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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会通中西重建哲学系统的意义(四)
作者是 郭齐勇 院長   

 

 

牟宗三先生会通中西重建哲学系统的意义(四)

 

 

 

 

 

 

第一屆國學與經營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與學者

武汉大学国学院 郭齐勇 院長

轉載自珞珈山之思﹥郭齐勇学术网

 

 

 

 

四、会通中西,建构哲学系统的意义与启示

 

     第一,中西哲学的互释与会通是中国哲学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

 

     哲学,不分东方西方的哲学,所讲的概念或道理,或哲学中的真理都是普遍的,因而可以沟通、会通,而具有可比性、可以通约。牟先生独立地从英译本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对康德的乃至西方的哲学特别是西方理想主义的大传统有透彻的把握。百年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哲学为中国几个流派、思潮的哲学家们所借取、发挥,扬弃的方面各不相同。康德的批判哲学表达了人的有限性,其中有关认知的有限性,“我可知道什么”,几乎是儒、释、道的老课题,而有关“我应当做什么”、“我可希望什么”,乃至最终“人是什么”的发问,与儒、释、道三家讨论的中心,极为相应,只是讨论的进路、方式与结论有所不同。在道德形上学、实践理性方面,可比性更强。故在方法论上,牟先生指出:“对于西方哲学的全部,知道得愈多、愈通透,则对于中国哲学的层面、特性、意义与价值,也益容易照察得出,而了解其分际。这不是附会。”[1]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但选择仍是多样的,即便都选择康德等,诠释者先见决定了诠释路子的差异。

 

 

     现在我国有的学者反对以任何西方哲学为参照,要讲纯而又纯的中国古代哲学,从解释学的立场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亦有海外汉学家,例如郝大维与安乐哲,特别强调中西范畴、概念的不可通约,尤其不承认孔子到汉代儒家有超越的层面,对牟先生的“内在超越”说予以强烈批评。正如刘述先先生所说,“他们拒绝把西方观念强加在中国传统之上,但仍不免因噎废食,恰好掉进了中西隔绝的陷阱里。”[2]然而中西相互比照、相互发明,不失为很好的方式。

 

 

     牟先生说:“我能真切地疏解原义,因这种疏解,可使我们与中国哲学相接头,使中国哲学能哲学地建立起来,并客观地使康德所不能真实建立者而真实地建立起来,这也许就是我此书的一点贡献。”[3]所谓“中国哲学能哲学地建立起来”,即以现代话语与现代哲学型态,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这当然会有损伤,但却是不能不通过的途径。

 

 

 

     如西方哲学范畴、术语的问题,在借取中有发展,不能不借取,也不能不增加、渗入本土义与新义。牟先生说:“中国传统中的三家以前虽无此词,然而通过康德的洞见与词语,可依理而捡出此义。……此之谓‘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亦函依理不依宗派)。”[4]所谓“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即有很大的创造诠释的空间。

 

 

     牟先生说:“你以为中国这一套未必是康德之所喜,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国这一套之本义,实义,与深远义故。假若中国这一套之本义,实义,与深远义能呈现出来,则我以为,真能懂中国之儒学者还是康德。”[5]他又说:“以哲学系统讲,我们最好用康德哲学作桥梁。吸收西方文化以重铸中国哲学,把中国的义理撑起来,康德是最好的媒介。……我们根据中国的智慧方向消化康德。”[6]牟先生把康德的义理吸收到中国来,予以消化而充实自己,他的体系把西方哲学的知解与东方哲学的智慧冶于一炉,相互消融,堪称典型。牟先生以康德作为中西互释的桥梁,这个参考系选择得非常好,除了前述的内在性的互通外,还因为康德哲学恰好是现代哲学的出发点。牟先生的哲学生涯,可以说是力图消化康德,疏解中国传统的智慧方向。当然,康德哲学本身十分复杂,包含了不同诠释的可能,如果根据康德更晚的著作,其实康德并非完全否定意志自由是一事实,而《判断力批判》所提出的自由与自然统一的思想架构,可以说已经是一种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模型[7]。

 

 

     第二,中国哲学的自主性的彰显。

 

 

