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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四經》的“三維管理模式”及其哲學理趣
作者是 詹石窗教授/ 張欣   

 

 

 

《黃帝四經》的“三維管理模式”及其哲學理趣 

 

 

 

 

 

四川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創新基地教授、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詹石窗教授

廈門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張欣

 

 

 

 

 

 

1973年底,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其中,有兩種不同的《老子》抄本,為了稱引方便,字體較古的一種被稱為甲本,另一種被稱為乙本。在乙本《老子》之前附抄有四篇古佚書,即《經法》、《十六經》、《稱》和《道原》。唐蘭、餘明光及陳鼓應等學者經過考證後指出,此四篇古佚書即為《漢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黃帝四經》[]。筆者以為,儘管四篇古佚書是否即為《黃帝四經》尚有爭論,但以《黃帝四經》概稱之,卻也有一定的歷史根據。故而,本文也採用《黃帝四經》之名來稱謂四篇古佚書。

 

 

 

關於四篇古佚書的思想內容,已有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但蘊含其中的管理思想卻依然有待深入發掘。經過考察,我們認為,《黃帝四經》存在著別具一格的“三維管理模式”,透析這種管理模式的基本內涵、形成原因以及哲學底蘊,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社會秩序的歷史變遷,也可以為當代社會管理制度創新提供文化借鑒。

 

 

 

 

一、《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的內涵

 

要把握《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的內涵,首先需要瞭解什麼是“管理”和“管理模式”。

人生於天地之間,是宇宙萬物中的“特殊存在”。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社會學”開創者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認為,“單純的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類,因為無論從何種關係來看,我們整個發展都歸功於社會”([]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第5253頁),“社會聯繫相應地延伸至一切時代、一切地方”([]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第53頁)。因此,不管是現代還是遙遠的古代,人的社會性存在都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們的先賢早有深刻認識。《荀子·王制》曰:“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每個人在與其他作為個體而存在的人發生各種各樣社會關係的過程中,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和行為取向,只有通過有效的管理才能使個體的力量聚集成為集體合力,從而有利於生存和發展。因此,自從人類社會存在以來,就有了管理現象。郭鹹綱在《西方管理學說史》的導言中說:“管理可以看作是由人性驅使的一種社會活動”(郭鹹綱,導言第6頁)。

 

 

 

在我國,“管”與“理”連用而組成“管理”一詞大約肇始于隋唐時期,例如《舊唐書》即出現了“管理”概念,該書卷十二《德宗本紀》在言及王士真的職位時稱之“兼使知節度,管理度支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後來在《元史》、《明史》等史書以及其他古籍中大量使用“管理”這個辭彙。考《四庫全書》,有1740卷文獻先後出現“管理”17570次,可見在康熙之前,“管理”的使用已相當普遍,說明我國古代是非常重視“管理”的。

如果我們進一步稽考,即可發現在唐代以前早已使用了具有“管理”意涵的其他類似概念,這就是“治”。許慎《說文解字》稱:“治,水,出東萊曲城陽丘山,南入海,從水台聲”(《說文解字注》,第540頁)。可見,“治”的原始意義乃是一條河流的名稱。在人類文明的早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人類通常只能被動地適應自然環境,對自然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其中,水源對人類早期文明的生存和發展更有巨大影響力。人類的四大古文明都是緊靠水源而發展起來的。今天,人類在探索外太空文明的過程中,仍然以水作為某一星球是否存在生命的一個首要判斷依據。因此,作為水源的河流在早期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幾乎有著決定性的意義,這一普遍現象同樣存在于中華古文明之中,因為我國早期先民也是緊靠河流而生存和繁衍的。在古代歷史上,河流經常因為洪水氾濫而產生災害。由於對水的治理是生存的重要保障,漸漸地,便有了和水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社會治理概念。如《老子》曰:“上善若水”,“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常使民無知無欲。”又比如,《韓非子》卷十四《外儲說下》稱:“明主治吏不治民。”其中的“治”即包含“管理”的意思。段玉裁在注解《說文解字》時對“治”這樣解釋:“按今字訓理,蓋由借治為理。”(《說文解字注》,第540頁)。

 

 

