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交所發展亟需國家層面的介入

台灣大學國學與經營管理領袖薪傳班講師

北京東方大學執行校長、

西安交通大學東方管理研究院院長

雷原院長

來源：中國經濟網   

李亨利教授與雷原教授(右 )

    文交所是藝術品份額的交易場所

    雷原首先指出，文交所的全稱是文化藝術品份額化交易所，它是文化藝術品虛擬化的交易所，這個交易所是一個提供藝術品份額持有人進行交易的一個場所。同時，它在份額化的實現過程中提供很多或者是協調很多支援性的體系，來完成這個份額化的交易。

    所謂藝術品的份額化，雷原教授表示這是基於《物權法》提出的，《物權法》規定一個物品可以共同擁有，在這個法律的基礎上，文交所通過對一個文化藝術品的評估、鑒定、保險，實現它的貨幣化。然後在貨幣化的基礎上，把它進行等額化的劃分，化整為零，這個過程就是藝術品的份額化。他指出，拍賣行裏拍賣的物品，一般老百姓是買不起的，但是把拍品進行量化、切割並且等額分配後，就可以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文交所設立初衷是促進傳統文化復興

    雷原是文交所的發起人之一，談到文交所設成的初衷時，雷原表示，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可以把這個文化資源看成一種財富，財富就會被評估，評估就可以量化。

    量化之後再實現它的化整為零，就是老百姓能夠擁有。如果老百姓能夠擁有，就能實現文化藝術品的大眾化，這樣，人們在投資生活中就潛移默化地改變了自己的思想。所以，當時的起點是想能不能尋求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方式，能不能通過一個新的方式來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我們知道傳統文化的復興要樹立文化經典，這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能不能找一個跟老百姓的生活很接近的，他願意隨時關注的東西。所以我們提出了一個口號，即，倫理藝術化、藝術產品化、產品投資化、投資生活化、生活大眾化。

    雷原表示，文交所發展至今，與當初的預期差別不是很大，他談到：

    首先，文交所是一個文化證券化的虛擬化交易所。最早的設計在股權結構方面採取混合所有制的形式，有國有化、私有化甚至有個人化，各方面積極的力量都調動起來，都延續發展的勢頭。

    其次，是會員制。會員制是指交易所不直接對外策劃，由會員來進行交易，發展交易商會員，交易所不直接進行交易活動，發行活動，讓會員公司來進行。這樣可以做大，如果一個交易所有50家會員，相當於一家會員能夠推薦一個東西，如果發行市場先行的話，現在可能就發行了50件東西了。當然在起步的階段，分成兩步走也是可以的。先讓交易所直接進行發行和交易。慢慢地把它過渡到會員制的交易，這個方法目前在現在也是很好的。而一種新興事物很多時候不能像我們想像的，但基本上我覺得它的思想，一個是份額化交易，一個是持續化交易。

    第三點，上市的標的物基本上都是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比如國畫。這些基本都是按照當時的設計來推進的。

    文交所對文化和經濟的促進堪比股市

    雷原表示，文交所與股票市場最大的區別是，股票的標的物是一個企業，企業是經常變化的，市場好業績好，經營者賣力、有本事，它的業績就好。藝術品一旦被託管起來，就不會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風險也小了，但增值的空間只能說是隨著時間往上升，包括貨幣符號發行得越多，增值的空間就好。但我們看不到它創造了什麼利潤。這方面就是供求關係。而股票是有業績的，老百姓有一個分析的工具。藝術品的價格、分析工具可能更模糊一些。 

    雷原表示，如果文交所發展的好，它未來的前途不亞於目前的股票市場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文交所發展亟需國家層面介入

    雷原表示，當前的文交所發展需要國家層面的介入。第一，國家應該成立國家級的文交所。現在全國都在仿傚天津，各省市自己成立文交所，但如果全國每個省都搞的話就太多了，有可能把市場搞亂、搞雜。這時需要有一個國家級的機構，對各省文化藝術交易所有適當的限制或者是條件的限制和數量限制，這是必要的。

    其次，文化藝術品有一些支撐體系需要國家和政府的力量才能解決。比如鑒定保險的問題，這需要和保監會、保險公司協商。

    第三，說文化藝術品的確權問題。一件東西是不是你的，這個權利怎麼確認？這需要跟司法部門協商。還有人才的儲備問題，我們需要大量的文化產業經紀人，文化藝術品鑒定師，這些人需要一個資格認證。這需要人事部門和評估部門的介入。

    文交所是中國的創新 可推向世界

    當前對於文交所存在四種觀點，即“關閉論”“規範論”“國有論”以及“創新論”，雷原就這四種觀點一一談了自己的看法。

    雷原表示，關閉論是最不可取的。很多人用現在的西方經濟學來套我們的文化藝術交易所，只要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就不要它了。這是執著於以往，思維跟不上發展。文交所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可以復興中國文化，文化傳播的速度也是最快的。第二，對中國財富的增長來說有很大的好處。我估計如果有十年、二十年，文交所可以為中國變現300萬億人民幣。如果可以達到這個價值，中國的財富也可能超過世界其他國家財富的總和。有這麼好的一個東西，我們為什麼要關閉它呢？我們為什麼還要挖我們的煤和石油來增長GDP破壞農田，而不用這個新的東西來增強國家的實力呢？這既是一個實力也是一個軟實力。所以我覺得“關閉論”不可取。

    對於“規範論”，雷原表示，“規範論”本身的叫法不對。任何一個交易所在不同的時間都有它規範的標準。另外，任何階段有任何階段的標準，過去共產黨在井岡山時期提出三大紀律作為一個標準，延安時期有延安時期的標準，解放之後有解放之後的標準，現在有現在的標準。規範是與時俱進的，不同時期有不同時期的規範。

    對於“國有論”，雷原建議文交所應該採取混合所有制，國有企業的創新效率不高，私人企業的創新效率高。所以應該是有國家股份，有個人股份混合而來的。監管這個權利在於國家和政府。監管到底要監管哪些？哪些不監管？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思想。初期階段發展是硬道理。到一定的階段控制風險是第一位的，發展是第二位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思想c

    對於“創新論”，雷原表示，這是最值得推薦的。他認為，這種創新不僅僅是交易模式的創新，如果再延伸下去，是對以往西方經濟學的一種革命。以前的經濟學和我們今天講的不一樣。如果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搞出一套中國的經濟思想來，中國的財富思想來，可以用我們的思想來規範世界，來引領世界，如果這個交易所搞得很好的話，也可以把規則推到全世界，以中國為“龍頭老大”來組建一個文化產業WTO。在這個WTO裏，規則設計者是我們，指導思想是我們的，比現在參加的WTO更有意義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