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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现代人生
作者是 傅佩荣教授   

 

 

 

儒家与现代人生

 

 

 

 

 

 

 

 

台灣大學國學領袖薪傳班講師

國際道家學術大會代表人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傅佩荣教授

资料来源:凤凰周刊    

 

 

 

 

(傅佩榮教授與李亨利教授合影於台灣大學國領袖薪傳班)

 

 

 

  今天是孔子诞辰2560年的纪念日。缅怀至圣先师,最具体的方法是“温故而知新”,认清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而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的教导,尽到承先启后的责任。这不仅是个人的身心安顿所需,也是社会稳定发展、文化赓续创新的契机所在。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首先,它在历史上的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里面采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了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成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与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像这样的儒家难免让人望而生畏生厌。但是,这是儒家的真正内涵吗?这是孔子立说的原始精神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签,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废墟状态,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么解药?如果经由适当研究,发现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

 

  本文将依序探讨以下三个主题:一、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是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二、相对于西方(以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为代表)所揭示之人类普遍具有“罪恶感”,儒家所侧重的是人类应该有其“羞耻感”。这两种观点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进行修炼,那么今日又该怎么做呢?三、儒家显示深刻的“悦乐精神”,对人生充满向往,要以个人力量承担造福众生的责任,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论是值得深究的。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个主题都有精准的见解与示范。

 

  个体与群体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马厩失火时,他的当下反应是“曰:伤人乎?不问马”。因此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

 

  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于群体,这是正确的观察吗?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孔子是否注意到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于“吾”自己的选择。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会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

 

  《论语》中最受误解的章节之一,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段。关于“克己复礼”,许多学者的理解是“克制(或约束)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仪的规范”。但是读完本段全文,会发现孔子所说的更可能是“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仪的规范”,因为他接着谈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是主动,“由人”是被动;若要走上人生正途(仁),就必须“化被动为主动”,经过个体的自觉与自动,真诚而愿意“复礼”(实践礼仪的规范)。

 

  这种真诚而主动的个体将会表现让人惊讶赞叹的力量,在《孟子》书中有一段话,就是谈到三种勇敢时,最高层次的示范是底下这句话:“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通常我们会因为这句话出于《孟子》而以为是孟子之语。事实上,那是孟子引述曾子所转述的孔子之语。我若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屈,那么就算面对平凡百姓,我不觉得害怕吗?然后,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直,那么就算面对千人万人,我也向前走去。

 

  “虽千万人吾往”这句话中的“千万人”不是指群体吗?群体若是表现偏差的观念与作为,“吾”这个个体不仅毫不妥协,并且要择善固执、起而对抗的。孟子由此发展出“大丈夫”的人格典型,其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试问:天下还有比这句话更能显示个体的尊严与独特价值的吗?

 

  当然,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这也是孟子所谓“人人有贵于己者”的意思。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他所启发的不只是我们华人世界,也将是全人类。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而道德实践的条件与效应则不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羞耻心与罪恶感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为何需要修养?因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于“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准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然后只有凭借虔诚信仰与真心忏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这种罪恶感对心灵的影响是极其深重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说:“许多人因为罪恶感而犯罪。”这句听来像是颠倒的语句,其实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状态。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么“羞耻心”呢?羞耻心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准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而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那么当一个人自己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心。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言行标准是否正确无误?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么,要如何导正类似的风气呢?在进行导正工作时,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里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着社会标准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准体现于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为礼才是正途。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至于读书人,孔子的期许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至于如何判断邦之有道无道,则是另一问题。

 

  另一方面,羞耻心还有向内自省的层次,这就涉及真诚觉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则是可耻的,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若是与人相处而表里不一,也是可耻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读书人的首要条件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耻”当然是出于高度的自我要求。到了孟子,更宣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耻心”的另一说法是“羞恶之心”,乃是孟子著名的“心之四端”之一,是一个人行“义”的基础。到《中庸》,则又把耻与“勇”连在一起,“知耻近乎勇”。在这一方面,羞耻心来自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其判断标准不再局限于社会规范,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直接面对儒家所信仰的“天”了。正是因为如此,孟子在谈到人生三乐时,会强调“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种兼顾天人要求的羞耻心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的。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如果由“羞耻心”与“罪恶感”这两种角度去省思,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以罪恶感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一旦不信上帝,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然后就会出现陀思耶也夫斯基小说中所担心的大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为何不能为所欲为?”

 

  再以羞耻心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则不能忽略个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无限完美为目标。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体现于他自觉对人群的责任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同时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命与兼善天下,亦即“修己以安百姓”,是孔子的人生目标。真正的羞耻心应该带人走向孔子所描述的这种志节。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倚,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概括。“向”代表力量,“善”则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而人生理想除了“止于至善”还能有其他选择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子描写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颜渊的杰出之处在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到了孟子,依然不忘这种人人皆可获得的快乐,并且具体归结其契机在于真诚。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个人若想快乐,则对万物一无所求,只须反省自己,觉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诚,这才是人生之至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成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样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不过,如果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着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时,仍然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孟子说得更为直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正是人类的状况:若无教育,或者未受适当教育,则百姓的表现是与动物相近的。这种观点显然与“人性本善”毫不相容。君子所担心的即在于此。天下若要安定,须由先知先觉之士发挥其责任心,用以启迪后知后觉之人,再由此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与幸福之道。

 

 

  孟子在揭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段大道理时,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在忧患中可以生存下去,在安乐中却难免于灭亡。所忧患的是双方面:自己是否择善固执,日进于德?自己是否“与人为善”,是否偕同相关的人(包括依自己职责而有互动关系的百姓)一起走向善途?

 

  《中庸》认为“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易传》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儒家观念。其背后对人性的见解,并非宋儒(以朱熹为代表)以来所谓的“人性本善”,而是我们今日重新诠释的“人性向善”。由于人性只是向善,所以人生必须择善固执。由于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此一关系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时也要协助别人如此。“别人”一词包括由近及远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内。如此一来,儒家的忧患意识就成为人生谨言慎行、修德讲学、立人达人、兼善天下的动力来源了。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局限于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如此方可“知其不可而为之”,继续以充分的信心与昂扬的斗志向着人生的理想前进。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能够把握上述原则,在面对现代人生的考验时,自然比较容易体会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结论

 

  没有人是生而完美的,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完美”一词在今日看来,包括“幸福”在内。其根苗在于人性,其花果则展现于多彩多姿的现代人生。多样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这时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达理、取精用宏的价值观,而孔子所始创的儒家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兼顾《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的要求,引领我们由真诚而主动行善,因行善而造福人群,并在此一过程中也逐渐修成正果,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课。

 

 

 

  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视群体和谐时也肯定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那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风潮冲击与时尚诱惑时,就不难把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修养自己时,要时时警觉羞耻心,言行不仅合乎社会规范的标准,更要安于真诚的良知,进而上达无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我们身为知识分子与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难免于忧患意识;这时不能忘记孔子的悦乐精神,不但要苦中作乐,还要以苦为乐,甘之如饴,因为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与完美。

 

 

 

  纪念孔子诞辰,不再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学习一套完整而正确的价值观,使孔子的见解在现代人生得到验证的机会,让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对现代人类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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