至於與“管理”相聯繫的“模式”,在中國歷史上主要用以指稱建築工程及藝術樣板,例如《魏書》卷四十一敍說上古明堂建築時稱:“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様,並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卽加葺繕。”再如林侗撰《來齋金石刻考畧》卷中《東方朔畫像贊》謂:“右軍作畫贊小楷,風流藴藉,為百代模式。”當代學者以“模式”翻譯英文“model”一詞,並且廣泛用於諸多領域。今人所謂“模式”,或又稱“範型”,一般指可作為範本、模本、變本的式樣。作為術語時,在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涵義(王舜、宋春豔,第51頁)。郭咸綱從現代管理學的角度,總結了管理模式的概念。他認為,管理模式是在管理人性假設基礎上形成抽象管理理論並進而根據這一理論設計出的一整套具體的管理理念、管理內容、管理程式、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論體系(郭鹹綱,第364頁)。筆者以為,可將“管理模式”定義為具有范式意義的調整人與人關係、人與社會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文化技術”作業系統。

作為道家黃老學的重要著作,《黃帝四經》不僅以道家精神為本,而且融合了陰陽、儒、墨、名、法等諸多學派的思想。根據天、地、人的“三才”對應框架,《黃帝四經》形成了順天道、明地德、合無為的三維融通的整體思路,認為天之道、地之德、人之法都本原於“恒道”,或者說是“恒道”在天、地、人不同維度上的體現。《經法·論約》謂:“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順有立,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後參之於天地之恒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該篇作者認為,有了天道規則和法,統治者就應該因順萬物的運動規律,實行“無為”而治的方略,從而一統天下。“天道”、“法”和“無為”作為恒道的精神外化,從不同角度表徵聖人管理天下的理念,它們構成了《黃帝四經》天、地、人三維對應的管理核心內涵。

 

 

二、《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的形成及哲學理趣

 

    《黃帝四經》的“三維管理模式”是怎樣產生的呢?其中蘊含的基本哲學理趣是什麼?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不能不由更遠的夏、商、周文化背景入手來詮釋。

 

 

由於歷史傳統的延續,夏、商社會的思想文化具有強烈的神本特徵。《禮記·表記》稱:“夏道尊命事鬼”;又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左傳》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夏人和商人所尊的主神被稱為“上帝”,而至高無上的“天”在夏商人心目中也具有主宰宇宙的神格意涵。《尚書·湯誓》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書·盤庚上》說,“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不僅普通人要絕對服從上帝或天的意旨,就是作為“王”的最高統治者本人也不例外,其行為也要以上帝或天的意旨為標準。這大概就是《黃帝四經》強調“執道者”要效法天的思想淵源。隨著號稱“有命在天”(《史記·殷本紀》)的殷紂王朝被周人所推翻,傳統的宗教神學思想也受到懷疑。周朝統治者在總結夏商滅亡歷史教訓的基礎上,進行了思想“維新”,使原有文化由神本走向人本,從而人更加意識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重視從自身角度出發觀察周圍的世界及其運動變化,同時也更加深刻地進行自我感悟。   

 

        

春秋末期,人對周圍的外部世界和自身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形成了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兩種不同的價值觀體系。不過,儒、道兩家在思維模式上卻有一致之處,這就是以《易經》為基礎的天、地、人“三才比觀”理路。老子《道德經》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孔子則發揮《周易》“兼三才而兩之”的思想,常常以“三”為思考的依憑,例如《論語·為政》中子張問“十世”時孔子從夏、商、周三代禮制變化予以敍述,前人以為“三代”禮制的損益乃是以“三統曆”為指標,所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醜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59頁),即體現了禮制的形成與變遷乃遵循著天、地、人三才比觀之“道”。儘管孔子並沒有使用“三統曆”的概念,但其敍說乃遵循天、地、人三才比觀之道卻可以從其字裏行間看出。

