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全譯 前言 (一)

日期:1993-10

譯注者: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王强模 教授

摘錄：《列子全譯》

        《列子》是一部奇書。

        它之奇，一是不明作者，甚至有人根本懷疑有無列子其人。說此書為列子本人所撰者有之，說此書為秦漢時老庄之徒所撰者有之，說此書為漢代人、為魏晉人假託列子之名而撰者有之，說此也有就是作注者張湛所偽造者有之。二是內容較為駁雜。有人認為它傾向于道家，有人認為它思想頹廢、放縱情欲，有人認為它黑暗丑惡的社會進行了抨擊，有人則認為它思想体系混亂，詭譎荒誕。三是寓言故事特別多，全書有寓言故事102個，這在諸子中是少見的。

        下面談談對這部書的一些看法。

列子考略

        列子其人究竟有無，是“列學"爭論的一個焦點。

        懷疑列子是虛構的人物，有下列三條主要根據。

其一，列子既然活耀在春秋末戰國初，學術上為道家流派，顯然是道家極為重要的人物，然而，我國漢代最著名的史掌典籍《史記》，卻只字未提到列子。司馬遷不提列子，証明史學家的謹慎，証明史掌家已經懷疑列子的有無。

其二，在《庄子》一有中有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天下》，也沒有提到列子。為什么在評述各學術流派時，庄周恰恰把列子忽略了呢?荀子的《非十二子》，列舉先秦學術流派中十二人，同祥沒有提到列子，這些都說明列子的存在值得懷疑。

其三，西漢著名文人劉向，曾為《列子》作序，稱“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一句”鄭繆公同時"，引來許多非議。唐代柳宗元首先指出其時代的錯訛，認為劉向宏博精審，錯訛不可能發生，只因列子無考所致。而且，在《列子》一書中，還有“殺子陽"之言。若如此，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子陽被殺，時在周安王(姬驕)四年(公元前398年)。但是，書中又言公孫龍之事。公孫龍出生于子陽后百余年。書中又言宋康王事，宋康王又后于公孫龍十多年。列子當然不可能知道公孫龍和宋康王之事，而《列子》卻寫了，可見列子其人的存在值得懷疑。

        列子是否確有其人呢?

        列子確有其人，而且是先秦道家學派的重要人物。其理由如下：

        雖然《史記》、《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重要書籍和文章未提列子體但是，在《呂氏春秋》一書中卻提到，而且有精要的評述：

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實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后。
──《審分覽‧不二》

“子列子"即對為列子，在《呂氏春秋》中是肯定列子存在的。《呂氏春秋》內容之可信，已為學術界所肯定。而且“子列子貴須”一句，恰到好處地指出了列子學術思想的精髓，這又証明，《不二》篇的作者，看到過或聽聞過、學習過或研討過列子的思想和論著，要不然是不能憑空概括出這麼重要的觀點的。

《戰國策》上亦載有關於列子的情況: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韓策﹒史疾為韓使楚》

        《戰國策》記載戰國時期各國策士的言行，西漢時經劉向進行整理，其中雖有策士辯人游說時的浮華夸飾之詞，但基本上是一部信史。《韓策》所載列子事，與《呂氏春秋》對列子的評價接近。

        《庄子》中的《天下篇》且不單獨提列子，但是全書若干篇章都記述了列子的行迹、性格和思想，有的固然是寓言，如《逍遙游》，有的卻是客觀記載，如《應帝王》、《讓王》；寓言描述的情形，可視為虛擬和假托，而客觀記載的行歷，尤其是“內篇"的記載則無可懷疑。

        持論較為慎重的《四庫提要》則說：“當時實有列子，非庄周之寓名。”又，《四庫提要》據《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廉，孔子貴公，皇子貴哀，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于貴別囿......"，所引《尸子》語，正與《呂氏春秋》對列子的評述相同。

        此外，班固的《漢書》在《藝文志》中，載有“列子八篇"；

唐人顏師古注:“名圉寇，先庄子，庄子稱之。"班固所指的“列子"，顯然指的是其人，與“老子"、“關尹子"相并稱，這說明列子之存在無可杯疑。顏師古據史料注列子，亦可相信。

