我自己,完全依靠我自己。这个理解也很有意思,但问题是,这是不是孔子的思想?我认为,这样理解的话,就会把命的神圣性的一面完全抹杀了。所以,要求得到统一,当不能实现统一的时候,我们就听天命,完成我自己的人格,实现自己的人生境界,就算成全我这个人了。

 

 

  这又涉及儒家的生死观问题。西方海德格尔大讲死亡问题。中国哲学怎么对待死亡?只是避而不谈吗?不是。中国哲学也很重视死亡的问题。“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论语·泰伯》)这就是死亡意识:从此以后,我就能够自免了。那么死亡的意义究竟何在?他这个思想和孔子思想是分不开的。死和人生是什么关系?这不是不重视死亡,而是说死的意义全在生上,死的意义何在,全看你生的时候如何做。这就是儒家生死观的内容,而不是专门去体验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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