道家和儒家這種“三才比觀”思路為《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的建立開闢了視野,提供了基本參照系。在《黃帝四經》看來,天、地、人三維時空有一個共同的本元,這就是“道”,它既是天、地、人三維時空存在的根由,又是天、地、人三維時空涵蓋的事物運動變化的總動力。不過,《黃帝四經》並不認為在天、地、人三維時空中的所有事物運動都是自然合道的,而是有的合道,有的不合道,只有循其“理”才是真正合道的。《經法·論》曰:“物各(合於道者),胃(謂)之理。理之所在,胃(謂)之(順)。物有不合於道者,胃(謂)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胃(謂)之逆。逆順各自命也。”基於“道”的理念,《黃帝四經》把不再具有人格神意義、但受傳統思想影響仍然具有至上性和特殊功能的“天”作為“道”在形下世界的代表,從而建立了一套規則。《經法·論》曰:“天執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陳鼓應在《黃帝四經今注今譯》中對這段話解釋說:“上天依靠道的力量,生成了日月星辰,並使陰陽定位,建立八政,頒行七法,然後施行於天下,使天下萬物無不聽命,同時,各種動物也都能安其心性,而不違背各自生存的法則,這些都是由恒一的天道所決定的”(陳鼓應,第184頁)。概括而言,《經法》的這段話至少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天依據道,顯示了萬物的秩序。其中所謂“明三”當是指三個天數“一、三、五”,而“定二”當是指兩個地數“二”與“六”,三個天數簡稱“三天”,兩個地數簡稱“兩地”,三天之數為陽,兩地之數為陰,天地陰陽相互激蕩,而有萬物的運動變化。第二,“天”雖然屬於“物”,但並不是普通的“物”,而是作為“道”在形下世界的代表。正因為此,天下萬物才無不聽命。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出:《黃帝四經》所謂“天之道”並不僅僅指天的運動規律,而是指整個物的世界的運動法則。這一運動法則,使天與其他萬物之間不再是一物個體與它物個體之間平等的自然關係,而是一種倫理關係,是人類社會倫理關係在自然世界的貫徹。周人在進行文化維新從而確立人本思想的同時,將倫理思想貫徹到分封制、宗法制等各種制度之中。《黃帝四經》繼承了這一傳統,將倫理思想貫徹到自然世界之中。《十六經·果童》曰,“夫民卬(仰)天而生,侍(待)地而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十六經·立命》曰,“吾受命於天”;《十六經·兵容》曰,“天固有奪有予”。正是由於自然世界的人倫化,天才得以彰顯一套能夠規範整個物的世界的規則和制度,而不僅限於規範“天”這一自然物個體。同時,這種人倫關係也為“執道者”將天道運用於管理國家和社會奠定了基礎。

作為道家黃老學著作,《黃帝四經》不僅把形下世界劃分為天、地、人的三維時空,而且認為只有處於天、地、人三維時空之中的聖人能認識“天道”,普通人達不到這種修養。在《黃帝四經》看來,普通人因為不能認識“天道”,所以無從判斷自己行為方向的曲直和行為結果的得失,“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敗,或以成。禍福同道,莫知其所從生”(《經法·道法》)。由於無法認識和自覺遵守“天道”,於是就有了“逆順無紀”,“靜作無時,先後無名”(《十六經·觀》)等行為和“生有害”、“動有害”、“事有害”、“言有害”等結果。有鑒於此,認識“天道”並掌握“天道”精神的聖人就建立了易於為普通人所認識和瞭解的“法”。《經法·道法》說:“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殹(也)。”《經法·君正》謂:“而生法度者,不可亂也。”關於“法”,《說文解字》稱:“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說文解字注》,第470頁)。段玉裁的注解進一步闡述了“法”的內涵,“法之正人,如廌之去惡也”,“引申為模範之稱。木部曰模者,法也;竹部曰範者,法也;土部曰型者,鑄器之法也”。基於字源可見,“法”是準則和規範。

 

 

《黃帝四經》這種由“天道”而“法”的思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與戰國社會的大變革密切相關的。眾所周知,在戰國時期,舊的生產關係逐步瓦解,新的地主階級不斷崛起。新崛起的地主階級要求取消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建立更加平等的社會秩序。同時,生存的壓力和發展的需要也迫使各諸侯國不得不實行變法維新。從吳起、李悝、商鞅等比較有影響的變法者來看,他們大多屬於法家。他們在各國的變法無論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富國強兵的種種努力。特別是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更是使秦國後來成為各國中力量最強的國家。因此,道家黃老學派在融合和吸收諸子百家思想的過程中,對法家思想給予更多的關注。這種情況也在《黃帝四經》中得到反映,故而該書包含著豐富的關於“法”的思想,其第一篇《經法》中的第一小篇《道法》開篇便說“道生法”。《黃帝四經》這樣闡述“法”的本質和內涵:“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殹(也)”(《經法·道法》)。所謂“曲直”是行為或運動的方向,“得失”是對行為或運動結果的判斷。照《黃帝四經》的立場,聖人所建立的“法”既是行為或運動本身的規則,又是行為或運動結果的判斷標準。有了“法”,普通人就有了對自己行為及其後果進行判斷的依據,《經法·道法》謂:“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遵循“天道”而建立的“法”為聖人提供了另一種管理天下的手段,故而《經法·道法》稱:“事如直木,多如倉粟,鬥石已具,尺寸已陳,則無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已具,則治而制之矣。”《經法·君正》說:“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稱》曰:“案法而治則不亂。”這些論述表明人類社會不僅要尊崇天地之道,而且要以道為法的根據,從而使一切活動依道法而行。