        據此可以斷言，列子決非“列缺、鴻蒙"之屬，而是實有其人。

        列子生活於什么時代?根據《庄子》的記載，列子曾問道于關尹，那么至少與關尹同時或稱晚。而關尹又肺老子，關尹句老于同時或稍晚。《史記》說:老子“與孔子同時"。這祥一推測，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這正是春秋末，只差3年進入戰國時期。可知，列子當活動於春秋末到戰國初期，下限至多到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又據《呂氏春秋》:“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于關尹子。"說的仍與關尹子同時，即春秋末到戰國初。述是推測列子活動時期的又一有力的佐證。

        既然列子實有其人，又確實活動在春秋末至戰國初期，為什么《史記》、《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于》等不記載呢?

        這原因不難理解。

        就《史記》而吉，司馬遷顯然讀過《呂氏春秋》，因為司馬遷曾為《呂氏春秋》的組織者編纂者呂不韋作過傳，即《呂不韋列傳》。對於該書編纂、寫作的過程，基本內容和大旨，成書后的情況，司馬遷都是知道的，這就是說，作為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列子，司馬遷同祥是知道的，雖不記載，但也未曾在《史記》的任何一篇中否定過；同時也說明，不載列子，并非司馬遷的疏忽，只能認為是司馬遷明知而有意不載。之所以會如此，或者由於司馬遷沒有搜集到列子更确切更完备的材料，以致未加傳述；或者由於在《史記》中對老子和庄子已列傳，只讓道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出現即可，因而不專述列子；再有，司馬遷主要活動期為漢武帝劉彻的時代，這時社會上獨尊儒術，對於西漢初年倡行的黃老(黃帝、老子)之學已經勢力大減，几至學術界較少提及，加之司馬遷時以及西漢初，人的沒有或極少稱引列子，因而司馬遷不為列子作傳也就可以理解了。

        何以庄、荀的重要篇章也不提列子呢?《庄子》一書提到列子(稱:“子列子"、“列子"、“御寇")達10多吹，而唯獨《天下》不提，則有以下原因:首先，《天下篇》經學術界認定，為庄子后學所附益，非庄子本人之觀點，所以對於學派代表人物的取舍，已與庄子本意不謀；其次，對於學派代表人物只取主要的，認為不是最主要的則不取，即使不提列子，文中提到了關尹、老子，又有專段提庄子(這是后學附益的根據之一)，有了三令代表人物也就夠了，事實上，《天下篇》對于每派代表人物也至多提三人，少則提二人，述祥寫体例上是一致的，不提列子也并不奇怪；再次，不提列子，并不說明《庄子》一書否定列子的存在、事迹和觀點，正如《天下篇》未提孔子，也不說明對孔子的否定。

荀子的《非十二子》中未提到列子就更不足為怪了。其一，它是非難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等十二子，并非對任何人都要指責一番，其中的孔子、老子、庄子等人就沒有列入被非難之人里面。其二，對於學術流派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對其代表人物可以有取舍的不同標準，不能用某一觀點強求荀子只能提這個，不能提那個，正如不能強求《天下篇》一定起要提管子、商鞅等人一祥，所以荀子不提列子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三，不提某某，同祥不意味著此人不存在；列子是存在述過的，只不過荀子不把他同道家一齊加以非難罷了。

《列子》的真偽

        關於《列子》的真偽，歷來是學術界眾訟不休的問題。

        《列子》這一書名，先秦時代典籍所未見，直到東漢初的班固(公元32~92年)修撰《漢書》，才在《藝文志》中載有僅4字的一個條目──“列子八篇"。“列子"系指稱其人，“八篇”系指稱其文。這証明，信史所載列子者有八篇文章，是確切無疑的，而《列子》一書千真萬確曾流行于世。

