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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面临的三大挑战
作者是 张立文院長   

 

 

 

儒学面临的三大挑战 

 

 

 

 

 

 

 

 

台灣大學國學領袖薪傳班講師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

張立文 院長

资料来源:《儒家和合文化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   

 

 

 

 

 

 

 


 

 

 

儒家文化曾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但随着中国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却遭受了严重的挑战。为了弘扬以儒家文化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价值,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既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又借鉴世界范围内人类文化的进步思想,从而使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这就需要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深层的自我批判和深度的自我反省,从而重新恢复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活的生命。这个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过程时至今日仍在进行。


 
本文在此就儒学面临的三大挑战进行阐释。


 
一、价值理想的挑战。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五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文明危机)。它关系着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为了求索化解此五大冲突之道,追寻人类文化的出路和前景,东西方学者从各个层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想,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何恢复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防止土地沙化,计划人口生育,解决资源匮乏,预防疾病肆虐?如何应对社会危机,解决国际社会南北贫富不均、东西发达与不发达失衡的冲突和以逃离经济困难为主的新移民浪潮带来的紧张、冲突,以及战争、黑社会组织、恐怖组织、政治腐败等问题?如何协调人际冲突,化解道德失落、行为失范,制止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恶劣行为?如何医治精神的伤痛,消除苦闷、烦躁、悲哀、愤怒、压抑等紧张心绪?如何化解文明间的冲突,使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对话、容纳?这些,都是人们正在深入思考的问题。


 
面对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与挑战,虽不能建构全人类共同的、一致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但可以确立一些各民族、各国家基本认同的规则、原则、原理及价值观念。各民族、各国家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能否化解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的现实,这是时代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的呼唤。若以此为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来审视一切文化,则无所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绝对界限或优劣之分,也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固定框架,人们可以转换视角,用一种新的“融突论”的观念,来思考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


 
二、西方文明的挑战。世界的近代化(工业化)首先是从西方起步的,与此同步的是世界化的殖民运动。伴随着殖民化的武力侵略,殖民地国家的财富、资源、土地和劳动力遭到掠夺。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订立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接着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订立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使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和发展条件,使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


 
在西学东渐的情境下,中国的农业文明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反省、检讨自己传统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利弊之后,实行了价值观念的转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这种转变是从器物层面的军事科学技术,而及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文化。但当时有识之士思考的核心,是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即如何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如何赶上西方国家以使自己不落后的问题。冯桂芬主张以中学为本、西学为辅。这种“本辅”论的逻辑引申必出现传统与现代、变与不变的冲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这就是说, 中国孔子之道是永恒不变的,可变的仅是其形而下层面的器。这就是后来孙家鼐、张之洞等为回应西学挑战而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


 
中国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都是学西方、向西方追求真理的过程。特别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对于传统儒家文化批判之激烈、言词之刻薄、情感之痛绝,是任何西方人的批判所望尘莫及的。其批判所用的“武器”,又都是中国人从西方文化中学来的。五四时期是用西方文化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左”的思想为指导,批倒批臭“孔老二”。这两次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两次革儒家思想的命,究竟使中国社会发展了多少?当人们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而放眼世界时,又发现了中国在国力、科学技术、经济、军事等方面落后于西方,于是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讨论,既企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又希望寻到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文化的捷径。于是掀起文化的大论争,作为对外来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


 
三、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1949年以后,中国曾学习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以建设现代化国家,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文革”后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管理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等模式。在文化上仍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化和世界化转换,以适应现代化转型的需要,于是提出了种种主张。就中西体用而言,有西体中用论,中西互为体用论,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论;就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选择继承,宏观继承,具体继承等等;就文化创新而言,有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综合地创造;以及全盘西化论,儒学第三期发展,复兴儒学论,返本开新论等等。这种种主张都有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但仍不能使中国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其中固然有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种种复杂的内因外缘,也不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素质、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就这些主张的本身来说,都属于如何和怎样向现代化转型的方法或手段的探讨。这种方法和手段与唐到宋初在外来印度佛教文化挑战下,对儒、释、道三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相比较,从文化整合的意义上说,名虽异而实则同。其缺失是,都没有落到实处,因而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现代化转型中的冲突。


 
在方法和手段的背后,有一支“无形的手”,即价值观之手。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民族、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及对客体主体化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和诠释都不相同。什么是应该肯定的、有价值的?什么是体用、本末?中学为什么应当为体、西学为什么应当为用?解释和理解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创造性转化,什么是创造、应转化出什么?综合创新,以什么为新?儒学应当复兴什么,以及返什么本、开什么新?判断这些问题,会随上述的不同而出现截然不同的结论,因而很难取得一致的、统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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