 

 

以天、地、人三維時空相互對應為範式的《黃帝四經》不僅崇尚道法,而且宣導“無為”。《黃帝四經》認為,“無為”是道的本質屬性,“無為其素也”(《道原》),主張以“無為”治天下。《稱》曰:“聖人不為始,不剸(專)已,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十六經》中的最後一篇說:“事恒自施,是我無為。靜翳不動,來自至,去自往。能一乎?能止乎?能毋有己,能自擇而尊理乎?紓也,毛也,其如莫存。萬物群至,我無不能應。”這裏所謂“一”可以理解為統一於“道”,而“止”也就是止於天、地、人三維時空相應的“無為”精神。《黃帝四經》指出,萬物各有形有名,抓住形名可以瞭解和認識事物的發展和運動過程,《經法·道法》曰:“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為刑(形)名聲號矣。刑(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跡匿正矣。”根據事物的形、名及其相互關係,認識和瞭解事物的發展和運動過程,並以天道和法作為規範進行管理,聖人就可以“無為”而治了。《經法·論約》曰:“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名。刑名已定,逆順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後參之於天地之恒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是故萬舉不失理,論天下而無遺策。”儘管《黃帝四經》採納法家刑名之說,但最終卻強調“參之於天地之恒道”,充分表現了文化時空上天、地、人“三才比觀”的管理思路。

 

 

綜上可見,《黃帝四經》以道家思想為基礎,通過融合和吸收其他諸子百家,尤其是法家的學說,構建了天、地、人相互對應的文化時空和內蘊天道、法和無為精神的三維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的背後蘊含著深刻的哲理認知,一方面體現了戰國時期道家黃老學“天人合一”的宏觀思考,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社會秩序的重新整合趨勢。

 

 

三、《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的社會訴求及其歷史作用  

 

傳統禮制的破壞不僅造成諸侯國之間的混戰,也造成了諸侯國內部社會秩序的混亂。《漢書·食貨志》曰:“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社會的無序嚴重威脅著諸侯國的生存和發展。《黃帝四經》曰:“國失其次,則社稷大匡”(《經法·國次》)。先秦諸子的興起,為各諸侯國實行社會革新奠定了理論基礎。尤其應該看到的是,以法家人物為主導的變法活動不僅力圖建立一種以法為規範的新的社會秩序,而且期盼獲得富國強兵的效果。然而,必須指出,法家對“法”的過分強調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社會矛盾加劇和社會關係緊張。《黃帝四經》在融合和吸收法家思想的同時,對其進行改造,反對片面強調刑治,而是主張刑德並用。《十六經·觀》曰:“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與德。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後刑以養生。”《十六經·姓爭》曰:“天德皇皇,非刑不可。繆(穆)繆(穆)天刑,非德必頃(傾)。刑德相養,逆順若成。”與刑德並用相關聯,《黃帝四經》還提出了文武並行的主張。《經法·君正》曰:“天有死生之時,國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胃(謂)之文,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胃(謂)之武。文武並行,則天下從矣。”《黃帝四經》儘管融合和吸收了大量的法家思想,但其理論核心仍然是道家黃老之學,其所希望建立的社會新秩序從理論上說是以道為本根的。《十六經·成法》曰:“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複一,民無亂紀。”文中所謂“一言”強調的是政令的簡明扼要和統一,而“複一”則表現了複歸本始的“大道”理趣。就這個角度來看,《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的基本社會訴求也就是要因名責實,由實而本,從而建立一種象地厚德載物、法天自強不息、循道周而復始的具有廣容精神的社會新秩序。

