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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中的儒家智慧
作者是 郭齐勇院長   

 

 

 

 

现代管理中的儒家智慧

 

 

 


 

 

第一屆國學與經營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與學者

武汉大学国学院

郭齐勇 院長

资料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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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儒学对身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的郭齐勇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可管理对他却是再新鲜不过的话题。在“全球通名家讲谈”,郭齐勇将儒学与管理碰撞到一起,带领现场观众从先人的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中看到了能够古为今用的技巧,淋漓地展现了儒家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

 

 

寻找义、利平衡点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文明,并发掘它的优点。”郭齐勇一直强调,自己不排斥道家、佛家,也讲老子、庄子。但在内心深处,他始终认定,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比较接近的还是儒家的东西,只是很多人尚“日用而不自知”。


站在“全球通名家讲谈”的七尺讲台上,郭齐勇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古往今来的许多儒商,都是依照儒家的原则,来处置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事业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就是说,在见到既得利益时,还要思考一下此事是否符合道义,以求在‘义’、‘利’之间取得平衡。”郭齐勇将古代商人所尊崇的儒家道德归结为三点:第一,强调诚实守信、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第二,肯定勤俭、开源节流;第三,强调和气生财、礼遇相待、疏财济世。从古代,直至近现代,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这样一种“利”与“义”的平衡被商家一以贯之地继承了下来,然后再根据现实的需要,给出细化的解释。


郭齐勇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明嘉庆、万历年间,出身于新安巨贾家庭的“徽商代言人”汪道昆,曾记述了一个名为“长公”的徽商的事迹:癸卯年间,谷物丰收使得‘谷贱伤农’的悲剧在现实中上演,唯有长公以平价面对所有百姓进行收购,并将收购回来的谷物屯于仓中;第二年,饥荒肆虐又使得谷物的价格猛涨,长公却又反其道而行之,将去年的存货以平价卖出,维持了谷物价格的稳定。一买一卖间,他的声誉就这样建立起来,在市井间备受称颂。这对他日后的生意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国民族企业的先驱荣德生先生曾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不足百字,却将“诚信”的重要解释得明明白白。天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宋裴卿,坚持在公司内部悬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有意思的是,1993年,当全世界6500位宗教学家齐聚芝加哥,热烈讨论世界伦理的宣言时,发现只有孔子的这八个字最能概括当今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之间的平和相处之道。世界的认同,让郭齐勇激动万分。


现代管理,制度、人性兼顾


郭齐勇在台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台下观众则频频点头,不少人争先恐后地提出内心的困惑。本场节目的主持人,曾因解说《话说长江》而全国闻名的陈铎也在现场与郭齐勇“切磋”起来。陈铎问道:“现代管理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温暖人心的情感管理,其二是‘冷冰冰’的制度管理,这二者都有着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那结合儒家的管理智慧,您觉得它们哪种更可取?”


“答案已经包含在您的问题之中了。”只用一秒钟,郭齐勇就做出了回答,迅速的反应,缜密的解答,让大家再次见识到郭齐勇的睿智。他解释说:“硬性也好,软性也罢,事实上,这是中、西方管理所共有的两个因素,绝非对立的两极。管理是个综合的概念,一方面强调章法、制度,一方面,情感的调剂也非常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比如商鞅变法,虽然推进了历史的前进,但他的刻薄少恩、法不容情使他最终死于自创的严刑厉法之下;而另一方面,人性化的管理固然重要,但‘信’也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最主要的情感之一,‘恻隐之心’、‘羞辱之心’、‘是非之心’……它们都是仁义礼智的‘起点’。虽然这类性情需要培养,但一旦成功,管理自然就容易上路了。”
“这样的解释,似乎又回到了儒家的经典概念——‘中庸’,就是调整、适应、再调整、再适应,以此来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陈铎仍然兴致勃勃地与郭齐勇交换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的理解,显然得到了郭齐勇的认同:“没错!中庸所讲求的,也就是一个‘度’,情感的‘度’和管理的‘度’,在广东得到大力推行的方法,到湖北可能不一定用得上;对中层管理者适用的方法,也不一定能管理好普通职工。只有不断地因时、因地、因位、因材对管理进行调整,才能最终求得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此,管理才能充满活力,否则,就只能是一潭死水了。”

 


为“中国制造”铺垫文明


古今中外的不同元素,就这样被郭齐勇信手拈来。眼看着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即将结束,郭齐勇忽而又将话题引到当下备受关注的话题——“中国制造”上。
随着“中国制造”在海外的风行,不少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将它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但是在国外,给“中国制造”挑刺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一味地将目光聚焦于“产品质量的残次,以及制作工艺的落后”。甚至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身处现代社会,应该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甚至连儒家等一系列“祖先的观念”,也被他们列入了“老土、保守和现代化阻力”的范畴,主张将其一并打倒。


“这种观点显然过于激进和偏颇!儒家不专属于中国,连那些被我们视为现代化典范的日、韩企业都会利用东方的某些思想进行内部管理,我们有什么理由抛弃我们的祖先!”郭齐勇认为,儒学观念不仅绝不能抛弃,反而应该尽力强化。“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丰田公司的创办人丰田佐吉曾据此为企业锻造出三字经营理念——天地人;到了第二代掌门人丰田喜一郎,新添加的‘智、仁’二字使公司经营理念进一步丰富;第三代掌门人更是将这一信条完善为‘天、地、人、智、仁、勇’。三代、六个字的经营哲学,全部来自于我国的儒家经典,但有谁敢说丰田公司不够现代?还有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他曾公开宣称,自己成功的秘诀便是‘周易的变通原则、老子的自然之道’,他认为,公司不仅应该生产电器,还应该生产人,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于是,每一届新员工轮训的一个重要项目,便是让他们在早操后,面对父母生活的方向背诵孝经。人性化的训练带来的是企业文化的养成,相比起有限的物质生产,这样一种精神更是企业的无限资源。”
老子曾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也是郭齐勇想表达的意思。只有当管理跨越了按结构计划分工的规章,转而注入一个概念、一种信仰,一个企业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凝聚力,才能使所有员工为着它的成功努力奋斗。


最后,郭齐勇毫不犹豫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儒商不只是制造产品,还要进行儒家精神的传承;‘中国制造’,不只是制造产品,还要制造人;而人的再生产,不只是繁衍人口,还要将泱泱华夏文化传递下去。我们必须学会拥抱自己的文明,学会如何在养育自己的源头活水中找寻精神粮食和资源,才能有底气,自觉地回应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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