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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全譯 前言(一)
作者是 王强模 教授   

 

列子全譯 前言 (一)

 

 

日期:1993-10

譯注者: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王强模 教授

摘錄:《列子全譯》

 

 

 

        《列子》是一部奇書。

 

        它之奇,一是不明作者,甚至有人根本懷疑有無列子其人。說此書為列子本人所撰者有之,說此書為秦漢時老庄之徒所撰者有之,說此書為漢代人、為魏晉人假託列子之名而撰者有之,說此也有就是作注者張湛所偽造者有之。二是內容較為駁雜。有人認為它傾向于道家,有人認為它思想頹廢、放縱情欲,有人認為它黑暗丑惡的社會進行了抨擊,有人則認為它思想体系混亂,詭譎荒誕。三是寓言故事特別多,全書有寓言故事102個,這在諸子中是少見的。

 

        下面談談對這部書的一些看法。

 

 

 

 

列子考略

 

 

        列子其人究竟有無,是“列學"爭論的一個焦點。

 

        懷疑列子是虛構的人物,有下列三條主要根據。

 

其一,列子既然活耀在春秋末戰國初,學術上為道家流派,顯然是道家極為重要的人物,然而,我國漢代最著名的史掌典籍《史記》,卻只字未提到列子。司馬遷不提列子,証明史學家的謹慎,証明史掌家已經懷疑列子的有無。

 

其二,在《庄子》一有中有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天下》,也沒有提到列子。為什么在評述各學術流派時,庄周恰恰把列子忽略了呢?荀子的《非十二子》,列舉先秦學術流派中十二人,同祥沒有提到列子,這些都說明列子的存在值得懷疑。

 

其三,西漢著名文人劉向,曾為《列子》作序,稱“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一句”鄭繆公同時",引來許多非議。唐代柳宗元首先指出其時代的錯訛,認為劉向宏博精審,錯訛不可能發生,只因列子無考所致。而且,在《列子》一書中,還有“殺子陽"之言。若如此,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子陽被殺,時在周安王(姬驕)四年(公元前398年)。但是,書中又言公孫龍之事。公孫龍出生于子陽后百余年。書中又言宋康王事,宋康王又后于公孫龍十多年。列子當然不可能知道公孫龍和宋康王之事,而《列子》卻寫了,可見列子其人的存在值得懷疑。

 

        列子是否確有其人呢?

 

        列子確有其人,而且是先秦道家學派的重要人物。其理由如下:

 

        雖然《史記》、《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重要書籍和文章未提列子體但是,在《呂氏春秋》一書中卻提到,而且有精要的評述:

 

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實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后。
──《審分覽‧不二》

 

“子列子"即對為列子,在《呂氏春秋》中是肯定列子存在的。《呂氏春秋》內容之可信,已為學術界所肯定。而且“子列子貴須”一句,恰到好處地指出了列子學術思想的精髓,這又証明,《不二》篇的作者,看到過或聽聞過、學習過或研討過列子的思想和論著,要不然是不能憑空概括出這麼重要的觀點的。

 

《戰國策》上亦載有關於列子的情況: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韓策﹒史疾為韓使楚》

 

        《戰國策》記載戰國時期各國策士的言行,西漢時經劉向進行整理,其中雖有策士辯人游說時的浮華夸飾之詞,但基本上是一部信史。《韓策》所載列子事,與《呂氏春秋》對列子的評價接近。

 

        《庄子》中的《天下篇》且不單獨提列子,但是全書若干篇章都記述了列子的行迹、性格和思想,有的固然是寓言,如《逍遙游》,有的卻是客觀記載,如《應帝王》、《讓王》;寓言描述的情形,可視為虛擬和假托,而客觀記載的行歷,尤其是“內篇"的記載則無可懷疑。

 

        持論較為慎重的《四庫提要》則說:“當時實有列子,非庄周之寓名。”又,《四庫提要》據《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廉,孔子貴公,皇子貴哀,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于貴別囿......",所引《尸子》語,正與《呂氏春秋》對列子的評述相同。

 

        此外,班固的《漢書》在《藝文志》中,載有“列子八篇";

 

