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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復興(二)
作者是 郭齊勇教授   

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復興()

 

 

日期:2007-04-13

郭齊勇教授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院長

摘錄:《中國社會科學內刊》創刊號,2007年第1

 

 

 

三、國學與和諧社會的建構

  

    近十多年來,我常常到我國臺灣地區和韓國、日本去出席會議或講學。總的感受是,那些地區或國家的民間社會的空間比較大,生活中,傳統文化、禮俗的傳承比我們好。今天,我國大陸地區的民間生活更加多元化了。企業、媒體、社群、宗教團體中需要而且也可以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包括本土文化資源。我們建設今天的文明,需要更多借鑒古代的文明。

   國學的再發現,並不是復古,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價值觀念能更多地滲透到現代人的意識之中。國學之一的儒家思想與制度也可以參與當代的制度安排與秩序設計中,例如之中就有不少,可以轉化。儒家思想可以與現代政治自由主義、生態環保主義、女性主義對話。比方說,我們實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有關公平與社會公正,正是儒家的強項。又比方說,年輕人講自由,其實,不管是政治的、哲學的、道德的、美學或藝術的等層面的自由,伯林講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在儒釋道各家的論說中都十分豐富,值得發掘。現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能不建立在德性倫理之上。我們的家庭倫理、社群倫理、工作倫理、企業倫理的建設,都可以在國學中找到資源。在生態倫理、文明對話、國家間與族群間的交往倫理方面,國學資源都大有可為。我們有責任做創造性轉化的工作。就自由主義者必須具有的獨立的批評能力和精神,必須具有的道德勇氣、擔當精神而言,就自由、理性、正義、友愛、寬容、人格獨立與尊嚴等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間、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極自由層面的分權、制衡、監督機制和積極自由層面的道德主體性而言;儒家和傳統諸家都有可供轉化和溝通的豐富的精神資源。儒家的道德主體為政法主體預定了位子。

   德國特里爾大學的文學院長、漢學家波爾教授(他的中國名字叫蔔松山)曾經在北京與特里爾多次鄭重地對我說過:你們中國有很好的道德資源,特別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們放棄了,沒有用這些本土的文化資源教育後代,這非常遺憾!

 

這值得我們警醒。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基本的倫理共識,那是非常危險、非常可怕的。再嚴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會的倫理道德;進一步說,健康的現代化的法治社會恰恰是建立在民眾的底線倫理、民眾的倫理共識的文化土壤之上的。今天我們所說的和諧社會,指的是現代化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市民社會。提倡和諧社會,針對的是現實上的不和諧、不協調。各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免會出現發展中的不平衡,地區、行業、城鄉、貧富的差異。出現不平衡與差異是十分正常的。但一定要有一種自覺,即不斷地克服或調整不平衡或太過懸殊的差異。中國傳統社會充滿著鬥爭與緊張,正因為如此,傳統社會的知識人與民眾期盼和諧,留下了大量的和諧思想資源,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的重要助緣。

   在人與天的關係上,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

天、地、人、物、我,不是各自獨立、相互對峙的系統,彼此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它們同處於一個充滿生機的氣場或生命洪流之中。

 

中國傳統智慧主張人與自然萬物,與草木、鳥獸、瓦石、山水,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古代的《月令》,特別重視人對動物、植物、山川、陂池的保護,涉及季節與人之養生、漁獵、伐木、農事的關係。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它講求的是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人與天地萬物一體

的古代的觀念、信仰,對於今天我們的科學的、全面的、可持續的發展觀,仍有啟發性。

   的關係上,

 

孔子主張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成就自己是在成就別人的共生關係中實現的。成就自己,同時必須尊重別人;不尊重別人,也不能成就自己。

   在人與內在自我的關係上,中國傳統哲學家認為個體生存的意義世界,與個體人身心的涵養有很大的關係,可以幫助人心理上處於健康狀態。道家、佛教主張身心神形的合一與超越,由此而建立起特有的修養論、工夫論、境界論。

