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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国学必须紧扣人生观价值观来读
作者是 傅佩荣教授   

 

 

 

狭义的国学必须紧扣人生观价值观来读

 

 

 

 

 

 

台灣大學國學領袖薪傳班講師

國際道家學術大會代表人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傅佩荣教授

资料来源:北京晨报   

 

 

 

 

 

 

 

 

 


今天学儒家,当然应该回溯到孔子与孟子。若孔孟说得不对,后代儒者怎么说都没有用。若孔孟说得对,我们又何必假手后代儒者的解释?
 
“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孔孟之道,善字贯穿始终。两千年来,后人屡次注解孔孟,却多歪曲。如今,重新整理圣人思想,还要重回经典本身,而不被后代儒者的解释所误。
 


【回复到经典本身】


 
北京晨报:您说国学经常被误读,比如孟子所说的“性本善”本意是什么?


 
傅佩荣:在《孟子》书中,“性善”一词出现两次。这个说法是要反对“性无善无恶”、“性可善可恶”,以及“善恶是天生注定的”三种说法。孟子强调人对于善的态度是“水向下流”,“火向上烧”,“野兽奔向旷野”。这些比喻都肯定人性是一种动态的力量。关键在于“真诚”;只要真诚,内心就产生力量,要求自己做到“仁、义、礼、智”这些善行。至于“性本善”,则是宋朝学者从程颐到朱熹的观点,他们把人性分为两部分:“天地之性”(天理)与“气质之性”(人欲),然后肯定只有前者才是人性。朱熹甚至以这种观点去注解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然后指出孔子说得不够准确,像这样的注解,我们怎能轻易接受?


 
北京晨报:儒家学问历史上曾经历过很多次改变,如汉朝董仲舒的改变、宋明理学时代的改变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理论都是改动之后的,今天学儒学,应该学哪一种?


 
傅佩荣:今天学儒家,当然应该回溯到孔子与孟子。从董仲舒到宋明清以来的儒家说法,可以让大学里的老师们去皓首穷经。今日社会所需要的是认真思考孔孟的说法是否正确又是否仍有意义。若孔孟说得不对,后代儒者怎么说都没有用。若孔孟说得对,我们又何必假手后代儒者的解释?当然,我们做研究的,应该参考所有学者的说法,取精用宏,但终究不能忽略源头活水。


 
【国学先要选择】
 
北京晨报:您研究国学数十年,在您看来,国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傅佩荣:国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包括经史子集以及所有古人留下资料的作品,但这些材料太多太杂,一般人实无必要去学。狭义的国学必须紧扣“理念”来读。理念是指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言。提供完整而充分理念的学派是儒家(以孔孟为代表)与道家(以老庄为代表)。其他学派可依个人兴趣去学习,但不必作全面推广。


 
北京晨报:现在很多人把国学当作挽救道德沦丧和精神世界的良药,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傅佩荣:国学若要挽救道德与精神上的危机,必须首先考虑“选择”什么材料的问题。这一方面我的想法始终如一,就是大家学习真正的儒家(孔孟),然后到了中年阶段,可以学习道家(老庄)。这二家有如火车的双轨,可以让我们善度人生,走向理想的境地。以此为基础,每个人还可依兴趣与机缘,去学习其他的国学资产,如文学、历史、养生、武术等,也可以信仰某种宗教。


 
【善在于真诚】
 
北京晨报:谈孔孟,您都谈到了一个向善的问题,善在儒学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傅佩荣:古今中外的社会,都会劝人“行善避恶”,但是关于“善”是什么,却很少有人作明确的界定。以儒家来说,“善”的行为主要是“孝悌忠信”等,这些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针对着“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因此,儒家谈善,不离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孔子在鲁国为官期间,有一次下朝回家时,家人报告“马厩失火”,孔子只问“有人受伤”吗?他没有问到马的损失。这件小事反映了孔子重人不重马的态度,意即再怎么贵重的资产(包括动物),都不能与人相提并论。这是标准的人文主义。那么,何谓“向善”呢?就是肯定人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引发一种力量,要求自己去行善,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由于肯定人性向善,孔子才会把自己的志向定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北京晨报:其实所有的哲学都是导人向善,但在当今物欲横流、一切以金钱为判断标准的社会中,如何才能有让人向善的动力?


 
傅佩荣:以儒家来说,要使人向善,关键依然是“真诚”。所谓真诚是说:我与别人来往时,不考虑利害关系,只问自己角色与身份应该做什么。并且,《易传》有两句话说得好:一是“闲邪存其诚”,要防范邪恶以保存内心的真诚;二是“修辞立其诚”,要修饰言辞以建立自己的真诚。可见真诚与邪恶势不两立,并且真诚必须有合适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要借由教育,让人人知道“善”是什么,又为何要行善。


 
【西方哲学的助益】


 
北京晨报:您最先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为什么会回转头来研究并且普及中国哲学?


 
傅佩荣:先学西方哲学使我重视思考的逻辑性与推论的合理性。不管任何人说的话,一定要问:这话有无事实依据?它的思考有无矛盾?它的推论是否合理?并且,西方哲学重视“系统”,就是一种理论可用之于个人,亦可用之于社会,还可用之于大自然,然后这些方面能否追溯一个共同的根源?像这样的思考训练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是很有益的。我之所以转而研究及推广国学,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知道自己如果研究西方哲学,可能一生都跟在西方学者后面拾人牙慧;另一方面相信自己研究中国哲学是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有可能作出一些贡献。


 
北京晨报:研究中国哲学几十年,您认为值得吗?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它又是否给您的生活、生命带来影响?


 
傅佩荣:研究中国哲学四十余年,非常值得,因为古人的智慧启发鼓励了我,也改善提升了我的生命价值。尤其在百年难得一遇的国学热中,可以略尽一己之力,共襄盛举,使我充满感恩之心,更加珍惜祖先的宝贵传统。


 
晨报记者周怀宗
 
经典诵读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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