     牟先生说,普遍的哲学观念、概念、道理,是要通过不同的、特殊的民族或个体的生命来表现的,“这就是普遍性在特殊性的限制中体现或表现出来,这种真理是哲学的真理。……由此才能了解哲学虽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有其特殊性,故有中国的哲学也有西方的哲学……虽然可以沟通会通,也不能只成为一个哲学。这是很微妙的,可以会通,但可各保持其本来的特性,中国的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西方也同样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而不是互相变成一样。”[8]与基督教不同,中国的儒释道都重视主体,同时照样有客体,问题是如何去考虑其关系。“中国文化、东方文化都从主体这里起点,开主体并不是不要天,你不能把天割掉。主体和天可以通在一起,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最特殊、最特别的地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9]

 

 

     牟先生以过人的哲学智慧,从义理上批判康德,批判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开出建立“基本存有论之门”,重建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中国儒释道三家均是生命的学问,意在人生的、道德的、乃至超越的境界追求。牟先生对三教的境界形上学有独到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两层存有论,是对三教之成圣、成佛、成真人的境界及其入手方法的论证。三教都肯定“智的直觉”,证立“自由无限心”既是成德的根据,又是存在的根据,肯定成就人格境界过程中的实践工夫,把境界实践过程中的人的主体性加以提扬,从中觉悟到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关系,肯定人虽有限而可无限,最终上达圆善之境。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其实就是实践的形上学。

 

 

     第三,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论域与思路,启迪后学融会中西,创造出新的哲学系统。

 

     例如关于所谓“智的直觉”、道德形上学作为超越的形上学、“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讨论,恰好是关系到中西哲学根本问题的讨论。其实古希腊、希伯莱、印度、伊斯兰与中国,都有“圣智”的传统,孟子以降中国哲学讲的“良知”,宋儒的“德性之知”,近世熊十力先生讲“体认”、冯友兰先生讲“负的方法”、贺麟先生讲“理智的直觉”、牟先生讲“智的直觉”至到杜维明先生讲“体知”,都是肯定超越于经验、知性、逻辑、理智的,涉及到体悟本体的智慧和生命的终极性关怀。

 

 

     关于“超越”问题,刘述先先生说:“把中国传统思想了解成为内在超越的型态,决不只是当代新儒家的一家之言谈,它已差不多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儒家式的内在超越型态的确有其严重的局限性而令超越的信息不容易透显出来。但这并不表示,基督教式的外在超越型态就没有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外在超越说与内在超越说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开来的两种学说”[10]诸如此类的问题讨论,在现代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形上学的重建与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都产生了积极意义。牟先生的哲学也启发我们回应经济全球化挑战,回答现实问题,并提升到哲学的层面。

 

 

      牟先生是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智慧与哲学建构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的哲学遗产,大大深化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牟先生哲学最大的意义是,有意识地吸收西方智慧,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互动,在互动中逐渐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觉,彰显了中国哲学的自主性、主体性。

 

 

注释:

 

[1]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页。

 

[2] 刘述先:《作为世界哲学的儒学:对于波士顿儒家的回应》,见氏著《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4年,第19页。

 

[3]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第四版,1987年,序,第3页。

 

[4]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北,学生书局,再版本,1976年,序,第17页。

 

[5]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第四版,1987年,序,第4页。

 

[6] 《牟宗三先生在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的开幕演讲》,见杨祖汉编:《儒学与当今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2页。关于儒家与康德的关系,李明辉在《牟宗三思想中的儒家与康德》一文中说,康德的“善的意志”与儒家的“怵惕恻隐之心”均是道德心之表现,均肯定道德心之真实性;康德肯定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辨理性),正可保住儒家的道德理想,成就其“道德的理想主义”。李明辉此说把握了儒学与康德的本质联系。见氏著《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4年,第66页。

 

[7] 详见赖贤宗:《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与康德哲学、德意志观念论》,氏著《体用与心性:当代新儒家哲学新论》,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第135—136页。

 

[8]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上侮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9]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侮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10] 刘述先:《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见氏著《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2000年,第173-175页。关于“超越”与“内在超越”,郑家栋在《断裂中的传统》一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的第四章有较好的论述,见该书第20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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