唐人顏師古注:“名圉寇,先庄子,庄子稱之。"班固所指的“列子",顯然指的是其人,與“老子"、“關尹子"相并稱,這說明列子之存在無可杯疑。顏師古據史料注列子,亦可相信。

 

        據此可以斷言,列子決非“列缺、鴻蒙"之屬,而是實有其人。

 

        列子生活於什么時代?根據《庄子》的記載,列子曾問道于關尹,那么至少與關尹同時或稱晚。而關尹又肺老子,關尹句老于同時或稍晚。《史記》說:老子“與孔子同時"。這祥一推測,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這正是春秋末,只差3年進入戰國時期。可知,列子當活動於春秋末到戰國初期,下限至多到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又據《呂氏春秋》:“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于關尹子。"說的仍與關尹子同時,即春秋末到戰國初。述是推測列子活動時期的又一有力的佐證。

 

        既然列子實有其人,又確實活動在春秋末至戰國初期,為什么《史記》、《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于》等不記載呢?

 

        這原因不難理解。

 

        就《史記》而吉,司馬遷顯然讀過《呂氏春秋》,因為司馬遷曾為《呂氏春秋》的組織者編纂者呂不韋作過傳,即《呂不韋列傳》。對於該書編纂、寫作的過程,基本內容和大旨,成書后的情況,司馬遷都是知道的,這就是說,作為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列子,司馬遷同祥是知道的,雖不記載,但也未曾在《史記》的任何一篇中否定過;同時也說明,不載列子,并非司馬遷的疏忽,只能認為是司馬遷明知而有意不載。之所以會如此,或者由於司馬遷沒有搜集到列子更确切更完备的材料,以致未加傳述;或者由於在《史記》中對老子和庄子已列傳,只讓道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出現即可,因而不專述列子;再有,司馬遷主要活動期為漢武帝劉彻的時代,這時社會上獨尊儒術,對於西漢初年倡行的黃老(黃帝、老子)之學已經勢力大減,几至學術界較少提及,加之司馬遷時以及西漢初,人的沒有或極少稱引列子,因而司馬遷不為列子作傳也就可以理解了。

 

        何以庄、荀的重要篇章也不提列子呢?《庄子》一書提到列子(稱:“子列子"、“列子"、“御寇")達10多吹,而唯獨《天下》不提,則有以下原因:首先,《天下篇》經學術界認定,為庄子后學所附益,非庄子本人之觀點,所以對於學派代表人物的取舍,已與庄子本意不謀;其次,對於學派代表人物只取主要的,認為不是最主要的則不取,即使不提列子,文中提到了關尹、老子,又有專段提庄子(這是后學附益的根據之一),有了三令代表人物也就夠了,事實上,《天下篇》對于每派代表人物也至多提三人,少則提二人,述祥寫体例上是一致的,不提列子也并不奇怪;再次,不提列子,并不說明《庄子》一書否定列子的存在、事迹和觀點,正如《天下篇》未提孔子,也不說明對孔子的否定。

 

荀子的《非十二子》中未提到列子就更不足為怪了。其一,它是非難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等十二子,并非對任何人都要指責一番,其中的孔子、老子、庄子等人就沒有列入被非難之人里面。其二,對於學術流派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對其代表人物可以有取舍的不同標準,不能用某一觀點強求荀子只能提這個,不能提那個,正如不能強求《天下篇》一定起要提管子、商鞅等人一祥,所以荀子不提列子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三,不提某某,同祥不意味著此人不存在;列子是存在述過的,只不過荀子不把他同道家一齊加以非難罷了。

 

 

 

《列子》的真偽


 

 

        關於《列子》的真偽,歷來是學術界眾訟不休的問題。

 

        《列子》這一書名,先秦時代典籍所未見,直到東漢初的班固(公元32~92年)修撰《漢書》,才在《藝文志》中載有僅4字的一個條目──“列子八篇"。“列子"系指稱其人,“八篇”系指稱其文。這証明,信史所載列子者有八篇文章,是確切無疑的,而《列子》一書千真萬確曾流行于世。

 