中國古典的和諧智慧並不是否定對立、抹殺差異、矛盾的智慧。所謂和而不同和不是同,也不是不同,是多樣的統一。

 

馬克思深刻指出,

差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沒有差異、矛盾,就沒有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發展。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因此,否認矛盾、害怕矛盾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但是,放任矛盾甚至擴大矛盾,同樣是錯誤的,危險的。

 

孔子治國安民的主張是

庶、富、教

 

庶而後富,富而後教,肯定民生,強調藏富於民,把維護老百姓的生存權與受教育權看作是為政之本。

 

孔子注意到分配正義、社會公正問題,反對貧富過於懸殊,指出: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孟子主張保障老百姓的

恆產

 

指出良好的政治一定是使老百姓有產業有收入、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政治。儒家還關注養老、救濟弱者、賑災與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及其落實,強調整個社會應關注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

 

《禮記"禮運》更是假託孔子之口,描繪了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的大同理想。

  

防止公共權力的濫用是珍惜民力、保護民生的重要內容。

 

孔子說:

政者,正也

居敬以行簡,以臨其民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反對以傲慢的態度對待人民,濫用權力,任意擾民,踐踏民意,不顧民生。他提出以的態度謹慎地使用公共權力的問題,以安民濟眾、百姓平安為根本目的。

 

孔子

 

行己有恥

 

    國學中有大量的榮辱觀、廉恥觀的思想傳統與整飭吏治的辦法,包括監察制等,對於我們的廉政建設和樹立社會主義的榮辱觀仍有借鑒意義。

   重視和發掘中國傳統智慧中的和諧思想的資源,決非要鼓吹全面復古,全盤照搬古代文化的整套東西,更不是試圖以中國固有的傳統去對抗、抵制現代的文化。我們提倡以批判繼承的態度、多元開放的心態,對傳統智慧的和諧思想資源進行創造性的轉化。現代化在東亞各國的發展,不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後的反應,而且更為主要是自身內在的要求,有自身發展的邏輯。儒學思想史上,中、韓、日三國的經世思潮的發展,即是內在調適的一種表現。這實際上為東亞的現代化做了鋪墊。明清以來中國商業的發展,與商人的價值理念有關。實際上,例如徽商、晉商等等的商業行為中,都有儒家價值、儒家倫理的滲透與融攝。近世以來,東亞三國迎接西方的挑戰,內在思想的資源仍然是儒學。睜眼看世界並鼓動學習西方的人,包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驅、中國共產黨人的前輩和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骨子裡恰恰是入世的,進取的,主張變化日新的,是關切國事民瘼、嚮往大同世界的儒家情結最深的人。他們的為人為學、思想與行為方式,乃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獻身精神,無一不是儒家式的。儒學思想與現代化的調適,除了我們以上說的這些外,更深層次的即是仁、義、禮、智、信等基本價值的轉化。孫中山先生特別提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強調心性文明的建構。[1]

   羅伯特·貝拉(Robert N.Bellah)關於日本德川宗教的研究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他說:

存在於德川時期的中心價值系統在現代依然起著決定作用,也許是以更加強化的、理性化的形式而存在。將作為各個階級的身份倫理而起作用的中心價值系統應用于現代,證明是十分有利於處理每個階級所承擔的新的經濟責任。”[2]

 

貝拉關於中國的整合價值占首位,日本以重視政治或達到目標為特徵,中國倫理是普遍主義的,日本倫理是特殊主義的等等論斷,都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具體分析了德川時代的中心價值,指出了這些價值在日本現代化道路與過程中的作用,是很有意義的。丸山真男曾對此作了中肯的評價。[3]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以及新加坡、韓國等國家與地區的現代化運動中,民間社會的儒家倫教的積澱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文化小傳統中,勤儉、重教、敬業、樂群、和諧、互信、日新、進取的觀念,無疑是經濟起飛的文化資本。這些文化小傳統,與儒家精英、文化大傳統是密不可分的。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標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係,克治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對於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於全球持續性地發展。誠敬忠信思想有助於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並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於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為。目前,這些價值至少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的整合,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四書》、《管子》、《荀子》和宋代以來在民間流行的蒙學讀物來看,傳統社會朝野共同承認的核心價值,大體上是以仁愛為中心的展開,