 

 

《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的另一社會訴求則在於實現富國強兵。《黃帝四經》認為,統治者運用法以使民之行為“約定成俗”,按照天道之“時”使用民力,因順自然之道以賞罰,才能實現“號令發必行”和“動之靜之,民無不聽”的目標,從而實現富國強兵。《經法·君正》曰:“號令發必行,俗也。男女勸勉,愛也。動之靜之,民無不聽,時也。受賞無德,受罪無怨,當也。”《經法·六分》曰:“主執度,臣循理者,其國霸昌。”同時,《黃帝四經》指出,富國強兵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黃帝四經》首先分析了實現富國強兵的基本條件及其邏輯過程,《經法·君正》曰:“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知地宜,須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佴(恥),有佴(恥)則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則守固單(戰)朕(勝)之道也。”然後提出了具體的計畫和措施,《經法·君正》曰:“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從其俗,則知民則。二年用(其德),民則力。三年無賦斂,則民有得。四年發號令,則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則民不幸(倖)。六年□□□□□□□。(七)年而可以正(征),則朕(勝)強適(敵)。”這個“七年規劃”涉及民風民俗、社會道德、經濟增長、政令稅收的逐步推展及其依據,表現了作者立足于民的政治哲學精神。

 

 

馬克思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頁)。用這一歷史觀來透析《黃帝四經》,我們就不難明白天、地、人文化時空相互對應的三維管理模式及其承載的循道、守法、無為思想乃是社會自然歷史過程的反映,它表現了戰國時期人間秩序的整合要求,故而其出現具有必然性。

如果說《黃帝四經》在戰國時期主要是以學說的形式存在,那麼到了漢初則逐步化為一種社會政治實踐。經過秦代連續多年的戰爭,到了漢初人心思安。與此同時,遭受嚴重破壞的社會經濟也需要恢復。出於休養生息的渴望和總結秦朝滅亡教訓的需求,統治者選擇了以清靜無為為大旨的黃老學作為指導思想。《史記·曹相國世家》中記載了曹參對漢惠帝說的一席話:“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當時百姓對於曹參的政策,讚頌道:“蕭何為法,覲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這種融通“道法”內容的“無為”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對《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的運用。

 

 

漢初以道為宗,並且融合“法”的因素而成的“無為”政策,不但實現了社會休養生息的目的,而且促進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文景之治盛世局面正是在《黃帝四經》等黃老之學著述流行的背景下出現的。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可以說為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社會管理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漢初流行的黃老學儘管由於淡化“君權神授”的問題,最終被董仲舒的新儒學體系所代替,但《黃帝四經》所建立的三維管理模式及其承載的精神卻沒有因此而消亡,而是滲透於後來的社會管理系統,並且在多次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當前,我國仍然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就經濟管理和社會管理而言,都需要做許多調適工作。不管是從宏觀還是微觀角度看,一項適應社會發展要求並且具有權威性的制度安排及其有效實施,對於社會或部門的發展都有著巨大的規範和促進作用。因此,我國在深化改革過程中,越來越強調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研究《黃帝四經》三維管理模式,認識和瞭解其思想內涵有利於我們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的管理文化時,注重其與本土文化的融合和銜接,從而有助於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同時又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新的管理體系和管理模式。

 

 

 

參考文獻:

古籍:《荀子》,《舊唐書》,《元史》,《明史》,《老子》,《韓非子》,《魏書》,《左傳》,《尚書》,《漢書》,《史記》等。

[]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996年:《論實證精神》,黃建華譯,商務印書館。

[] 馬克思、恩格斯,1995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

郭鹹綱,2003年:《西方管理學說史》,中國經濟出版社。

郭鹹綱,1999年:《西方管理思想史》,經濟管理出版社。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1976年:《經法》,文物出版社。

[]許慎撰、[]段玉裁注,1981年:《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舜、宋春豔,2006年:《論科學技術發展對管理模式的影響》,載《科學管理研究》第5期。

陳鼓應,2001年:《黃帝四經今注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

[]朱熹,1983年:《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宗教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审批号:04BZJ001

[] 关于此四篇古佚书的名称,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说法。唐兰等学者认为此四篇即为《黄帝四经》。本文采纳此说,以《黄帝四经》指称《老子》乙本卷前的《经法》等四篇古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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