        在班固之前,西漢晚期的劉向(約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曾對《列子》一書加以整理編纂,取名為《列子書錄》,共八章(即今所見八章篇名)。成書時問為漢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八月壬寅。這是最早對《列子》一書的記載。在《列子書錄》中還有劉向寫的一篇“序"。其中寫道:“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參,人名)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有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意為虫蛀斷滅),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云云。“序",里記載成書過程,似可相信。但是,不少學者卻認為劉向的所謂《列子書錄》以及“序"均為偽造,實不可信。

 

        至晉代,出現一個張湛,并著有《列子注》一書,即今刊行于世的《列子》通行本。對於《列子注》為張湛所著無人懷疑;人們懷疑這本《列子》是否可靠,許多學者認定張湛注的《列子》為贗品,絕非先秦列子所撰之真品,也絕非划向、班固所見到或經整理過的書稿。

 

        《列子》一書,絕非先秦之列子所撰,這在學術界已成為定論。

 

        証明《列子》非列子所撰的主要根據有以下几個方面:

 

甲,西漢劉向的“序"就已經提出了疑問。

 

乙,唐代柳宗元在《辨列子》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

 

丙,宋代黃震認為“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后方雜出于諸家"(《東發日鈔》)。所謂“典午氏"即司馬氏,普之司馬昭:“渡江"指統一中國。就是說,《列子》是在晉王朝建立以后出現的,盡管篇目與劉向校讎的相符合,已非劉向時的原著。

 

丁,明代宋濂在其《諸子辨》中斷言“書本黃、老言,決非御寇所自著,必后人會粹而成者。"

 

戊,清代姚鼐在《惜抱軒文后集‧跋列子》一文中提出”《列子》皆非盡本書,必后人所附益”。

 

己,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談到《列子》之偽時說:”今考第五卷《汤问篇》中并有鄒衍吹律事,……其不出御寇之手更无疑义。又說:“凡稱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稱師,非所自稱,此書皆稱子列子,則決為傳奇學者所追記,非御寇自著。"

 

庚,清代梁啟超說:”按理列御寇乃庄周前輩,其學說當然不帶后代色彩,但《列子》多兩晉間之佛教思想,並雜以佛家神話,顯系后人偽托無疑。”

 

辛,胡適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舉出《列子》最不可信的重要依據是:”楊朱大概不及見梁稱王”。時間上的差錯,證明《列子》係後人撰著。

 

壬,馬敘倫在《列子偽書考》中,列舉二十條理由,證明《列子》為位書。

 

癸,楊伯峻《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從漢語史的角度鑒別《列子》成書的年代,斷言《列子》是魏晉人的贗品。

 

        此外,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補充《列子》為偽脫的幾條證據,確認《列子》為西晉中期作品。

 

        以上僅是其有代表性的辨偽觀點和根據。據此可以認定,《列子》確係贗品,決非列子所自著,也決非先秦時代列子之徒所記述。雖是贗品,卻又併非完全作偽,仍然保留了相當部分列子的思想和春秋戰國時楊朱學派的思想,這是十分可貴的。作偽者是誰?出於什麼時代呢?有的學者認為作偽人就是注釋《列子》的張湛。這個論斷,不敢苟同。張湛《列子序》是可信的。他在整理斷簡殘帙的時候,不可能不加入自己的觀點,不可能沒有他的編次體系。張湛在注釋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列子》中的矛盾、失實、不明、重複和誣賢的地方,倘若是他自已作偽,何以要這樣做呢?我認為,作偽者,可能是西晉中期,善于清談、崇尚黃老、兼容各家、葆有玄風、放蕩形骸的知識分子;究竟是誰,卻無從確考。僅從內容和語句等方面進行考察,可以看出其思想乃漢未或晉代清議、玄風煽起時的知識分子所獨有。書中廣采博收,許多地方寫的楚楚動人,且觀點明快、文采朴質、風格統一,非一般學者所能為,乃飽覽群書、融通古今、筆墨酣暢之士才能有寫出。

 

        儘管《列子》是贗品,卻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它的一系列寓言、故事特別精美,甚至在語言表達的某些方面超過《庄子》,有著較強的藝術魅力,因此,人們不愿拋棄它,并進而閱讀、研究它,以致成為近兩千年來傳世的不朽著作。

