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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易与管理
作者是 曾仕强教授   

 

 

大易与管理

 

 

 

 

台灣大學國學與經營管理領袖薪傳班講師

台灣興國管理學院首任校長

曾仕强教授

资料来源:《洞察易经的奥秘:易经的管理智慧》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引进目标管理,掺入自已的经营理念,凭着高度的团队精神,培养弹性应变的合作能力。70年代,正是日本式管理扬眉吐气的大好环境,由此日本经济创造了佳绩,使得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废墟中突然崛起,有如一颗跃升的太阳,举世震惊,当然也十分令人羡慕。
 

 

  如果将美国式管理譬喻为“打固定靶”的管理,目标确定、命中率很高,那么日本式管理,便成为“打活动靶”的管理,目标变动,仍然有把握命中。
 

 

  20世纪50年代,固定靶盛行,美国式管理声名远播;20世纪70年代,活动靶多于固定靶,所以日本式管理占了上风。
 

 

  21世纪将愈变愈快,活动靶几乎都成了“飞靶”。中国式管理“专打飞靶”,即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表面上看是“乱打乱中”,实际上绝非如此;不是乱打,而是一出手就命中的真功夫。
 

 

  为什么中国式管理专打飞靶呢?因为我们的管理理念以“大易”为根基,对“变化”的掌握,最为拿手。视变易为简易,又能够在变易中掌握不易的道理,当然有专打飞靶的功力。
 

 

  换句话说,世界情势愈稳定,企业环境愈没有变化,中国人愈没有什么作为。世界情势愈变动,企业环境愈变化,中国人就愈显得精神奋发,表现出真功夫。
 

 

  乍看起来,中国人最擅长“混水摸鱼”;其实不然,我们最有本领“随机应变”。只要用心随机应变,绝不存心投机取巧,中国人必然能够成功!
 

 

  实际上,以大易管理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1984年就已经开始了。现在逐渐展现实力,2004年以后,应该愈来愈表现出明显的效果。
 

 

 

 


什么叫做“大易管理”呢?就是“应用大易的道理,来实施管理”。
 

 

  那么易学的起源是什么?六十四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要采用“━”、“- -”这两个符号来表示?至今仍争论不休。但是易学的应用,由占筮扩及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兵略、音律,则属不争的事实;如今把它应用到管理上面,自然顺理成章。
 

 

    我们既要知道管理到底应该怎样做,又要明白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道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够发挥大易管理的宏大效果。
 

 

  一旦说得出所以然的道理,就有自信肯定自己在实施中国式管理,并且有信心进一步求发展;有些人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这种心口不一的不得已现象,也才有可能大幅度减少。
 

 

  否则,自己明明实行着中国式管理,自己却浑然不觉、认识不清或不敢承认,甚至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即是中国式管理——这样做,怎么能够名正言顺地迎向未来,走出宽坦的大道呢?
 

 

  我们把《易经》和《易传》,合在一起,称为“大易”。将其应用于实际的管理措施,就成为“大易管理”。管理者以“趋吉避凶”为出发点,逐渐体会到下述三种道理:
 

 

  1) 吉凶祸福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是人的意志,可以有所改变。
 

 

    愿意接受的,就会呈现原有的因果,成为“命定”。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听天由命,顺着原先所订的计划,当然“一切有定数”,丝毫没有自主性。不愿意接受的,应该以自己坚定的意志力来改变既定的因果,使其产生不同的变化,便是“改变命运”。我们看到少数自主性很强的人,不停地动脑筋,一直在改变原先的计划,便是勇于向命运挑战,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改命者。
 

 

  2)管理者若是没有决策能力,只好一切顺应吉凶祸福的变化,既无奈又无力。
 

 

     管理就是发挥管理者的意志力,企图改变未来,使其逢凶化吉、转祸为福。能够面对困难、力求突破,把危机转化成为良机的管理者,才是懂得趋吉避凶的高人。
 

 

  3)决策可能是个人的行为,而执行决策,完成任务,却大多需要群体的协力。
 

 

    管理者希望趋吉避凶,摆脱不愿意承受的因果关系,除了“反求诸己”之外,还要进一步“与人感通”。由于管理者平日的表现受到大家的欢迎,所决定的事宜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认同,因而能使上下员工通力合作、协同一致,产生强大的执行力。
 

 

    大易管理,是指合乎《易经》所揭示的道理的管理,目的在使现代化的管理在中国人的组织中行之有效,然后再通过全球化,以求管理的世界大同。
 

 

  首先,它是外圆内方的。外圆的目标,订为圆满、均衡、统一与和谐。中国人长久以来就追求这些目标。中国人的管理,如果不能达到此等境界,就会与中国人的内心产生若干程度的冲突,因而觉得有些说不出来的不对劲,以致影响士气、降低生产力。
 

 

  圆满指完满而无所欠缺,是一种“不分裂”的状态。中国人十分重视效果,但绝不是不问效果的善恶而只求其有效。管理若只是重视其有效性,而不问其善恶,那就是不圆满。唯有具备善性的效果,亦即管理的效果足以提高人格与造福社会,才能达到圆满的地步。
 

 

  管理的结果,并不是单纯的明辨是非,或者去非存是。因为就是非论是非,很容易导致分裂的局面,也是一种不圆满。管理必须在圆满中分是非,也就是“要有是非,但要分得圆满”。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中国人常说“对有什么用”的道理。“不对不可以,对并没有用”,显得圆满大于是非,目的在使大家都有面子。
 

 

    其次,均衡指择乎中道,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是一种“不偏倚”的状态。中国人自称“中国”,不是自以为居天下之中的上国,而是以“中”立“国”的意思。中国自古以来,便能时时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包容力与同化力极强,因而建立了世界上难得的文化大国。
 

 

  “中”的意思,其实就是“合理”。中国即指“凡事求合理的国家”,中国人应该凡事求合理,才合乎以“中”立国的要求。
 

 

  管理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或利益”,而应该由“利”而“乐”,由“乐”而“和”,然后再由“和”而“安”。贯通“安、和、乐、利”,把“和、乐、利”统合在“安”的大前提之下。追求“安、和、乐”的“利”,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才能不偏不倚、合乎中道,。管理要想减少障碍、消除劳资的鸿沟、使顾客长期忠诚、与社会大众和睦共处,就要注意保持均衡。
 

 

  统一指浑然一体、没有差别、把矛盾统一起来,是一种“不对立”的状态。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存在,矛盾不但不可怕,反而是引起变化的原动力。中国人向来主张“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不使矛盾对立,便可以设法加以统一;不必消除矛盾,也不可利用矛盾,而是把矛盾统合,即是“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容小异于大同。
 

 

  管理固然重视一致性,也应该注意其变动性。中国人懂得“兼顾”的道理,凡事先立于“两难”的起点,知道“不一定”就如此。既不固守一致,也不一味求变,而是“兼顾”到“合理”的地步。管理者胸怀宽大,不执着,也不一心求新求变,自然“站在‘不变也变’的立场”,达成“合理的解决”,即能统一。
 

 

  和谐指内心快乐、生命充实、在和气中分高低,是一种“不冲突”的状态。人不免要竞争,西方人主张“用争来争”,所以冲突不断、大伤和气。中国人擅长“以让代争”,在“让来让去”的和平气氛中竞争——没有冲突,也不伤和气。
 

 

    方中求圆,看起来势必相当凌乱。宇宙天圆地方之间,也是凌乱中有其条理,所以“乱中有序”,看起来管理得乱七八糟,实际上条条有理而得其“安、和、乐”之“利”,这正是大易管理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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