重要的範疇有如

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誠、敬、廉、恥等等。

 

傳統道德

仁、義、禮、智、信五常

和禮、義、廉、恥四維

 

是我國古代思想家對中華民族基本道德觀念和道德準則的總結,源於春秋,確立於漢代,是安定國家、穩定社會的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規範。

 

明清時代,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結合起來,稱為八德

儒學的中心價值系統或核心價值觀念是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廉恥。仁愛是人性之本然,與世界各民族、各宗教倫理之精核可以相溝通、相對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完全可以成為新的全球倫理的基石,成為化解宗教、民族、國家、文化間諸矛盾衝突的藥方和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指南。敬與誠是人面對天、地、人、物、我的一種虔誠、恭敬的態度,一種責任意識和敬業精神,真誠無欺,真情自然。愚忠愚孝已被洗汰,而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現代社會,化為孝敬父母,尊重前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為,化為對人類、民族、國家、社會、團體的忠誠奉獻精神。持守道義,主持公道,講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們做人的準則。

   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廉恥等價值在當下和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中,不僅作為普遍性的道德理念,而且作為企業、商業、職業、社群、環境倫理,還將繼續起著作用。傳統倫理經過時代的轉化、洗汰與我們自覺地批判繼承,可以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等——整合起來。儒家核心價值觀念與現代人權、平等、尊嚴、理性、道義,不乏可以溝通之處。現代權利意識,現代法律生活,缺乏終極信念的支撐,缺乏深度、累積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之支撐,很可能平面化與片面化地發展。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

   更多的人形成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基礎,這可以反對國家的分裂。面對西方文化鋪天蓋地的席捲域內和西方宗教的無孔不入的滲透,我們一定要有文化自覺與文化安全意識。目前,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國大陸特別是農村發展很快,勢力很大;臺灣當局去中國化日甚一日。還有民族分裂主義與恐怖主義者的活動等。因此,自覺發展國學,可以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團結海峽兩岸及海外華人,形成民族文化認同,增加凝聚力。振興國學與國家的文化安全有密切關聯。

   總而言之,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復興是一體兩面的事情。國學是軟實力。國學復興有助於本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地位之提升,有利於建設文化大國及文化輸出。國學也是文化產業的基礎,但大眾文化正在糟蹋民族傳統。建設孔子學院是好的兆頭,但絕不能只停留於教現代漢語,而應當講中華文明,進行文明對話。不懂自己的國學、文化傳統,拿什麼與人家交流對話?

   新時代的全球化的挑戰,啟示我們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和倫理共識。如果沒有民族文化認同,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就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散掉。如果沒有倫理共識,也形成不了一個健康的法制社會。因為法制的背後有著信念信仰和倫理共識的支撐。未來社會的發展仍需要價值指導。面對人與自然、社群、天道、人心諸種複雜關係的調治問題,傳統核心價值有重大意義。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歸屬方面,在社群倫理乃至全球倫理、環境倫理的建設方面,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觀仍然是我們重要的精神資源。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養,整飭吏治,加強廉政,降低管理成本方面,傳統核心價值觀仍有效用。仁義禮智信等價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與生命之中,極具草根性,只要我們有文化自覺,善於啟導,協調整合,仍然會成為我們的軟實力。人不可以沒有文化理想。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培養一代代人風,是最為重要的工作。我們一定要從自己做起,同時著眼於民族文化生命的賡續。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因此而可大可久!

 

[1] 參見郭齊勇:《孫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評》,《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2] 羅伯特·貝拉著:《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三聯書店與牛津大學出版社,北京,1998版,第228頁。

[3] 丸山真男:《評貝拉的〈德川宗教〉》,《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附錄三,第259-296頁。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內刊》創刊號,2007年第1期,2007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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