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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下國學講習的期待
作者是 馮天瑜教授   

對當下國學講習的期待

 

日期:2010-12-18
馮天瑜教授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摘錄:光明日報

 

 

 

         作為漢字古典詞,國學本謂周朝設于王城及諸侯國都的貴族學校。時至近代,隨著西學東漸的展開,為著與來自西洋的西學相區分,在漢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國固有學術文化的國學一名出現。如江戶幕府時期(1601-1868)的日本人,自18世紀起,把流行的學問歸為三類:漢學(從中國傳入)、蘭學(從歐美傳入,19世紀擴稱洋學)、國學(從《古事記》、《日本書紀》發展而來的日本固有學術)。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留日學生與入日政治流亡者,以及活動於上海等地的學人,采借日本已經沿用百餘年的國學一名,用指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1902年梁啟超(1873-1929)撰文,以國學外學對應,強調二者的互動共濟,梁氏曰: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後能收其效。(《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5年國粹派創刊於上海的《國粹學報》,公示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的宗旨,這裡的國學意為國粹之學。該刊發表章太炎(1869-1936)、劉師培(1884-1920)、陳去病(1874-1933)等人的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字訓詁方面文章,以資激勵漢人的民族精神。自此,中國人開始在中國固有學術文化意義上使用國學一詞,為國故之學的簡稱。所謂國故,指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之故實,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1794-1857)認為,學者不應迷戀詞章,學問要從討朝章、討國故始(《聖武記》卷11),這探討國故的學問,也就是後來所謂之國學。

    經清末民初諸學者(章太炎、梁啟超、羅振玉、王國維、劉師培、黃侃、陳寅恪等)闡發和研究,國學所涉領域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文學,約與現代人文學的文、史、哲相當,但突現了中國固有學術的內容,自有其存在與發展的根據。

    國學包括中國傳統學術的方方面面,儒、釋、道及其他諸學均在其內。所謂——

    佛治心

    以道治身

    以儒治世

    三教達成互動共濟的文化系統。而三教共弘正是國學的基旨。

    20世紀初葉以來,國學之名在中國已經流行百年。中國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而現行高等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學科體制,高度分科化,此法有利有弊。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張打通文、史、哲壁壘,於是便有綜匯傳統學術的國學課的設置,武漢大學依此旨開辦人文試驗班國學班,前後已曆十載。近年中國人民大學還專設國學研究院,效尤者不少。這些做法都試圖在綜合式的國學名目之下,開展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整理、研討和創發。

    近年來,有的社會教育機構高張國學旗幟,提倡少年誦讀經典,一些學人則利用大眾傳媒講論古典,意在突破傳統學術講習的學院式門牆,以國文國史國倫對國人實施人文知識普及與倫理教化,竟然一時洛陽紙貴,頗受大眾歡迎,當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專業研究者從學術規範角度提出的批評。平心而論,講習國學受到歡迎,顯示了國學的感召力,反映了社會對它的渴求;遭遇批評,則有益於講者和聽者學術水準的提升,推動人文素養的上揚,故兩者皆為好兆頭。這樣一種對國學的宣導,試圖以國學滋養國人的智性與德性,特別是激發國人的愛國心、道德感,以因應現時代漸次發生的信仰危機、道德沉淪等社會問題。國學講習由此匯入現實的人文教育軌範,不再僅僅是象牙塔中事。

    對於國學在大眾教化意義上的展開,似宜抱持謹慎的肯定態度。

    所以應予肯定,是因為在中國淵富的學術文化中,包蘊著多層面的精神資源,諸如

    生生不已的變易之道

    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大丈夫氣概

    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政治哲學

    和而不同、互動共濟的和諧理念

    正德、利用、厚生相統一,精神與物質兼顧的文明觀

    好學、善學的重教傳統

    諸如此類的中華元典精義,曆千百年仍光耀萬丈,經過現代詮釋,可以轉化為救治現代病的良藥、滋養今人心田的營養。故我們有理由期待國學在人文教化方面取得實績,並在國學普及進程中,實現古今推助、雅俗共進,開闢國故之學發展的新生面,以有益於眾生。

    然而,我們又必須謹慎,第一,昌明國學,切勿抱殘守缺、視國渣國粹,任沉渣泛起。即使是國粹,也有一個古今推衍、現代詮釋的過程,不可生吞活剝、食古不化。第二,昌明國學,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獨尊,排斥異域學術。健康的國學,應當古今貫通,後浪逐前浪,切忌以古蔽今,開歷史倒車;健康的國學,應當開放胸襟,汲納外域英華,在學術本體與方法諸層面,都要與異域學術既相辯難,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較、互相觀摩、互相取捨、互相融會中,達成新的綜合與創造性轉換。

    宋人張載(1020-1077)在《正蒙·大心》中把國故之學分為見聞之知德性之知,前者指通過感官接觸外物獲得的知識,約為智性知識;後者指通過內心修養參悟出來的知識,約指德性知識,唐人韓愈(768-824)謂:教誨于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竇公墓誌銘》),強調國學在養成德性之知方面的功能。此種分類自有道理,卻又不必載然分作兩橛。國學講習應注意於二者的兼顧與互動,一方面介紹基本的國學知識(語言文字、典籍、歷史、地理、自然常識、典章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彰顯國故之學蘊涵的大義,把小學功夫與大學授受結合起來,達成見聞之知德性之知的水乳交融。

    德性之知當然有賴智性之知的澆灌,但二者不能替代,有些學識廣博者德性並不高,而有些文化水準較低者蘊含著豐厚的德性。故德性之知的獲得,並非單憑知識傳授,還自有生成機制。

    對於健全的國學講習,我們樂觀其成。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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