 

 

 

《列子》的學術價值

 

 

        《列子》是一部學術著作。

 

        這部著作曾經顯赫一時,并直接為封建帝王所推崇。西漢劉向說過,漢景帝劉啟之時,貴黃老之術,《列子》“頗行於世"。因為《列子》的哲學思想,正是老子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對於劉漢王朝的鞏固有實際意義,于是《列子》在孝景時“頗行于世",也就沒有什么值得懷疑的。到了李唐王朝,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并以老子姓“李",同李氏一族而引以為榮。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置崇玄學於玄元廟,習誦《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號稱:“四玄"),并于天寶元年(公元741年)追封《列子》為“沖虛真經"《列子》被抬舉到空前的地位。宋代也曾倡行道家哲學。宋真宗趙恒,在“沖虛"二字下再加“至德”二字,名方“沖虛至德真經"。徽宗趙佶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立道學,詔太學辟雍,置《內經》、《道德經》、《庄子》、《列子》博士,并以《內經》和《道德經》為大經,《庄子》和《列子》為小經。唐宋時,《列子》盡管受其崇敬,但它的哲學思想,卻被封建統治階級曲解、利用了,被拉上神學迷信的外衣,褻瀆了它的質朴和純潔。現在是應該廓清并讓其學術思想取得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時候了。

 

        《列子》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對老莊學派的繼承和發展

 

 

        老庄學派對我國的哲學發展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發展到漢未魏晉時期,出現偽《列子》一書,從道家學派的哲學觀來看,則是老庄學派的直接繼承。

 

        《列子》的宇宙觀,完全建立在老莊哲學的基礎上,同時又吸收漢魏各家的觀點,綜合成自己的宇宙觀。

 

        首先,《列子》堅持“道"是萬物始祖,又是實體事物的朴素唯物觀點。在《天瑞》中,明確地說,“道"就是“天地之根”;它產生方物,它自己卻不生不化,其功能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這”天地之根”,同老子所說的“天地之母"是一個概念,相等的涵義。“道”,是實体物質,雖然他被視為玄而又玄的東西,但是它卻是“氣”所形成,天地萬物均”積氣之成"。這與庄子的“道氣”說完全一致。這可見《列子》對《老子》和《莊子》繼承的主導方面。

 

         其次,《列子》吸取了《周易》中的某些觀點,提出宇宙生成和發展的階段論。《周易‧系辭上》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道”的變化發展階段。《列子》堅持這種發展階段論,卻不生硬套用,而是提出了新穎的見解。《天瑞》說:“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從”太素”以后,物質世界便開始形成。有了物質世界,宇宙仍然發展,“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列子》比老庄進一步揭示這幾個發展變化階段,均由陰陽制約,各階段互不孤立,是“未相離"而有著內在聯繫的。

 

        再其次,《列子》還吸取了魏晉時人王弼等關於宇宙本体論的思想成果,以自己的見解,加入到玄學的論辯之中,把各家學說熔為一爐,而成為一種創新的見解。

 

        此外,《列子》還提出關于物的先后鉅細長短、物存在的型態、物的增械、時間空間有無極限等帶根本性的哲學問題。《列子》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基本上立足於老庄學說,同時也融合了其它掌派的一些觀點,顯得新穎而有意義。許多見解,在《列子》以前很少看到,這不能不說是對老庄哲學思想的一個發展。

 

 

 

二、在魏晉哲學史上,《列子》是整個玄學的有机組成部分

 

 

        東漢后期興起士人的清議之風,品題人物,發表政見,議論朝政,士人以此方清高,樂于清議,甚至結為小團体。這種清議,往往與黃老、佛釋相結合,或者說是用道、釋的一些觀點來議論時事,品評人物,逐漸地走向“玄"的道路。加之東漢晚期兩次“黨錮之禍"的沉重打擊,使相當一部分士人不再敢于大膽議論時政和人物,便把自己的不滿和憤激,用老庄思想包裹起來,埋頭去探討“三玄"(《黃帝內經》、《老子》、《庄子》)哲學,表達自己對宇宙生成、物質本体、自然人事等的基本觀點,這就形成魏晉時期玄風熾烈的局面。而《列子》一書,就是在這祥的背景下誕生出來,并加入了“玄言"的時代大合唱。

