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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
作者是 张立文院長   

 

 

 

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

 

 

 

 

 

 

 

 

台灣大學國學領袖薪傳班講師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

張立文 院長

资料来源:人民网

 

 

 

 

 

 

 

 

 

 

 

 

 

 

    《周易》开启了儒家的思想,它是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后人把《易传》归于孔子的名下。正因为《易传》为孔子所作,所以汉以后《周易》就成为六经之首。如果说《易经》是一种算卦的书,那么《易传》是从义理层面上来解释《易经》的。儒家从义理上解释《易经》是“重阳贵刚”的,而道家则和儒家相反,它是“重阴贵柔”的。《周易》上讲:“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柔刚”、“仁义”也可以分儒家和道家。儒家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经世致用”。


 
我把儒家的核心精神概括为三句话;一、以治平为本;二、以仁为核;三、以和为贵。


 
第一、以治平为本
 
《大学》中按照朱熹排列次序第一章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叫做“八条目”。不管是天子、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以上是“内圣”问题,“修身”以下则是“外王”问题,“内圣”也就是“超凡入圣”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格物致知而诚意、正心,身修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内圣”可以直通“外王”。换言之,内圣的“心性之学”只有这样才能开出“外王”的科学和民主来。


 
现在为什么一些人,甚至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出现了很多贪污盗窃等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格物致知,提高认识,然后正心诚意,去做修身的功夫。只有自己身修好了,才可以管理好家庭,如果连家庭都管理不好,他如何能治国呢?这当然会出问题的。现在很多高官倒台,都与此有关系。如果儒家的这“八个条目”我们都做的好,我想很多问题都可以避免。


 
治平为本,在政治上看,孔子是主张“德治”。从政时,你用政令和刑罚来压服,那么百姓可以作到不犯罪,但是并不能使他有羞耻之心;如果你用道德来教化他,用礼来引导他,那么他就不会犯罪,并且有了羞耻之心。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德治”,要人有一种道德的自觉来遵守法律和规则,这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用刑罚,而没有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是处理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又出来了。如果有了自觉的守法之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个是“自律”的,一个是“他律”的,只有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我想问题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政治上孔子要求君应遵君德,官应遵官德,为政者要端正,所以说“政者,正也”。如果只有命令,自己不以身作则,下面也不会执行的。用俗语讲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是治平的根本。


 
治平为本,从经济上看,就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社会目标。小康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自己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子当儿子去爱他。“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那么就不能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是要把这种亲情也推及到别人亲人的身上,“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孟子形容的“小康”社会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这样大家就可以有衣服穿,可以有饭吃,老年人就可以有肉吃,现在一些边缘的地方还比较穷,还没有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治平”的基础。


 
治平为本,在道德上的要求,是要遵循“孝、悌、忠、信、仁、义、智、勇”这样一些道德条目,“孝悌”不仅是“为仁之本”,而且能得到不“犯上作乱”的效果;从道德行为上要求“克己复礼为仁”,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视、听、言、动上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这是社会治平的保证。
 
从教育上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受等级的限制。譬如周代就有这个限制,要上“国子学”,必须是三品以上的子弟,入“太学”必须是五品以上的子弟,入“四门学”必须是七品以上的子弟。孔子的伟大之处就是打破了这种等级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有学可上。同时他打破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率先私人办学,为广大人民开辟了上学的方便之门。


 
第二、以仁为核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仁”,《说文》上言:“亲也,从人从二”。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要“仁者爱人”。后来有人讲“仁”是对别人而言的,是重人的价值取向;“义”是对自己而言,重我的价值取向。“义”是你自己要做到,它由外在的道德行为内化为端正自我。“仁”则要求爱别人,人往往有一种本能的自爱心理,而丧失爱人的意识,所以强调爱人,只爱自己不是太自私了吗?因此,“仁”是由己及人。“仁”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也就是你自己不愿意要的东西你不要加给别人,我自己非常痛苦,我不能把痛苦转加给别人,我要幸福,我也希望别人能够幸福,我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战争,我也不把战争加给别的国家。但现在却不一样,变成了“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把战争加给别国的人民,这就不对了。


 
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宗教议会大会”,这个会议是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宗教议会大会”的,会上通过了一个“全球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四条金规则,一是不杀人,也就是不要战争;二是不说谎;第三条是不偷盗,孔子讲财富是每个人都所欲的,但要取之有道,偷盗是不道德的;第四点是不奸淫,男女是平等的。这四条“金规则”的指导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自己“立”起来了,也要使别人“立”,自己通达了、发达了,也要使别人通达、发达。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总是制裁不发达的国家,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限制你的发展。发达国家自己发达了也要让别的国家发达,这才是“己欲达而达人”,这才符合孔子的思想。


 
三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广泛地给予老百姓以好处,又能帮助老百姓生活得好,而且要帮助不发达国家发达起来。


 
第三、以和为贵
 
孔子的弟子有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国哲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最高的价值目标。
 


在尧的时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国家大概有三千多个,到了周代还有八百多个,到了战国还有“七雄”。当时,中国就是一个国际社会,虽然国家小,但毕竟是一个国家。当时如何“协和万邦”?就提出了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协和、和谐,黎民百姓才能和谐相处。


 
《诗经》上也出现“和羹”一词,“羹”就是肉汁,“和羹”就是说如何能够让肉汁好吃。晏子和齐景公对话的时候,就讲到了“和同之辩”,他认为要让肉汁好吃,就必须把各种各样的调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油、盐、酱、醋等,把它们加到一块,又恰到好处,多种元素的和合,才能美味,才是“和羹”。《礼记》中讲“和”的地方就更多。《五经》里面都讲“和”。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人格的标准,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在儒家的思想系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中国哲学中,关于天地万物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大家好像没有考虑过,而且也觉得不需要考虑。其实,哲学就是对这种问题的追问,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古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和实生物”。“和”就是“以他平他”,也就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平等的、平衡的。也就是说你和我和他之间,不是你吞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一种平等、平衡的关系。对他者应该尊重。如何“和实生物”?他讲“土与水、火、金、木杂而成百物”,不同的元素“杂合”才能生成百物。韦昭对“杂”有一个解释,“杂”就是“合”的意思,因此,“杂种”是优生的一种方法。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中国从思维的源头上,是讲天地、男女、父母等多种元素、事物融突和合而后化生万物的,它不是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来产生万物。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的思维就从源头上开创了多元的、包容的、没有独断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西方是由唯一的、绝对的东西产生万物就开出了二元对立的、独断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会认为只有我才是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东西都不是真理。这种情况下,对不同的意见就会采取排斥的方法。而中国思维方式从源头上便具有包容性。譬如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里,儒、释、道三教之神可以在一个寺庙里供奉,其他宗教可能吗?所以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文化能够包容各家思想的一个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中国文化开出的是一个“和合”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开出的是一个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思维源头上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文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生生不息,确实有它的原因,这就是和合。世界上的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除了中华文明外,都曾断裂过,现代的欧美文明是有今无古的,唯有中华文明是亘古亘今的,它没有中断过。这是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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