        在班固之前，西漢晚期的劉向(約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曾對《列子》一書加以整理編纂，取名為《列子書錄》，共八章(即今所見八章篇名)。成書時問為漢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八月壬寅。這是最早對《列子》一書的記載。在《列子書錄》中還有劉向寫的一篇“序"。其中寫道:“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參，人名)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有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意為虫蛀斷滅)，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云云。“序"，里記載成書過程，似可相信。但是，不少學者卻認為劉向的所謂《列子書錄》以及“序"均為偽造，實不可信。

        至晉代，出現一個張湛，并著有《列子注》一書，即今刊行于世的《列子》通行本。對於《列子注》為張湛所著無人懷疑；人們懷疑這本《列子》是否可靠，許多學者認定張湛注的《列子》為贗品，絕非先秦列子所撰之真品，也絕非划向、班固所見到或經整理過的書稿。

        《列子》一書，絕非先秦之列子所撰，這在學術界已成為定論。

        証明《列子》非列子所撰的主要根據有以下几個方面:

甲，西漢劉向的“序"就已經提出了疑問。

乙，唐代柳宗元在《辨列子》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

丙，宋代黃震認為“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后方雜出于諸家"(《東發日鈔》)。所謂“典午氏"即司馬氏，普之司馬昭:“渡江"指統一中國。就是說，《列子》是在晉王朝建立以后出現的，盡管篇目與劉向校讎的相符合，已非劉向時的原著。

丁，明代宋濂在其《諸子辨》中斷言“書本黃、老言，決非御寇所自著，必后人會粹而成者。"

戊，清代姚鼐在《惜抱軒文后集‧跋列子》一文中提出”《列子》皆非盡本書，必后人所附益”。

己，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談到《列子》之偽時說:”今考第五卷《汤问篇》中并有鄒衍吹律事，……其不出御寇之手更无疑义。又說：“凡稱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稱師，非所自稱，此書皆稱子列子，則決為傳奇學者所追記，非御寇自著。"

庚，清代梁啟超說：”按理列御寇乃庄周前輩，其學說當然不帶后代色彩，但《列子》多兩晉間之佛教思想，並雜以佛家神話，顯系后人偽托無疑。”

辛，胡適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舉出《列子》最不可信的重要依據是:”楊朱大概不及見梁稱王”。時間上的差錯，證明《列子》係後人撰著。

壬，馬敘倫在《列子偽書考》中，列舉二十條理由，證明《列子》為位書。

癸，楊伯峻《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從漢語史的角度鑒別《列子》成書的年代，斷言《列子》是魏晉人的贗品。

        此外，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補充《列子》為偽脫的幾條證據，確認《列子》為西晉中期作品。

        以上僅是其有代表性的辨偽觀點和根據。據此可以認定，《列子》確係贗品，決非列子所自著，也決非先秦時代列子之徒所記述。雖是贗品，卻又併非完全作偽，仍然保留了相當部分列子的思想和春秋戰國時楊朱學派的思想，這是十分可貴的。作偽者是誰?出於什麼時代呢?有的學者認為作偽人就是注釋《列子》的張湛。這個論斷，不敢苟同。張湛《列子序》是可信的。他在整理斷簡殘帙的時候，不可能不加入自己的觀點，不可能沒有他的編次體系。張湛在注釋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列子》中的矛盾、失實、不明、重複和誣賢的地方，倘若是他自已作偽，何以要這樣做呢?我認為，作偽者，可能是西晉中期，善于清談、崇尚黃老、兼容各家、葆有玄風、放蕩形骸的知識分子；究竟是誰，卻無從確考。僅從內容和語句等方面進行考察，可以看出其思想乃漢未或晉代清議、玄風煽起時的知識分子所獨有。書中廣采博收，許多地方寫的楚楚動人，且觀點明快、文采朴質、風格統一，非一般學者所能為，乃飽覽群書、融通古今、筆墨酣暢之士才能有寫出。

        儘管《列子》是贗品，卻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它的一系列寓言、故事特別精美，甚至在語言表達的某些方面超過《庄子》，有著較強的藝術魅力，因此，人們不愿拋棄它，并進而閱讀、研究它，以致成為近兩千年來傳世的不朽著作。