 

        按照筆者的觀點,《列子》一書寫成于西晉中葉以前。從成書的時代說,《列子》是從何晏、王弼“貴無"論發展到郭象可“獨化"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列子》學說的建立,並沒有拋開以前的思想成果,它是以善於吸取思想養料,綜合融化,建構自己思想殿堂而著稱的。而《列子》的哲學大廈,就正是建立在“貴無”的基礎之上。《天瑞》一再強洞的“未嘗終"、“未嘗有"、“未嘗發"、“未嘗顯",顯示的就是“無"的情形;而“無不知"、“無不能",強調的則是“無"的功用,它能產生一切、制約一切,這就是“貴無"的基本觀點。但是,《列子》并未到此為止,它還吸收了”獨化"論的思想,變為自己的哲學觀點。認為萬事萬物可以自由地生,自由地化,受一種盲目的自然規律所支配,任何人力都充法抗御。《力命》中說的“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自生自死,自厚自薄"等等,都是“獨化"的表述。這樣,《列子》便從天道到人事、從宇宙觀到社會觀,展開它的思辨玄理,成為魏晉玄學發展第三階段“獨化"論的有机組成部分。

 

 

 

三、獨特的社會人生觀,較為完善的社會人生理論體系

 

 

        這種政治觀的思想內涵是“無為而治",但是根本問題在于”怎樣”無為,方能達到大治的目的,這里,《列子》確定了以君王、聖賢為核心,由他們施以“無為而無不為"的措施來實現治國與治民。

 

        在人生觀方面,《列子》取阮籍、稽康等人放達肆情的態度,對禮儀名教,基本上加以嘲弄和否定。

 

        《列子》的人生觀,在學術界引起最大非議的是《楊朱》一篇。認為《楊朱》反映了魏晉封建門閥士族的荒淫無恥的生活方式,露骨地宣揚腐朽的縱欲享樂思想,是一劑腐蝕人們心靈的毒藥。

 

        這個觀點有其正確的方面,也有其偏頗的方面。說他正確,因為《楊朱》宣揚的就是縱慾和享樂,教人們不要“苦其身,燋其心”,”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于於一時"。說他有偏頗,是因為對《楊朱》乃至對整部《列子》尚未做全面具體的研究,未能深刻說明它的享樂縱慾與魏晉門閥士族的淫樂雖有相同之赴,卻又有很大差別,這就是它獨特的人生觀和理論體系之所在。

 

        《楊朱》宣揚的享樂主義,有一條明顯的思想線索──任其自然。這是有積極意義的。首先,是繼阮籍、稽康之后,舉起的又一面反名教,反傳統的旗幟.。《列子》的作者大約屬於不得志的士子,面對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劉毅《疏》)的現實,加之連年的殘酷戰爭,關中連年的飢荒,土人朝不保夕,便只好任性而為,反對人為的束縛和壓迫。這種與封建當權者不合作,反對禮教傳統的思想,其積極意義也就十分明顯。其次,享樂和縱情的人生態度,核心是“為我"。這直接同魏晉時期的宗法制度,同道德仁義的說教相對抗,讓人們重視自身,維護個人利益,尊重獨立人格,這已經是人的初步覺醒時期的人生態度和理論型態,無疑地有著歷史積極意義。再其次,是保護心靈的健康、純潔而堅持的人生態度。《楊朱》宣揚的享樂縱欲,是以“全性保真"為前提的的。只有這樣做,才是個人修養的根本,是善於"治內者";只有這樣做,才是”不為自然之所好”,因而也就沒有任何牽累;只有這樣做,才是真情而不是“矯情",心靈不受閉塞,不摻雜質。《楊朱》也併不主張縱慾無度,並沒有達到荒淫無恥的程度。它明確地指出”无厭之性,陰陽之蠹也。”貪得無厭,逸樂失度,就走向反面,成為害人之重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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