《列子》的學術價值

        《列子》是一部學術著作。

        這部著作曾經顯赫一時，并直接為封建帝王所推崇。西漢劉向說過，漢景帝劉啟之時，貴黃老之術，《列子》“頗行於世"。因為《列子》的哲學思想，正是老子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對於劉漢王朝的鞏固有實際意義，于是《列子》在孝景時“頗行于世"，也就沒有什么值得懷疑的。到了李唐王朝，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并以老子姓“李"，同李氏一族而引以為榮。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置崇玄學於玄元廟，習誦《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號稱:“四玄")，并于天寶元年(公元741年)追封《列子》為“沖虛真經"《列子》被抬舉到空前的地位。宋代也曾倡行道家哲學。宋真宗趙恒，在“沖虛"二字下再加“至德”二字，名方“沖虛至德真經"。徽宗趙佶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立道學，詔太學辟雍，置《內經》、《道德經》、《庄子》、《列子》博士，并以《內經》和《道德經》為大經，《庄子》和《列子》為小經。唐宋時，《列子》盡管受其崇敬，但它的哲學思想，卻被封建統治階級曲解、利用了，被拉上神學迷信的外衣，褻瀆了它的質朴和純潔。現在是應該廓清并讓其學術思想取得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時候了。

        《列子》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對老莊學派的繼承和發展

        老庄學派對我國的哲學發展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發展到漢未魏晉時期，出現偽《列子》一書，從道家學派的哲學觀來看，則是老庄學派的直接繼承。

        《列子》的宇宙觀，完全建立在老莊哲學的基礎上，同時又吸收漢魏各家的觀點，綜合成自己的宇宙觀。

        首先，《列子》堅持“道"是萬物始祖，又是實體事物的朴素唯物觀點。在《天瑞》中，明確地說，“道"就是“天地之根”；它產生方物，它自己卻不生不化，其功能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這”天地之根”，同老子所說的“天地之母"是一個概念，相等的涵義。“道”，是實体物質，雖然他被視為玄而又玄的東西，但是它卻是“氣”所形成，天地萬物均”積氣之成"。這與庄子的“道氣”說完全一致。這可見《列子》對《老子》和《莊子》繼承的主導方面。

         其次，《列子》吸取了《周易》中的某些觀點，提出宇宙生成和發展的階段論。《周易‧系辭上》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道”的變化發展階段。《列子》堅持這種發展階段論，卻不生硬套用，而是提出了新穎的見解。《天瑞》說:“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從”太素”以后，物質世界便開始形成。有了物質世界，宇宙仍然發展，“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列子》比老庄進一步揭示這幾個發展變化階段，均由陰陽制約，各階段互不孤立，是“未相離"而有著內在聯繫的。

        再其次，《列子》還吸取了魏晉時人王弼等關於宇宙本体論的思想成果，以自己的見解，加入到玄學的論辯之中，把各家學說熔為一爐，而成為一種創新的見解。

        此外，《列子》還提出關于物的先后鉅細長短、物存在的型態、物的增械、時間空間有無極限等帶根本性的哲學問題。《列子》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基本上立足於老庄學說，同時也融合了其它掌派的一些觀點，顯得新穎而有意義。許多見解，在《列子》以前很少看到，這不能不說是對老庄哲學思想的一個發展。

二、在魏晉哲學史上，《列子》是整個玄學的有机組成部分

        東漢后期興起士人的清議之風，品題人物，發表政見，議論朝政，士人以此方清高，樂于清議，甚至結為小團体。這種清議，往往與黃老、佛釋相結合，或者說是用道、釋的一些觀點來議論時事，品評人物，逐漸地走向“玄"的道路。加之東漢晚期兩次“黨錮之禍"的沉重打擊，使相當一部分士人不再敢于大膽議論時政和人物，便把自己的不滿和憤激，用老庄思想包裹起來，埋頭去探討“三玄"(《黃帝內經》、《老子》、《庄子》)哲學，表達自己對宇宙生成、物質本体、自然人事等的基本觀點，這就形成魏晉時期玄風熾烈的局面。而《列子》一書，就是在這祥的背景下誕生出來，并加入了“玄言"的時代大合唱。

        按照筆者的觀點，《列子》一書寫成于西晉中葉以前。從成書的時代說，《列子》是從何晏、王弼“貴無"論發展到郭象可“獨化"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列子》學說的建立，並沒有拋開以前的思想成果，它是以善於吸取思想養料，綜合融化，建構自己思想殿堂而著稱的。而《列子》的哲學大廈，就正是建立在“貴無”的基礎之上。《天瑞》一再強洞的“未嘗終"、“未嘗有"、“未嘗發"、“未嘗顯"，顯示的就是“無"的情形；而“無不知"、“無不能"，強調的則是“無"的功用，它能產生一切、制約一切，這就是“貴無"的基本觀點。但是，《列子》并未到此為止，它還吸收了”獨化"論的思想，變為自己的哲學觀點。認為萬事萬物可以自由地生，自由地化，受一種盲目的自然規律所支配，任何人力都充法抗御。《力命》中說的“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自生自死，自厚自薄"等等，都是“獨化"的表述。這樣，《列子》便從天道到人事、從宇宙觀到社會觀，展開它的思辨玄理，成為魏晉玄學發展第三階段“獨化"論的有机組成部分。

三、獨特的社會人生觀，較為完善的社會人生理論體系

        這種政治觀的思想內涵是“無為而治"，但是根本問題在于”怎樣”無為，方能達到大治的目的，這里，《列子》確定了以君王、聖賢為核心，由他們施以“無為而無不為"的措施來實現治國與治民。

        在人生觀方面，《列子》取阮籍、稽康等人放達肆情的態度，對禮儀名教，基本上加以嘲弄和否定。

        《列子》的人生觀，在學術界引起最大非議的是《楊朱》一篇。認為《楊朱》反映了魏晉封建門閥士族的荒淫無恥的生活方式，露骨地宣揚腐朽的縱欲享樂思想，是一劑腐蝕人們心靈的毒藥。

        這個觀點有其正確的方面，也有其偏頗的方面。說他正確，因為《楊朱》宣揚的就是縱慾和享樂，教人們不要“苦其身，燋其心”，”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于於一時"。說他有偏頗，是因為對《楊朱》乃至對整部《列子》尚未做全面具體的研究，未能深刻說明它的享樂縱慾與魏晉門閥士族的淫樂雖有相同之赴，卻又有很大差別，這就是它獨特的人生觀和理論體系之所在。

        《楊朱》宣揚的享樂主義，有一條明顯的思想線索──任其自然。這是有積極意義的。首先，是繼阮籍、稽康之后，舉起的又一面反名教，反傳統的旗幟.。《列子》的作者大約屬於不得志的士子，面對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劉毅《疏》)的現實，加之連年的殘酷戰爭，關中連年的飢荒，土人朝不保夕，便只好任性而為，反對人為的束縛和壓迫。這種與封建當權者不合作，反對禮教傳統的思想，其積極意義也就十分明顯。其次，享樂和縱情的人生態度，核心是“為我"。這直接同魏晉時期的宗法制度，同道德仁義的說教相對抗，讓人們重視自身，維護個人利益，尊重獨立人格，這已經是人的初步覺醒時期的人生態度和理論型態，無疑地有著歷史積極意義。再其次，是保護心靈的健康、純潔而堅持的人生態度。《楊朱》宣揚的享樂縱欲，是以“全性保真＂為前提的的。只有這樣做，才是個人修養的根本，是善於＂治內者＂；只有這樣做，才是”不為自然之所好”，因而也就沒有任何牽累；只有這樣做，才是真情而不是“矯情"，心靈不受閉塞，不摻雜質。《楊朱》也併不主張縱慾無度，並沒有達到荒淫無恥的程度。它明確地指出”无厭之性，陰陽之蠹也。”貪得無厭，逸樂失度，就走向反面，成為害人之重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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